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乌江自刎”的史学和文学上的考辩——与冯其庸先生商榷
收稿日期:2008-12-16
作者简介:任 荣(1984-),男,安徽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研究方向:古典戏曲。
项羽“乌江自刎”的史学和文学上的考辩
———与冯其庸先生商榷
任 荣
(安徽大学中文系,合肥 230039)
摘 要:冯其庸先生在2007年发表了一篇题为《项羽不死于乌江考》的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议。笔者通过
对地方志和相关材料的阅读,认为冯先生的观点尚值得商榷,并认为《史记》的记载没有问题,身死东城和乌江自刎不矛盾。“乌江自刎”故事的源流也并非是从元杂剧开始的,而是从敦煌变文开始就有“乌江自刎”的明确记载。
关键词:项羽;阴陵;乌江;东城;敦煌变文
中图分类号:I276.3;K8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21(2009)02-0099-06
项羽“乌江自刎”的故事一直是千年来长久不衰的传说,在文人群里,在普通民众中,“乌江自刎”永远是热闹的话题。长久以来项羽自刎于乌江这个结论一直被人们认同和接受。1985年计正山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项羽死于东城(今安徽省定远县)。这篇文章曾经引发了一时的轰动。2007年冯先生发表了《项羽不死于乌江考》的长文通过论证将“项羽不死于乌江”这个观点再次提出。笔者通过文献的阅读和考订,认为“乌江自刎”和“身死东城”并没有矛盾,“乌江自刎”是可信的,而最早记录“乌江自刎”明确字样的也并非元杂剧而是敦煌变文。
一、阴陵、乌江和东城三地的考辩
冯先生首先在文章中列举了《项羽本纪》中的关于“东渡乌江”的“两个矛盾”,“`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这话是说项羽自己想渡乌江,乌江亭长是顺着他的思路劝他速速渡江。不料项羽却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好像他根本没有想渡乌江……这是矛盾之一。”“`乌江亭长檥船待',这句话让人产生错觉,好像乌江亭长和项羽都已经在江边的渡口了。而实际上项羽并未离开东城,也已不可能离开东城……这是文章明显的纰漏。这是矛盾之二。”根据文本推测的这“两个矛盾”,冯先生认为“所以以后各家的注释,也往往随之差错”,于是一步步地产生了“乌江自刎”的说法。
论证“乌江自刎”这个观点的成立关键在于搞清楚《项羽本纪》中看似矛盾的三个地理方位的关系。如果可以合理的解释其中的关系,那么原文中看似矛盾的“矛盾”就不矛盾了。那么“乌江自刎”也就合理地成立了。先将原文引列如下:
于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项王渡淮,骑能属者百余人耳。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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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关键的地点就是“阴陵”及“大泽”、“东城”和“乌江”。这几个地点决定了“乌江自刎”之说的可能性。所以这也是本文考证的关键之处。为了弄清楚当时的地理状况,我先将当时的地理行政划分介绍一下。
秦朝时将全国划分为郡和县两级行政单位。当时的东城和阴陵分别属于东城县和阴陵县,俱属九江郡。①而乌江在秦时则为乌江亭,不是一个县,虽然与历阳县(今安徽省和县)接壤却隶属东城县。《太平寰宇记》载:“乌江县本秦乌江亭,汉东城县地。”[2]关于乌江在秦时属于东城县这一点,冯先生不赞同。冯先生根据《史记·灌婴列传》的记载“下东城、历阳”,认为“历阳距东城二百四十里,也就是乌江所属的县,因为离东城还远,所以下东城以后再走二百四十里才能到历阳(乌江)。所以下东城在先,下历阳在后,不是同一时间。”于是冯先生得出结论“如果当时东城辖地包括乌江在内,则司马迁只要说`下东城'就够了,没必要再说`历阳'。”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理解主要是冯先生可能不了解秦汉时历阳的地理位置。今天的历阳在和县的城区,乌江也在和县境内。然而明代嘉靖年间修的《和州志》,清代陈廷桂编纂的《历阳典录》均认为乌江属东城县,古历阳也并非今日和县的历阳,为什么?秦汉时期的历阳县是在今与和县邻接的含山县。陈廷桂的《历阳典录》对此记载甚详。陈廷桂为清乾隆年间乙卯科二甲一名传胪,[3]是地道的和县人,对和县的地理非常熟悉,而且学识修养较高。他编纂的这部《历阳典录》对家乡的山川、风俗记录翔实,可信度高,今有同治三年的官刻本。据《历阳典录》卷二“郡邑”条载“历阳秦县,汉因之,新莽曰明义。东汉以来仍为历阳县。明裁县于秦汉之际,曾没为湖。古城当在麻、沣二湖中。汉后乃徙今州城内。《含山志》云:`历阳县有二,秦之历阳县至宋元尚仍其称,即今含山县治。明初改和州为历阳。'”[4]关于“明初改和州为历阳”这是不确切的,陈已经在后文驳斥了,因于本文无关,故不引。从这里记载的文字可以知道,古历阳早已沉没在湖水中。更有唐·刘禹锡《历阳书事七十四韵》为证“一夕为湖地,千年列郡名。霸王迷道处,亚父所封城……”[5]所以今天的历阳非秦汉时的历阳。秦汉时的历阳在今天的含山县境内,与东城县距离是比较近的,并非冯先生所说的那么远。“下东城、历阳”其实是可以同时完成,因此乌江亭在秦时隶属东城县是没有问题的。
