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碑学兴起的历程和意义

清代碑学兴起的历程和意义
作者：张孜
来源：《艺海》2017年第12期
〔摘要〕书法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和正源。

随着满人入关，自晋开始的帖学风气受清代金石学和书论的影响，使碑学风生水起，成为书法的一个新方向，并造就了一批碑学书法家，形成了书法史上的新高峰，对后世影响深远。

〔关键词〕清代碑学变革创新
一、清代碑学的兴起
碑学是指研究古代碑刻的书法史论观点，鉴别碑刻的年代真伪和取法于碑刻创作风气的一门学问，也指崇尚碑刻的书法流派。

随着清朝入关推翻了明朝的统治，从晋代开始的帖学垄断，逐渐被清代书论所影响，使得碑学成为清朝书法的一个新方向。

康熙、雍正、乾隆诸朝为了稳固江山，采取了文武并施的政策来压制人民，缓和、转移矛盾，加强了思想文化的控制，特别是乾隆时期文字狱的盛行，使得知识分子远离了政治、文化，当时的知识分子不敢在思想领域自由探讨，就将注意力转移到金石考据等方面对书法进行研究。

清早期邓石如等书法学者就发现了南北朝碑刻书法的艺术价值，清代金石学的兴盛，逐渐对当时的帖学产生了巨大冲击，当时的帖学并没有特别作为，这就给碑学的发展留下了很大的一片空隙。

晚清时期阮元、包世臣和康有为三个人的书论，为碑学的兴起起了一个先导作用，正如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所说，“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

不同于帖学表现出来的浓重书卷气，碑学的书法审美追求的是一种质朴、厚拙、刚健豪放之美，具有雄厚的金石气。

在清代，帖学书法与碑学书法两种书风并存。

阮元提倡南北书派论，将妍美的书法墨迹纳入南派“帖学”范畴，把古朴粗犷的碑刻归为北派“碑学”领域，之后更有包世臣在阮元的基础上推波助澜，碑学思想逐步取代帖学成为主流。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明确指出了：“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

尊之者，非以其古也。

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毕备，四也；笔法舒长刻人，雄奇角出，应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五也。

有是五者，不亦宜于尊乎！”至此之后，碑学盛行，其价值也得到大家普遍认同。

二、清代碑学的发展
从古至今书法发展的巨大成就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单一的推崇帖学这种学书之路，让书法的发展延缓了脚步。

自晋唐以后，书法并没有走向更高的艺术高峰，反而滞后了。

直到清朝碑学的兴起，可说是给书法的發展带来了活力，改善了书法发展缓慢的状况。

碑学的大兴，造就了一批碑学大师，自此之后书法又呈现岀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

清代书法变革的标志是碑学的兴起，这是书法艺术发展规律的反映。

碑学地位的上升和金石学密切相关，清代金石学为书法的转型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它是文化变迁的产物。

随着出土的文物日见增多，访碑、学碑形成风气。

金石学家的眼界并不局限，挖掘残石断碑，甚至是民间的散石小件。

碑刻上的文字为书法文字有处可寻，文字学取得的成就为书法艺术提供基石，所以当时许多书家同时还是金石学家，金石学与书法创新结合，他们为清代碑学发展打好了坚实的基础。

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确立了汉碑的地位。

在当时文字资料的基础上，阮元重新审视了当下的书法风格，提出碑、帖两大派以及地域书风的观点，他推崇北派为书法正宗，呼吁弘扬古法，有了书论的根据观点，大家争相学习。

他指出了帖学的弊端，动摇了帖学的地位，让自宋代以来帖学的独尊不复存在，继而又倡导北碑，使得北碑在长期的没落之后重燃光芒。

在阮元之后，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将碑学系统化，除了受到同时期邓石如等人的实践启发之外，阮元作为碑学理论的奠基人对其书学理论启示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

