港台文学

从朱西宁浅谈乡愁文学

摘要：针对台湾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50年代末所形成的乡愁文学，其中既有一般作家的乡愁文学也有军旅作家的乡愁文学，如林海音、余光中、朱西宁等人。本文主要想通过对朱西宁的生平以及对其代表作《铁浆》的分析进而对台湾乡愁文学有一个不同角度的认识。

关键词：朱西宁铁浆乡愁文学

很早就对朱西宁有关注了，他自幼爱好文学，虽身在军旅，却能坚持写作，因而成为台湾军旅中出名的作家。当时，他和段彩华，司马中原被誉为台湾陆军中有名的“凤山三剑客”，是台湾文坛上蜚声海内外的著名作家。他的作品题材广泛，手法多变，亦有实验性质的作品，长于描写百姓生活。

台湾乡愁文学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1949年海峡两岸被人为地隔绝之后，两岸的同胞骨肉分离寻根谒祖和领略华夏大好河山的愿望，可碍于海峡两岸的隔绝，却无法实现，他们的乡愁带有很大的遣憾意味；还有一部分是从台湾到海外去的一些台胞，他们同时系念着海峡两岸的土地和亲人，其乡愁建立在复杂的心情上。固此，这些人借助于文学来抒发自己的怀乡念亲的思想感情，乡愁便成为台湾当时特定环境下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的一种文学题材。乡愁文学也可以看作是文学现象。

早期的朱西宁通过《海燕》和《只人行》等作品,表达了个人如何在风暴中飞越祖国山川投向自由的生命成长过程, 也歌颂了青年从狂激到冷静、从柔弱到坚强的独立和自信。“海燕”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种隐喻,象征着暴力侵凌下坚强不屈的民族意志。这一时期的朱西宁, 文笔还稍显稚嫩, 文字也不够洗炼。但在数年的磨炼之后, 朱西宁在1958至1959年短短的两年时间之内,就相继推出了《骡车上》、《祖父农庄》、《生活线下》、《再见,火车的轮声》、《偶》等多部作品。此时朱西宁的文笔已经分外轻灵, 写作技巧亦日趋圆熟。除了以上作品, 还有《贼》、《黑狼》、《英雄,吊在桦树上》、《列宁街头》等。大体说来, 这一时期的朱西宁, 思想的触角尖锐而锋利, 每一篇作品都讲求精度一与纯度, 和早期的作品相比, 显然前进了一步。在20 世纪70 年代至80 年代初, 他已“悄然完成了他自己的文学革命”，并开始了小说语言实验及乡土文学之旅。而奠定他在文学上的地位的是乡土怀旧小说。一、《铁浆》作品的分析

在《铁浆》这部作品当中, 读者借助联想与想象, 将具体的日常生活事物——铁路、火车、风炉通过言语符号约定俗成的联系赋予了铁路、火车、风炉以具体的形象, 并将这一形象本身与小说所虚构的意向性世界——上个世纪末中国北方一个偏僻小镇上发生的老故事加以关联。铁路的形象在小说中出现得最早, 并且出现的频率最高, 它贯穿了故事的始终, 结构了故事中人物的命运。故事的开始,人们就在为洋人将把铁路修过小镇的事议论纷纷,而后来出现的小插曲,即量了铁路又不见火车的影儿,这搞得人心惶惶。同时,在铺铁路的当口,又发生了“转包”事件, 将人们的慌乱情绪推到了极致。在孟昭有和沈长发进行血拼较量的时候,远处的铁路正在金石铿锵地修筑。血拼有结果的一刹那,铁路通火车了。这是火车意象的第一次亮相。文中有着这样的语言“孟昭有忽然把上身脱光了，赤着膊，长辫子盘在脖颈上，扣着结子，喊道：“各位，我孟昭有包定了；是我儿子的了！”说着，一个纵身跳上去，托起已经流进半下子的端臼。“我包定了！”他冲着沈长发吼出最后一声，擎起双手托起了铁浆臼，擎得高高的，然后把鲜红的铁浆灌进张大的嘴巴里。铁浆劈头盖脸浇下来，一阵子黄烟裹着乳白的蒸汽冲上天际去，发出生菜投进滚油里的炸裂声，那股子肉类焦燎的恶臭随即飘散开来。孟昭有在那一阵冲天的烟气里倒下去，仰面挺在地上。他整个脑袋完全焦黑透了，无法辨认那上面哪儿是鼻子，哪儿是嘴巴。恰在这时，火车的汽笛长长的、响亮的长鸣一声。”[1]从此,铁路与火车的意象不再单独出现,而是并驾齐驱于作品之中。铁路通车以后, 火车与铁路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小镇人们的日常生活里。与此同时, 孟昭有的儿子孟宪贵正在挥霍老子用命换来的财产。故事的结尾,也是小说的开头,小镇上下了两夜零一天的、少见的大雪。火车因雪阻没有开进来。这时,孟宪贵悲惨地死掉了。风炉的形象在故事情节中只出现了一次,“这是一个落雪天。鼓风炉的火力旺到了顶点，蓝色的、红色的和黄色的火焰，抖动着，抖出刺鼻的硫磺臭。炼铁师傅的铁杖探进炉里搅动，雪花和喷出的火星厮混成一团儿。鼓风炉的底口扭开来，第二炉铁浆缓缓地流出，端臼里鲜红浓稠的岩液一点点地增多。”[2]即孟昭有和沈长发血拼的最后一个回合,孟昭有生饮铁匠鼓风炉中的铁浆,与沈长发一决雌雄的时候。但在整部小说中的出现却不止一次。

