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名现象说明学有余力非常重要 陈省身点拨少年班学生别考满分

十名现象说明学有余力非常重要陈省身点拨少年班学生别考满分
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上学时成绩在十名左右徘徊，而哥哥朱筑文则一直保持班级第一。

工作之后，朱棣文当上教授时哥哥是副教授，朱棣文获得诺贝尔奖时哥哥当上正教授。

杭州天长小学教师周武将这一现象称为“第十名现象”：小学期间前几名的“尖子”在升入初中、高中、大学（乃至工作之后）有相当一部分会“淡出”优秀行列，而许多名列第十名左右的学生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竟很出人意料地表现出色。

在以培养优秀人才为己任的刘道玉看来，知识能力的过度开发会抑制人的能力和发展。

保持第一名要用掉学生太多的精力，状元不能代表什么。

“北大清华几乎招去了所有的状元，他们培养出来的人才又怎么样？如果继续争状元，过去让我钦佩的北大清华就没有前途没有希望。

”
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朱清时非常赞同刘道玉的观点。

他说，数学大师陈省身生前为中科大少年班题词：不要考100分。

朱清时解释，原生态的学生一般考试能得七八十分，要想得100分要下好几倍的努力，训练得非常熟练才能不出小错。

要争这100分，就需要浪费很多时间和资源，相当于土地要施10遍化肥，最后学生的创造力都被磨灭了。

实用主义击溃一些大学最后底线社会上腐败现象都可在大学找到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幽默地指出，大学生世俗化很厉害，过去杜甫说“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现在一些学生在校园里泉水就已经浊了。

朱清时也是这个观点，贪腐之风进入校园，高校道德高地已经失守，社会上很多腐败现象都可以在大学里找到。

高校对学生应该是科学素养、人文素养、道德的全面培养，而文凭泡沫让高教背离了教育的本意。

不仅忽视了学生的成人成才教育，连专业课都是一个“混”字！他用一名留学生的经历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一名在麻省理工学院（MIT）读大二的中国留学生是世界奥林匹克物理竞赛金奖获得者，高中毕业被保送北大。

他觉得大学的日子基本上是在“混”中度过：一个学期选10门，甚至更多的课都没问题，只要考试通过就可以了。

到了MIT，虽然只选了5门课，但他感到异常的繁忙：每门课老师都要求大量的阅读，有的课还必须做大量的实验，稍微掉以轻心就跟不上。

晚上在图书馆熬夜看书到深夜更是十分普遍。

这名留学生感叹：“我以前上的哪是大学啊！”
与会者认为，一些中国高校在飞速壮大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甚至丢掉了它的老师—苏联高校和美国高校的治学精神。

钱理群欣喜地告诉大家，在基层中小学教师中，出现了一批教育理想主义者，他们用静悄悄的方式开启教育改革。

他们值得大学教师学习。

教育需要乌托邦不能再让铜臭腐蚀大学精神
”
张新生22:54:54
刘道玉，32岁在讲师的位置上当了副教务长，39岁任武大党委副书记，43岁当上教育部高教司司长，48岁任武大校长，54岁被免职，后来创办民办小学的教育实验也失败了，却不
改初衷。

他认为，大学必须返璞归真。

要彻底摒弃豪华办学的做派，使大学回归到中世纪的模式，因为那时大学“没有任何我们认为是显而易见的物质存在的属性”。

在科学研究中，有些研究项目并不需要经费，如牛顿和爱因斯坦的重大发现不需要一分钱。

因此，当代一味的追求豪华、浮躁和铜臭味腐蚀了大学的灵魂，致使大学精神丧失殆尽。

西南联大的案例屡屡被提及。

这所在民族危难之际临时组合的大学，就是欧洲中世纪大学的活样板：在庙宇或简易平房上课，教授住土坯农舍，入不敷出，需要典当家产养家糊口。

但是，她在8年间却创造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从她培养的学生中涌现出了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7个“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和172个中外籍院士。

教育需要乌托邦。

“年近八十的刘道玉说，柏拉图设想的由“哲学王”治理的理想国，终究没有建立起来；卢梭设想的爱弥尔式的理想公民，也没有培养出来，但《理想国》和《爱弥尔》却成了2000多年来人们仍然阅读的教育经典。

