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电视选秀节目的“故事化”倾向

浅谈电视选秀节目的“故事化”倾向

一篇关于选秀节目策划的文章这样说到：“参赛选手作为活动的主体，要尽可能地立体化展示自己，除了要展示多样才艺外，还要能挖掘选手‘背后的故事’：一个能反映选手勤学苦练的感人故事、一段能反映选手不怕困难的成功经历、一句能感动观众的话……这些都能成功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才艺大家都有，关键就是要如何塑造选手不同的个性，突出选手的差异性，哪怕适当暴露一下选手的小毛病、小缺点也是可以制造出吸引人的噱头的。”

故事化，是中国电视选秀节目的一个特色。

乔雯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描述了这样一群人；他们每个人讲述一个故事，而人们不仅对故事本身感兴趣，对讲述故事的人也感兴趣，因为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是真实的。对于选秀节目叙事系统而言，观众同样拥有选择让哪一个选手讲述故事的权力，拥有是否认可经过制作体系修饰的故事的权力，甚至拥有利用真实的素材去书写自己想要获得的故事的权力。

比如“超级女声”，它展现纯粹女性爱与梦想的主题，同时将这种主题加入了“自我”与“自由”等不考虑世俗因素的成分。这种叙事在彻底遵循大众选择的同时，也将故事彻底的单纯化、单一化，最终得到了最多观众的喜爱。虽然，“超级女声”的大部分故事都与选手的女性特质密切相关，观众讨论的兴趣点也着重落在了那些女性选手在人际关系上的手段与世故。但是，与“超级女声”有关的种种故事，多数还是以“只想唱歌”的单纯梦想赢得了十分丰富的情感形式。但“加油，好男儿”制造出的男性故事便相对复杂一些。由于在世俗意义上，男性的生存较女性面对着更多社会与政治的因素，又因为受众群体多为女性观众，使得“加油，好男儿”又进一步介入到了“男色绊闻”与“潜规则”等维度之中。因此，对于这档一开始便定位不清晰的选秀节目而言，尽管拥有着“男孩成长为男人”的官方主题，但由于面对的是集权性、操纵性强较强的制作机构以及相对成熟的运作机构，导致“加油，好男儿”更多是通过摆上台面的男性厮杀来进行情感的传递。而这种厮杀又隐隐令人感到众多参赛选手只是一个个在无情机构操纵之下的棋子，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因此，从“加油，好男儿”选手身上诱发而出的故事常常充满着一种类似“祭品”的仪式感。

在一些节目中也存在残疾人的表演。对于残缺身体的视呈现并不是选秀节目的真实目的，而是通过这样的身体来突显“实现身怀绝技的普通人的梦想”以及一种另类的美才是选秀类节目在内容上的真正意义所在。“无臂钢琴师”刘伟表演的是用脚弹奏钢琴，节目中基本回避其身体缺陷的细节展示，只是从侧面表现其弹钢琴的姿态，并且镜头不多，只点到为止。反倒是其优美的钢琴音乐以及镜头中所竭力表现的俊美脸庞更加能够彰显出刘伟的意志与残缺身体的神圣。同一节目中的单腿男青年翟孝伟与单臂女青年马丽的优美合舞，则将千万观众打动。这种残缺本身体现的是人的不完美。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或者说完美本不存在。因此“根据我们的信念与举止来判断，残疾才是标准的形态———不是美貌、不是英俊，也不是被精心雕塑过的，晒过的、调养过的或装饰过的装饰身段。”正如第一届《中国达人秀》进行比赛时，东方卫视品牌营运总监陆伟所说: “广电总局认为，我们节目的导向很好，鼓励各种身份的平凡人、身体有残缺的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展示梦想。”

在电视选秀节目中所展示的选手，无论是李宇春这样的中性形象，还是刘伟用脚趾弹奏钢琴，也是平均年龄52 岁的时尚七太的青春洋溢，他们都达到了与观众有效表述、交流、沟通和传播的目的，并成为提升竞争日益激烈的收视率的重要保障以及满足更多商业资本的需要。尽管能够明显地看出这些都是处心积虑的商业运作和文化工业的产品，反映出正处于消费社会语境下中国当下的某些审美情趣，但同时也体现出选秀节目的叙事特征。

