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的朋友圈

陈垣的朋友圈

作者：王凯

来源：《同舟共进》2019年第03期

今天知道陈垣的人已经不多了，即使听说过这个名字，大概也就知道他是一位学者，当年曾与陈寅恪、钱穆、王国维并称“史学四大家”，还当过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仅此而已。

其实真实的陈垣并不是干巴巴的老学究，他和普通人一样，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也有许多情投意合的朋友。梳理陈垣的朋友圈，我们发现他的朋友大都是学术中人，有着令人炫目的成就。陈垣曾说“无友不可以成学”，从他与朋友的交往中可以看出，他们这一群体之所以能够成功，固然与其天赋和努力密不可分，但更重要的是能够认识到各自的长处和短处，彼此之间取长补短，互相切磋——这是陈垣和他的朋友们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遗产。

胡适

陈垣与胡适的友谊始于1920年代初。

陈垣1880年出生于廣东新会一个药商家庭，家境富裕，他的祖父在老家为9个儿子建了9栋一模一样的房子，有厢房，有厨房，有客厅，有卧室；房后小山坡还种满了竹子和果树，院墙都用石头砌成。陈家经商出身，家里几乎没有人读书，但陈垣的父亲非常开明，希望儿子能够有所作为，因此不惜重金供他念书。陈垣读书很杂，不符科举考试八股文的路子，但从小就养成了博览群书的习惯，这为其后来从事史学研究埋下了伏笔。

辛亥革命前，陈垣在孙中山影响下办报宣传革命，民国后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从此定居北京。陈垣与交通系的梁士诒是广东老乡，1921年12月，梁士诒任国务总理，陈垣在其手下当过半年左右的教育部次长，当时教育总长黄炎培未到任，部务由陈垣代理。后来由于政局动荡，陈垣逐渐转入学术界，潜心于治学和任教，1922年到北京大学担任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当时胡适正在北大任教，两人大概就是此间相识的。据《陈垣与家人》一书考证：“1922年2月19日，胡适之在平民中学演说，并且在此前为该校校歌作词。这所专收贫苦学生的中学创办人和校长就是陈垣先生，所以二人最晚在此时已相识了。”

1922年3月，北大《国学季刊》编辑部成立，胡适兼任编辑部主任。次年1月，《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正式出版，胡适发表了著名的《发刊宣言》，提出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当时陈垣已经从事宗教学研究，他在《国学季刊》上相继发表了《火袄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摩尼教残经》和《元西域人华化考》上半部。陈垣的这些论著，可以说是胡适《发刊宣言》最有力的体现，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心志和治学理念相通，他们的私谊也从此开始。

1920年代末胡适到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校长，1930年5月辞职。11月28日，胡适一家离开上海到北平，主持中国教育文化基金会的编译委员会，并应北大校长蒋梦麟之邀，兼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胡适在北平的新居在地安门内米粮库4号，是一座宽绰的大洋楼。几乎就在同时，陈垣也被聘为北京大学名誉教授，并且于1932年8月21日从丰盛胡同18号搬到米粮库1号，和胡适成了邻居。

1933年初，陈垣的朋友、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华。2月12日，陈垣以北平著名的谭家菜宴请伯希和，前一天便致函邀请胡适作陪：“丰盛胡同谭宅之菜，在广东人间颇负盛名，久欲约先生一试。明午之局有伯希和、陈寅恪及柯风荪、杨雪桥诸先生，务请莅临一叙为幸。”伯希和是20世纪上半叶最杰出的西方汉学家，对东方历史、语言、文字都有深入的研究，对陈垣的道德学问更是极为推崇。1933年4月15日离开中国时，伯希和对胡适等前来送行的人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

陈垣与胡适在米粮库为邻期间，两人之间的交往明显增多，但多以通信为主。在《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中，收录了陈胡两人来往书信36通，写于这一时期的有24通，占了大部分。两人毗邻而居，有事情可以当面交流，也可以打电话，为什么还要写信呢？陈垣后人陈智超这样解释：

他们都是忙人，很难抽出完整的时间，来作长时间交谈，而他们讨论的问题，又不是仅靠电话就可以说清楚的。用写信的方式，正可以弥补上述两种方式的缺憾，既可以见缝插针，抽出零碎的时间来写信，又可以把电话中说不清楚的问题谈清楚。我们应该庆幸，正是由于采取这种方式，为我们留下了两人交往的重要实录。