卢梭曾经说，“只要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尔》留存在世，纵然所有教育著作被毁，教育园地依然还是馥郁芬芳。

”这就是理想的作用，它们会激励人们在理想的道路上前行。

教授热衷做官高校“去行政化”非一声口号可成
中国青年报2012-5-3
责任编辑郝保明
4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其中提到“对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积极探索管办分离的有效实现形式，逐步取消行政级别”。

近几年，呼吁作为公益服务类事业单位的高校“去行政化”，取消行政级别的声音一直存在。

此次《指导意见》将高校等公益服务性单位“逐步取消行政级别”置于事业单位改革的路线图中，也让这个连续多年在全国两会上讨论热烈的话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尽管“高校去行政化”的呼声不断，但是，很多专家和高校人士认为，目前高校在“去行政化”方面没有实质进展，取消行政级别也多停留于喊口号。

也有专家认为，在目前现实条件下，高校取消行政级别还面临着困难。

高校能否逐步取消行政级别，高校“去行政化”究竟难在哪，是否存在突破的现实途径？
让大学摘“官帽子”的呼声不断
2007年，国内高校发生多起教授与行政领导的“冲突”事件，高校的内部矛盾逐渐演变成为公共事件。

当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博客上发表《也许，我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一文，自述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冲突”。

“张鸣事件”的争议尚未结束，著名教授何家庆也公开表示，因无法忍受大学行政化给自己的学术研究造成的羁绊，向安徽大学提出了提前退休的申请。

一个多月之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原教授邹恒甫在博客上贴出给教育部部长的公开信，称光华管理学院开除他的教授职务是“院长残酷对待手下教授”。

在一直痛批高校“行政化”和“衙门化”的张鸣看来，大学教授和行政领导爆发冲突只是表面怪状，“官僚思维”充斥于大学和“学术评价扭曲”是高校“行政化”所带来的更为严重的问题。

“行政化首先会影响高校的办学思维，使其成为‘官僚思维’。

比如，有些大学在选择重点
学科的研究内容时，不是考虑自身的优势和传承，而是要跟着文件走。

”张鸣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现在是官越大，资源就越多，学术资源按照权力来分配，所以教授们也争着当官。

高校里有一些人，有什么需要研究的问题就去找院长，而不找真正对此有研究的学者。

”张鸣大为感叹。

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开始进行关于学术研究的“官味度”研究。

顾海兵在对某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评委的研究中，将60位来自各高校的评委按其职务级别逐一赋值，最终得出结论：60位专家的“官味度”高于副校长级。

因此，他将该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戏称为“一个大学（新老）校长联合会”。

清华大学原校长顾秉林在批评高校“行政化”时也说到，“学校内部的‘行政化’主要是受官本位的影响太重。

有些时候处长们会影响着太多的学术资源，有些地方甚至在学校里安排退休干部，这对学校的“行政化”管理影响太大“。

教授热衷于做官，崇拜行政级别，也成为高校见怪不怪的现状。

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葛剑雄在接受采访时谈到：“很多年轻有为的教授愿意有个行政官职做，这个职务的重要性超出了他作为教授的重要性。

本来行政系统应为教授以及教学科研服务，现在为什么倒过来了？无非就是因为他们手里集中的权力比较大，实际待遇比较好，前途好，社会影响力也比较大。

”
“大学校长作为有行政级别的官员，在办学过程中对上负责，不是对教育负责，不是对师生负责。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的观点更是鲜明。

高校“行政化”的弊端显而易见。

近几年，很多政府官员和大学校长都曾在公共场合表示，支持高校“去行政化”。

2010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跟网友在线交流时说：“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大学最好不要设立行政级别。

”
同年，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谈到教育改革方案时也表示，教改工作将“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
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随着高校“去行政化”的呼声越来越高，不少大学校长也表示，赞同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

2010年，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在全国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支持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我自己正在做这方面的思想准备。

大学是学术机构，不应该按照行政部门来进行管理，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是一大趋势，在将来肯定会实现”。

