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的新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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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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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从理论上来讲，不同的治史方法和研究视角会使新闻史的研究产生不同的流派。而在众多流派中解释性新闻史，重视在社会变革的大环境中去解释新闻事业的走向，强调媒体产生、发展的原因，还强调所谓伟大人物对新闻事业的影响。从作者本身的角度来看，作者的学习、生活等社会经历，学科背景都影响着研究的方法和视角，其次作者写作的环境、年代、写作的目的等都是不可忽略的影响因素。

本文就将以解释性的方法对报人张季鸾的新闻思想做出梳理，对其间的变化予以补充和分析。

1941年9月6日，《大公报》主笔张季

鸾逝世于重庆市中央医院。国共两党要人都为其哀悼，缅怀其精神，国共两党的领导人都对他做出了极高的评价，这是非常罕见的事情。张季鸾一生以办报为职业“自辛亥革命以还，无时不以善尽新闻记者之天职，其对于国族有所贡献”（遗嘱）。虽然各方对张在某些事件中的所为，看法不一致，但是对其在新闻工作中的成就是无法否认的。张季鸾一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他的新闻思想也随之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张季鸾（1883—1941）生于山东省邹平县，其父为邹平县知县，作为父母官的他虽小心翼翼，但是并不得上司的喜欢。张从小就爱读书“十岁左右，文章已能成篇”，而且关心国家大事。由于张父的病逝，他跟随母亲回到祖籍陕西榆林，在回到祖籍之前，他已经看了不少郑观应、康有为等人的书和严复的译著，“逐渐萌发了爱国救国的思想”。回到榆林以后，他求学于大儒刘古愚

先生，并在那里结识了于右任，这对他以后从事新闻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契机。

在张季鸾的前期办报生涯中，自由主义报刊的理念深深的影响着他。他于1905年留学日本，在去日本的船上，他邂逅了一个在之后与其有着密切联系的人，那就是胡政之，也许当时他们都没有意识到，今后两人会有怎样的合作。张去日本之前在上海逗留的几天，看到了“过去想看而未看过的章太炎作序的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等以及《苏报》《时务报》等残本”。这些反映出，张季鸾在去到日本之前就已经有了追求自由的思想，而到了日本之后，接触的又多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理论。他到了日本之后，考入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攻读的是这个政治经济学，这对张以后的政治主张（主要体现在其评论中对中共两党的态度）是由这一定的关连的。张季鸾在日本留学的五年多的时间里，受到了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张留学日本期间，也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力量转移到日本并且在日本有了一定发展的时期。当时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并且大力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张季鸾也感受到了这样的气氛，可是在友人劝其加入同盟会时，他却婉言谢绝了，他认为“做记者的人最好要超然于党派之外”，这也使他后来为新记《大公报》定下的八字方针显得不足为奇，他在此时已经对办报的一些理念有了自己的看法。

张季鸾在日本留学期间，除了学习外，还对东京等地出版的报纸，如《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报纸尤感兴趣，并且在留日

再析张季鸾的新闻思想

彭健楠

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文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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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他在陕西同乡创办的同盟会的陕西分会的刊物《夏声》中人主要编辑和撰稿人，虽然他拒绝了加入同盟会，可是却没有放弃在其创办的刊物中人编辑的机会，后又与其侄子创办了《陕北》杂志。在多年后，于右任怀念他的诗句中有“发愿终身做记者，春风吹动耐寒枝”的语句，可见其对新闻事业的执著，也显露了其新闻思想已经有了初步的形成。

应该说张季鸾真正的记者生涯是从

1911年回国之后，在于右任的《民立报》担

任编辑工作开始的。这已是于右任继《神州日报》《民呼》《民吁》之后的报纸，他不惧挫折，继续宣传革命。当时正值时局动荡，时事激烈变动，辛亥革命的前期，这时的报纸与时事联系最为紧密，也最能体现办报人的观点。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季鸾加入《民立报》，领略了当时报纸所表达的革命思想以及报纸在思想表达上的优势之处，这对其之后认为用报纸应有表达社会责任之用产生了影响。

在1926年，张季鸾与胡政之、吴鼎昌合办新记《大公报》之前，张还曾经由于于右任的推荐，短暂的成为了孙中山先生总统府的秘书，有过一段非常短的政治生涯。他在这时发了中国报纸第一份电报给《民立报》，报告了孙中山就职的情况，这也表现了他虽处政职，却依然对新闻工作兴趣浓厚，至于为何坚持不加入任何党派的张季鸾会接受这样的安排，就不得而知了。

后来他两度入狱的经历，从侧面可以看出，他已经对报纸应对国事发表看法有了体会，并且对民主、自由的认识更加深刻。这两次入狱都是由于在报纸上披露了当权者的丧权辱国的行为所致，作为一位文人，张季鸾在此期间先后创办了几分报纸都未获成功，虽然遭到了失败，却更坚定了他办报的观点和立场和办一份独立的报纸的信念，同时他的所作所为在同行间以及民众间的声誉也日渐高涨起来。

张季鸾办一份独立报纸的愿望终于在

1926年得到实现，并且在新记《大公报》复

刊号头版发表的社评《本社同仁之志趣》中提出了著名的八字办报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这一宗旨后来也成为《大公报》的社训。

这样的方针的提出并不是偶然的。言论应该建立在报社经济独立的基础上，张季鸾早在1924年为《新闻报》30年写纪念祝词时，说称赞该报将报业“视为一种纯粹商业，不假政治之力，不仰人力资助，独立经营以维持而发展”，这种将报馆视为独立职业的思想被张带到了《大公报》，也被后人津津乐道。此方针的提出，要使张季鸾目睹了当时新闻界中存在的一些落后、腐败的现象之举。张刚到《民立报》之时，这是武昌起义胜利的时候，从几份报纸对起义的报道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当时的《申报》在此期间发表了题目为《革命军与政府》《今日各种人之心理》《大战后之危害》等，尽显了中立以及对革命的恐惧。而当时以锐意革新为特色的《时报》是在辛亥革命前一年创办，可是对革命的态度却如其评论《优乱危言》，以为革命是惨剧，对革命痛心疾首，并且对封建的王朝统治抱有幻想，透露出的时想以维新方式来取代革命的思想，其态度通过评论让人看得一清二楚。可当时张季鸾所在的《民立报》对革命的态度与上截然不同，表现出了对革命乐观、积极的态度。根据徐铸成的判断，当时张用笔名在《民立报》上也发表了评论，对当时局势的不明朗以及当权者的为己私利和对革命的迫害等做出了犀利的评价，这也为以后其办报风格打下了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向主张报馆为独立职业的张季鸾强烈的显示了其“为国”的思想。时局国事的日趋没落，唤起了张伤国忧民之心，由于其小时候受其父的影响，对百姓甚是关心，并且师从大儒刘古愚先生更是使其受中国传统道德的影响，文人则应在国危难之时挺身而出，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在抗战期间，张季鸾多次写评论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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