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奇迹的一般意义

中国奇迹的一般意义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最封闭的国家之一。

1978年中国人均GDP只有155美元，还不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数492美元的三分之一；出口占GDP的比重只有4.7%。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

1978年以来，中国年均GDP增长率达到9.7%，在人类经济史上还未有过先例。

到2014年底，中国的经济规模扩大了28倍，人均GDP达到7500美元，跻身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贸易方面，1978年以来年均增长率高达16%、对外贸易总额增加了209倍，2013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

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国内人民生活得更好，还推动了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6.8亿人摆脱贫困线，而世界其它地区的贫困人口不仅没减少，还有所增加。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帮助东亚各国摆脱危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推出“四万亿”，拉动其他新兴市场走出危机，也帮助发达国家稳住阵脚。

一、中国奇迹与后发优势
为什么中国能取得这样的奇迹？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了解事物的本质及其背后的决定因素。

经济快速发展的表现是人均收入的提高，本质则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的快速提高其实是一个现代现象。

18世纪前，西欧国家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只有0.05%，即人均GDP需要1400年才能翻一番。

19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这些西欧国家人均GDP的增长率变为1%，即只需要70年收入就能翻一番。

增长加速的原因是在工业革命后，技术创新的速度加快，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同时新产品和新产业不断涌现。

发达国家为了经济持续发展，必须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

但是区别在于，发达国家已经拥有最先进的技术和附加价值最高的产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要自力更生，面临巨大的研发成本。

发
展中国家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已有的技术和产业，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具备后发优势，可以用低风险和低成本的方式推动经济的发展，从而获得更高的经济增长率。

二战之后，全世界有13个经济体将年均7%或者更高的经济增长率维持了2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中国成为这13个经济体中的一员。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才获得发展的原因是之前的发展战略没有利用后发优势。

当时认为要想实现民富国强的建国目标，中国就得拥有和发达国家一样的重工业和国防产业，但是重工业和国防产业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和保密性要求，发展这些产业违背了中国的后发优势。

同时，这些产业对资本的需求量很大，不适合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经济体，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根本没有自生能力。

为了保护这些产业，必须举全国之力压低原材料和资本价格。

靠这种方式，中国建立起了先进的重工业，取得原子弹和人造卫星等成就，但是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价格扭曲、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改善，人均GDP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大了。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改变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模式，转而发展技术含量低、产业规模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这些产业符合中国劳动力多的比较优势，有竞争力，可以占领国内外市场，促进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增长。

同时，依靠竞争力创造的产业利润可以用于资本积累，使资本逐渐从相对短缺变得相对丰富，为产业升级奠定了基础。

二、中国奇迹与双轨制
二战之后，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在推行与中国相似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一开始的五年到十年，出现投资拉动的经济高速增长，但之后各国普遍面临经济停滞和危机频发，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其他国家也在同样寻求出路。

然而，它们的转型没有像中国一样成功，反而遭遇“失去的20年”。

转型战略决定转型成败。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转型时，政府干预经济、要素和产品价格扭曲、国有产权为主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

当时作为主流思想的新自由主义提出了华盛顿共识：发展中国家必须进行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取消政府干预，同时充分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如果按照华盛顿共识进行休克疗法，会导致受保护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崩溃，造成大量失业，引起社会动荡和政局不稳。

同时，这些产业与国家安全和现代化有关，为了保证其生存，政府只能投入更多的隐性补贴，补贴的效率更低，还易引发贪污腐败等问题。

中国的做法则是推行渐进的双轨制改革。

首先，继续给予重工业必要的保护，维持经济社会稳定。

其次，放开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准入资格，使企业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生产有竞争力、成本低的产品。

同时为了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和生产环境，建立经济特区或工业园。

为了提高国际买家对中国产品的信心，政府招商引资。

经济快速发展积累起来的资本促进产业不断升级，也给中国解决重工业没有自生能力问题提供了资源和条件。

因此，中国采用不同于国际主流思想的转型策略，实现了稳定式发展。

三、发展的代价：收入差距、腐败与环境恶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很多成就，但也付出了不少代价。