包世臣为汉代以来的笔法起源做出评析，崇尚碑学，为书法指岀了新途径，影响到后来的书风改革。

清中叶之前，碑学的地位十分低微，学碑之人也并不多。

是阮元、包世臣和康有为三人的书论和影响，让碑学的地位步入了正统。

他们转换了当时的书风，引领了时代的潮流，促使清代的书法进行了全面的变革与创新。

晚清是清王朝由兴盛逐步走向衰败的时期，包世臣和阮元的书论处于清代帖学和碑学转换的时刻，他们最大的特点是倡导了清代书法风气的改变，形成了碑学的洪流。

清代书法碑学复古思想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与清代早、中期社会文学艺术的思潮分不开的，清代金石学对书法界的复古思潮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由经学家对古代经书进行实事求是的考证和评论，金石学和书法文字学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对书法艺术的发展是一股推动上升的力量。

金石学者们的大量访碑活动，出土了大量碑刻，人们得以摹拓研究进而流传下去，除了研究碑刻上的文字，碑刻上的书法也渐渐引起大家浓厚的兴趣。

清代书法家傅山因与顾炎武等金石学家有密切往来，受到同伴影响也热衷于访碑，自然而然影响到了他的书学思想，他的思想转变在某种程度上标志了碑学思想在书法界的启蒙。

之后郑簠取法汉碑，并结合篆意草法，这就形成了书法艺术上的风格创新，营造出与前人不同风格的书法并成为清代第一个碑学书法家。

朱彝尊对古器、碑砖之类极有兴趣并大量收集，著有《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因为他的金石爱好，他的书法也受到影响，多带有金石趣味，他在隶书方面成就最高。

扬州八怪中金农
擅长金石鉴赏，他的隶书已没有了帖学的痕迹，书法线条浑厚像刷漆似的，当时还有“漆书”之称。

“耻向书家作奴婢，华山片石是吾师”一句中表明了他决心脱离帖学，并鼓动大家一起反叛帖学的意气。

在金农之后阮元所著《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对北碑大为赞扬，为北碑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更为清代碑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三、清代碑学兴起的意义
清代碑学的兴起首先丰富了书法界的创新，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扬贴、崇贴；其次顺应而生的碑学挽救了当时帖学的低迷书风。

清早期碑学，金龙、郑板桥成就最大，他们在篆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尤其是隶书碑刻方面的成就。

清中叶，金石考据之风盛行，大量金石出土，学碑之人更多了，碑学大家辈出，例如尹秉绶和邓石如，而在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的极力推崇下，碑学确立了书法的正统地位，之后造就了一大批对后世有影响力的书法大家，如杨守敬、张裕钊、赵之谦、吴昌硕等。

至此书法发展又到了另一个新高峰，这和取法碑学，挽救帖学的靡弱是分不开的。

从王羲之、王献之开始，上至帝王，下至士大夫无人不热爱书法，而大家一味地模仿“二王”，使得风格相似，无法摆脱“二王”书风的束缚，在书法史上的风格也不强，没有形成独特的艺术特征。

单一的崇尚帖学和效仿晋唐学书，使得晋唐以后的书法陷入困境止步不前，生气不足，书法艺术发展缓慢。

到清代碑学大兴，名家辈出，众书法家和书论家在书法创作上取得的成就与晋唐时期遥相呼应，为书法艺术注入新鲜活力。

艺术创作最难能可贵的便是创新，而清代碑学的兴起体现了“变”的可贵思想。

每个杰出的艺术家都有着自己独特鲜明的风格，是与别人不同的，没有风格的艺术不会流传久远，没有风格的书法艺术亦然。

清代碑学的形成在书法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笔，它体现出的创新思想对后人有很大启发作用，正因为“变”和独特性，碑学书法艺术思想才得以不断地传承和发展。

清代书法在中国书法的发展史上经历了一场艰难的蜕变，它突破了自宋朝以来帖学的束缚，开创了碑学的新天地，其中在篆隶和碑学书法方面的成就尤为显著，可以与唐代楷书、宋代行书、明代草书相媲美。

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进化一样，书法艺术也要历经时代的洗礼，在不断的发展进化过程中完善壮大。

清代碑学书法家们的创造性作品和他们的创新精神为中国书法注入了活力和暖流，将书法艺术又推上一个新高度，使得书坛十分活跃，呈现出勃勃生机，流派纷呈，一片兴盛的景象。

清代碑学兴起的重要意义，体现在书法发展史上的变革与创新上，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叶鹏飞.碑学先声——阮元包世臣的生平以及艺术[M].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
[2] 朱天曙.中国书法史[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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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M].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