2011年，同样是在两会期间，面对媒体“如果有一天，大学不再有行政级别了，你们的工作和生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的提问时，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委员回应说，“我个人赞同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我作为校长，平时也没有这种级别的感觉。

”
高校不能承受的无行政级别之“轻”
尽管在公共场合一再表示坚决赞同高校“去行政化”，但实际上，对于取消高校行政级别这个问题，一些大学校长仍有些“纠结”。

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纪宝成在谈论“是否应该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时，直言不讳地说：“如果全社会都是以行政级别为导向，那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

”
在此之前，纪宝成也曾多次批评高校“行政化”。

2009年，纪宝成在参加高等教育论坛时作
了“关于学术权力的几点思考”的演讲。

他遗憾地讲到：“我曾亲眼目睹一位年轻的处长把一位老教授教训得说不出话来。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开始在意‘位子’而不是教学质量”。

纪宝成的“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之说一时引起争议，也有大学校长和教授认为纪宝成的话道出了高校的“为难之处”。

“大学是要跟社会各个方面打交道的”，葛剑雄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比如，大学的图书馆要订港台的报刊就有规定，只有局级以上的单位才能订，不是局级以上的单位，就不能订。

又比如，我们学校有一定的行政级别，所以我们办理出国手续由学校审批，否则就要由市政府和省政府来审批”。

虽然纪宝成也表示“我举双手欢迎大学没有行政级别时代的到来，没有行政级别的这种社会变革相信会逐步扩大”，但是让他担忧的是，“在全社会都有行政级别的情况下，单独把大学的行政级别取消了，学校和社会的交流，比如资源配置、人才交流、信息沟通等等这些就失去了重要的基础”。

另一个事实是，高校行政人员的待遇往往与行政级别挂钩。

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曾很坦诚地说，“取消级别后，今后开会要习惯坐最后一排，坐飞机不能再走VIP通道，失去阅读学习某些文件的机会，也要做好不当干部的准备”。

有人提出“取消行政级别将对高校不利”的说法，遭到了质疑。

“取消行政级别对大学不利，这是典型的官本位思维。

所有世界一流大学，其地位的获得，靠的都不是行政级别，而是教育质量和学术成就。

”熊丙奇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取消高校级别、实行校长公开遴选，首先必须打破来自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包括拥有级别的校领导、高校内庞大行政机构的众多行政人员。

大学应该根据自身发展情况来设计管理体制，并建立脱离于官本位体系的教育价值体系。

大学不能满足于成为‘一级政府’，学校领导不能把自己定位为官员。

”
然而，在高校“去行政化”的实践中，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却坦言：“我们去掉行政级别之后，政府和相关教育部门面对没有级别的南科大，觉得凡是可以管的事情都要来管，而且会按照行政部门对教育的理解来管。

”
有专家认为，不能把高校“行政化”问题只归结于行政级别，“行政化”问题的实质是“行政部门的权力过于集中”。

高校内部面临着如何处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而高校外部也需要行政部门放权。

“有行政级别不等于一定要‘行政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很多大学的领导都有很高的行政级别，比如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但并没有人反映‘行政化’。

他们同样可以平易近人，同样可以跟教授打成一片。

”葛剑雄说，“可是为什么近年来就‘行政化’了呢？那是因为行政部门的权力过于集中。

”
对高校而言，学校领导变动也与行政级别紧密相关。

近几年，教育部直属高校出现几次较大规模的领导人事调整，除了校际交流任职，还有一部分新任校长是由教育部门官员出任或者地方官员转任，高校领导和行政官员之间存在较频繁的流动。

去年，有多所“985”大学更换了校长。

曾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张尧学在“空降”中南大学之前，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

新任天津大学校长李家俊，在调任天津大学之前，身兼天津市委科技工委书记、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市知识产权局党组书记等职。

此前，公众所熟知的几位大学校长，如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纪宝成曾任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原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

周其凤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2001年从北京大学副教务长调任国务院学位办主任，先后在教育部多个司级机构任职，2004年出任副部级的吉林大学校长职务，2008年又回到北京大学。

顾秉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不要现存的行政级别，那么将来政府从学校里选人，
怎样进行制度衔接，这都需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