首先是转型带来的收入差距和腐败问题，其次是与发展相关的环境恶化问题。

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的原因在于中国推行的是渐进式双轨制改革。

为了保证没有自生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存活，要给予它们各方面的保护和补贴，比如通过银行和股票市场提供低成本资金。

拿到资金补贴的是收入相对高的大型国有企业，而收入相对低的中小企业却无缘补贴，最终是穷人补贴了富人，拥有资金分配权的政府官员也有了腐败的机会。

资源价格上的双轨制同样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和腐败。

改革开放前，矿山企业属于国营，免费获得开矿权，但是产品价格低廉。

改革后，矿产资源价格和国际接轨，但开矿权售价低，导致想获得开矿权的人对有权者寻租。

此外，为了保护资本密集型产业，维持了电力、通讯产业的垄断。

收入分配和腐败问题是中国双轨制改革的代价。

在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时的保护和补贴对国有大企业是雪中送炭，维护了经济社会的稳定，是正确的做法。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收入中等偏上的国家，很多原来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已经具备国际竞争力，这时的保护和补贴就变成锦上添花，非但不必要，反而有很大的社会成本。

因此，中国的改革应该与时俱进，取消对大企业的补贴。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
市场供需决定价格，减少政府的人为干预，取消垄断、引入竞争。

做到以上几点，就能够釜底抽薪的解决收入差距和腐败问题。

当然在这过程中扬汤止沸的反腐行动也很重要。

环境恶化问题有三个主要的成因。

第一，中国处于制造业为主的发展阶段，能源使用和污染排放比农业经济和服务业经济高。

英国、德国等老工业化国家以及日本、韩国等新工业化国家在同样发展阶段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第二，中国的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污染性高，加剧了环境问题。

第三，地方政府的环境执法不严，对企业环保设备运行的监管不力。

要想缓解环境问题，短期内应加强环保执法，中期内应使用清洁能源，但要想根本解决环境问题，关键还是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尽快让中国进入发达国家阶段，使优势产业从制造业转向能耗低、排放少的服务业。

四、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可实现7%的增长
在“新常态”下，政府提出7%的中高速增长目标，但很多国内外学者抱有悲观态度。

他们认为中国已经高速增长了三十多年，超越了所有的历史经验，因而难以持续。

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似乎印证了他们的看法。

我认为，发展中国家能够高速增长多长时间取决于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即后发优势。

人均GDP是个很好的衡量后发优势的指标。

2008年中国人均GDP为同年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台湾在1975年和韩国1977年同美国的差距。

后面这些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维持了20年7%到9%的增长。

因此，中国在2008年后还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

当然潜力的实现需要合适的内外部条件。

从外部条件来看，发达国家很可能陷入长达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低速平稳增长期，因此中国不能再依靠外需带动增长。

再看内需，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投资机会很多，城市基础设施的需求很大，改善环境和城市化也需要大量投资。

另一方面，中国投资的资金也比较充沛。

政府财政状况良好，民间储蓄率高达50%，外汇储备达到3.8万亿美元。

当经济下行到一定程度后，政府可以利用相对较好的财政状况进行反周期干预，拉动民间投资，创造就业和增长。

中国完全有可能在未来五年或更长的时间充分挖掘8%的增长潜力，在外部条件相对不好的情况下实现7%左右的增长，在2020年进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

五、中国奇迹的一般意义
二战之后，全世界共有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但是只有13个经济体变为中等收入国家，绝大多数经济体深陷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

发展中经济体有没有可能实现过去36年中国那样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奇迹有没有一般意义？答案是肯定的。

在一定的条件下，各个发展中经济体都有持续高速发展的潜力。

上述条件包括：首先，必须按照国家的比较优势，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其次，充分利用后发优势，降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成本。

从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甚至赶超发达国家；最后，在转型过程中，不仅要建立有效的市场，政府也要因势利导，维护政治经济的稳定，中国的渐进式双轨制的改革经验提供了参考。

如果能做到上述几点，任何发展中国家都应有中国这样的高速增长。

中国不仅希望自身富强，也希望世界上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实现现代化。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本文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在“2015经济中国高端论坛”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