中国人搜索行为”研究中心发布的《2007电视选秀节目研究》显示，中国观众对于选秀节目选手的喜爱，己涉及到了义气、淡定、孝顺等各种各样的细微、复杂的维度指标。这样一个难以用具体竞赛标准去判定的庞杂价值系统表明：制作方的修饰行为，远非短信投票这样一种单一的叙述方式所能驾驭。因此这种“故事化”电视节目的叙事，客观上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独特的视觉效果，不可避免地满足了观众观看奇观与自我满足及自我激励的

欲望，并带来了对影像身体消费的惊人收视率。

综合分析目前的国内电视选秀节目，“故事化”的选秀节目有共同的表达方式，即煽情。选手自身忘情表演；评委点评煽情落泪；节目现场的选手亲属和朋友煽情；节目现场的选手支持者和粉丝提升节目气氛；节目主持人煽情。由此看来，能在电视画面上出现的人员基本都曾泪眼迷离。而这些眼泪的背后正是电视选秀节目煽情化的作用，而煽情的源头，则是一个个选手背后的抑或是塑造的故事。

煽情在国内电视选秀节目中相当普遍的被采用，而且在运用的手法上也是大同小异，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形式。1、放短片。这种短片一般都是介绍选手鲜为人知的一面，内容大都涉及悲惨的身世、艰苦的岁月、参赛的历程等，突出选手为了追求理想而不畏艰难的执著和毅力。2、请亲朋。把选手的亲属或朋友请到现场，讲述一些和选手之间感动的小故事，当场为选手加油鼓劲。3、出道具。找到一些对于选手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物品，这些物品有些可能已经丢失，节目组又将这些物品找到，勾起了选手对于往事的难忘回忆。4、打电话。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让那些无法到达现场但与选手有深厚情谊的人员与之现场对话。这些人员大都与选手久未见面甚至失去联系，但是对选手有知遇之恩或鼎力帮助等感人至深的行为，燃起了选手心中感激的情慷。在此基础上，选取伤感、哀愁的音乐作为背景烘托气氛，再加上节目主持人的添油加料，一个眼泪横飞的煽情场面基本炮制出炉。

煽情化虽然有设计的成分，但眼泪大都是选手们情难自控的产物，这从中略微体现了“真人秀”节目的特点即“看起来是真实的”。因为给观众这种真实的感觉，在一定程度上大大提高了节目的观赏性。但是由于煽情化用得过多，使得选秀节目呈现了“滥情”的倾向。比如；2006年东方卫视《加油!好男儿》中就因为男选手的哭哭啼啼造成了一些观众的反感，甚至有评委当面指出选手爱哭。

不同于电影、电视剧等完全虚拟的叙事，选秀节目的选手、评委以自身真实的实体身份进入到了选秀节目这场叙事中。尽管他们各自在节目中的人物形象经过了制作方的修饰，但是这仍与电影、电视剧中那些被扮演的角色存在本质区别。真人秀节目制作方一系列的修饰行为建立在一个个具备真实感、现实感之上的选手身上，从而获得可信度与戏剧张力。因此，节目制作方在选手身上塑造出一系列形象，观众则拥有了选择的权力；他们可以选择喜爱这样一个形象，进而相信之；他们也可以选择不喜爱这样一个形象，进而冲破它作为一种修饰的存在，走入选手在选秀节目之外的现实生活，在那里寻找他们所喜爱、认同的部分，重新形成选手的履历。

正如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会与主动与网络上热门的“粉丝”百度贴吧进行互动合作，甚至让选手在百度贴吧里和他们产生互动。除了那些网络之上“选手故事”的讲述，办演唱会，拍偶像剧，这种将一个故事建立在另一个故事的基础上的各种形态的讲述，都成为选秀叙事系统在突破电视节目形态之后获得的扩展方式。

尽管选秀的“故事化”存在着很多弊端与局限，但种种支离破碎的形式却给予了观众发挥主体能动性的空间，从而进行意义的赋予与情感的放置。也正是这种能动性的发挥，粘合平滑了选秀节目之中那些突兀的断裂。在这个基础上，作为对结局充满强烈期待的叙述者，以及对完美叙事结构有着强烈要求的读者，在接受层面上主动调和了选秀叙事的种种矛盾，进而构建出了一个完整的叙事系统。

于是，一个典型的悖论就是，当电视娱乐节目避让政治意识形态的规训而进行叙事方式的革命时，又不幸落入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圈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