对于整部小说来说,“铁路”是现代机械文明、工业文明的象征,“风炉”是古老传统习俗的象征, 而“火车”则是“铁路”（现代文明）与“风炉”（传统习俗）冲突与撞击的具象化。故事一开始,人们因为铺设铁路而惶惶不安,在这个死水般的小镇上掀起了微澜。这意味着传统、

保守、封闭、麻木的社会在遭遇到另一种闻所未闻的文明冲击时,对对方产生了某种因神秘而引起的宗教式的敬畏,并由这种敬畏生出对自身生存的担心和内心深处的恐慌。在铺铁路时发生的血腥包盐事件将古老习俗对现代文明的恐惧与抵抗表现得淋漓尽致。孟昭有的愚顽逞傲不仅仅是针对其具体的对手沈长发, 从潜意识来说更是针对这一现代文明的突然进攻所作出的反应。吐着红红火舌的风炉正是他疯狂愚顽、自我毁灭的传统习俗意识的具象化。有趣的是在孟昭有喝了铁浆倒下的瞬间, 开进小镇的火车拉响了第一声汽笛, 使得人们还以为是孟昭有临死前的尖叫。

二、朱西宁身上所体现的乡土情怀

朱西宁对中国大陆土地的想象,毫无疑问是出自于一个年轻军人对故乡的怀念之情。因此,他对1949年前中国文学传统的召唤, 情感动机显然大于艺术动机。其次,在使用悬疑、张力、传奇等艺术手法来置换现实文学的批判主题时,朱西宁似乎也在自觉地培育着一个他个人的意识形态系统, 即有意识地规避社会中的一些敏感领域。在当时那样一个政治高压的年代, 我们当然可以理解朱西宁当时的状况,何况他还是一个军人。但是, 我们不能否认的是, 朱西宁是一位自发性的传统文化的承继者和维护者。朱西宁的“乡土情怀”，也不同于台湾乡土文学运动所提倡的以“台湾为中心”的地域概念, 而是根植于工业现代化对田园生活的破坏所带来的忧虑。

海德格尔认为，艺术石人类的栖居，栖居于显现着的存在之中。栖居是人类的回归家园。通过栖居，人类认识到其存在的“根基”。1992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现代大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说：艺术是历史的乡愁。人类精神有“重往故乡”的“回溯性”，通过文学形式这种“表面的复古”，而达到对人类失去的东西的寻找，以此表示对现实的审视和探讨。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讲，朱西宁那种追求最纯真的感情上的乡思才是最文学、最高贵的。

三、乡愁文学的思考

一九七七年下半年, 台湾乡土派和现代派作家爆发了一场大论战。《仙人掌》余志田绕乡土文学展开讨论, 是这场论战的导火线。朱西宁撰文,称“乡土文学, 乃地方主义文学, 反对提倡方言文学, 还有人认为乡土文学已失去原来的质朴本色,沦为宣泄仇恨意识的工兵。这一年八月, 彭歌发衣了《不谈人性, 何有文学》一文, 严厉批评了王拓等乡土作家的文学观, 指责乡土派作家以阶级论否定文学所应有的人性与自由。紧抉着,余光中发表了《狼来了》, 文章以息晦的笔法, 指责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