全面抗战爆发后，胡适南下参加庐山谈话会，后来又出任驻美大使；陈垣则留在沦陷的北平继续主持辅仁大学。两人虽然天各一方，却都惦念着对方。1940年1月，陈垣在致家人的信中不无惆怅地说：“胡（适）、陈（寅恪）、伦（明）诸先生均离平，吾文遂无可请教之人矣。非无人也，无不客气之人也。”1943年夏，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在《读陈垣史讳举例论汉讳诸条》的后记中写道：

我们作了多年的邻居，享受了多年的论文切磋之益。他的《元典章校补》我曾替他写两万字长序。现在我们相隔几万里，不知何时才得重有聚首论文之乐。所以我很诚恳的把这两篇避讳的文字奉献给我的老朋友、老邻居陈援庵先生！

抗战胜利后，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两人在北平重聚，但随之国共内战又起。1948年12月13日夜，胡适写给陈垣一封关于《水经注》研究的信，《水经注》是胡适晚年学术研究的重点，陈垣曾给他提供过资料。但胡适没有等到陈垣的回信，两天后，他匆匆登上南京派来的飞机，离开北大校园。一年后，身在美国的胡适自抄致陈垣的这封信，他在附记中写道：“这是我在北平最后的一封论学书，12月14日寄出，15日我出北平了。陈垣先生没有答复我问的话。”

对国民党极度失望的陈垣拒绝了南京政府要其南下的要求，留在了古都北平。1949年1月31日，70岁的陈垣步行十余里，和学生们在西直门大街上欢迎解放军入城——在大变局面前，陈垣与胡适的价值观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分歧。

1949年5月，香港左派报纸发表了辅仁大学校长陈垣致胡适的公开信，一对老友从此天各一方，再也没有见面。

陈寅恪

史学界素有“南北二陈”之说，“南陈”是指陈寅恪，“北陈”则是陈垣，陈垣和陈寅恪既是史学同行，又是一对相知甚深的好友。

1926年初，正在欧洲游学的陈寅恪受好友吴宓推荐，与当时的学界名宿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道担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这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清华四大导师”。

国学研究院于1925年9月9日开学，到校最早的是王国维，4月17日即搬运书物来校，与研究院主任吴宓一起参与了研究院的筹备工作；赵元任8月到校，梁启超9月8日到校；陈寅恪1926年初回国，在家侍奉生病的父亲，直到7月7日才来北平。得到消息后，吴宓马上去陈寅恪住的旅馆见面，第二天与陈寅恪来到清华园。在陈寅恪初到清华的这段日子里，吴宓陪着他四处参观、拜访。7月13日晚，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吴宓介绍陈寅恪与陈垣见面。这是“二陈”之间的第一次会面，吴宓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宓独坐，待至六时许，陈垣来。七时，陈寅恪来。宓请二君用西餐，为使寅恪与陈垣谈其所学，且入清宮参观也。晚十时半始散。”

陈垣和陈寅恪经常在学术上切磋砥砺，来往较多，很快便成为好友。1930年，陈寅恪写成《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后送陈垣阅正，陈垣指出首段因“误检年表，致有讹舛”。5月9日，陈寅恪分别致信陈垣和胡适，内容相似，类似今天的“群发”：“拙文首段误检年表，疏忽至是，可笑之极。乞勿以示人，以免贻笑为幸。”

1920年代初，陈垣以教育部次长身份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当时北京文化界爱国人士，为阻止敦煌珍贵文献被继续劫掠外流，组织了敦煌经籍辑存会，从事敦煌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陈垣组织人员将图书馆内珍藏的敦煌经卷8000余轴考订、编成目录，命名为《敦煌劫余录》。《敦煌劫余录》完成后，陈垣邀陈寅恪为之作序，陈寅恪在序言中对陈垣此举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抗战爆发后，陈寅恪离平南下，后来从西南联大辗转去了香港。陈垣留在沦陷的北平，心情极为苦闷，这种苦闷只有在历史研究中才得以抒发。1940年，陈垣写出了《明季滇黔佛教考》，这是他在抗战期间的一部重要著作。当时陈垣长子陈乐素正在香港英华女子中学教书，《明季滇黔佛教考》完稿后，陈垣写信对陈乐素说：此书舍陈公外，无合适作序之人也。”后来陈垣把目录寄给陈寅恪，并表示为了这篇序言，这部书可以推迟出版。陈寅恪接到陈垣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