阴陵和东城在什么位置呢?据《史记·正义》(下文简称《正义》):“《括地志》云:`阴陵县故城在濠州定远县西北六十里。'《地理志》云:`阴陵县属九江郡。'”东城县据《史记·集解》(下文简称《集解》):“《汉书音义》曰:`县名,属临淮。'”,《正义》:“《括地志》云:`东城故城在濠州定远县东南五十里。'《地理志》云:`东城县属九江郡。'”这与道光年间修的《定远县志》记载相符合。②这样秦汉时的乌江、阴陵、东城、历阳四地的今天地理位置就十分明确了。古阴陵在今定远县的西北部,古东城县在今定远县的东南部,古历阳在今含山县境内,隶属东城县的乌江在今和县东北四十里的乌江镇。③而今天的全椒县则在秦汉时被东城和历阳“瓜分”。今《全椒县志》认可此说“全椒为九江郡东城(故城在定远县东南),历阳(故城在今和县)两县地。”[6](这里关于历阳故城的介绍错了,笔者注)。从空间方位上来看它们的位置如下:历阳和东城接壤,东城与阴陵比邻,东城位于阴陵的东南,历阳位于东城的南边,乌江则是东城县与历阳交界处。
据《项羽本纪》的记载,项羽是先到了阴陵,后向西迷失道,陷到大泽里,后才到了东城,东城距离乌江二百余里不可能迅速到达,所以自刎的地点应该是在东城。这是冯先生根据注解推断出来的。但是注解也有错误的,关键在于阴陵在哪里。《项羽本纪》的原文“项王至阴陵”,《集解》和《正义》将它注为“阴陵城”,“阴陵城”则在定远县西北。冯先生根据自己的实际调查在阴陵故城的西边找到了大泽并且确定为阴陵泽,于是确认文中的“阴陵”就是定远县西北的“阴陵城”。事实上,注释只对了一半。《正义》和《集解》认可的“阴陵城”在定远县西北,是没有错的,但是本纪里的“阴陵”却并非“阴陵城”。笔者认为项羽迷失道的阴陵应该在别处,那么在哪里呢?我们先看一段文字“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正义》:“期遇山东,分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羽处。《括地志》云: `九头山在滁州全椒县西北九十六里。'《江表传》云: `项羽败至乌江,汉兵追羽至此,一日九战,因名。'”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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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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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定远县志》和《全椒县志》均有记载,无争议。
《定远县志》卷三“舆地”之“宫城”条“`阴陵城'县西北六十里镆釾山南,周围二里故址犹存”,“`东城'县东南五十里”,《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G].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钱穆先生在《史记地名考》里已证明“乌江浦今安徽和县东北四十里。”《史记地名考》[M].台湾:三民书局,1984(民国七十三年): 537。
先生和计正山先生遍访全椒县和和县均未发现“九头山”,于是认定“九头山”是注释无中生有。其实并非如此,“九头山”确实不在全椒县而在和县。那么计正山先生为什么找不到呢?因为“九头山”早已改名字了,现在叫做“阴陵山”。据何绍基等纂修的《重修安徽通志》卷三十二“舆地志”之“山川”条载“九斗山,全椒县东南二十五里。《州志》云:`即阴陵地也。'《括地志》`项羽走至此与汉兵一日九战,因名。'《寰宇记》`一名隐陵山,今山石犹有磨刀砺镞之迹。'”[7]可以看出《正义》里的“九头山”就是“九斗山”,“九斗山”今名“阴陵山”,其周围的地区叫做“阴陵”。这个“阴陵”才是项羽真正迷失道的地方。由于行政区域划分的不断变化,处于全椒县和和县交界的“阴陵”一直是在两县的辖区内变来换去,直到后来划分归和县。和县的地方志等史料对此记载颇多,试看几则材料:明代嘉靖年间和州知州易鸾纂修的《和州志》卷二“疆域志”之“山川”条载:
阴陵山,州城北八十里,即项羽迷失道路处,山水而多石;上有刺枪坑,阔二尺许。石◆水四时常清,相传为项羽立枪之地。[8]
康熙朝修《全椒县志》卷三:
九斗山南三十里,一名阴陵山。项羽兵败东渡乌江途经此,与汉兵一日九战斗,故名。史称北谯太守陈所除阴陵戍主是也。①
《嘉庆重修一统志·和州直隶州》载:
阴陵山,在州北八十里接江浦县界。《舆地纪胜》“在乌江县西北四十五里。即项羽迷失道处,《州志》“山小多石上有刺枪坑,阔一丈许,石罅水常清相传为项羽立枪地。”[9]
《历阳典录》卷四“山川二”载:
阴陵山,州北八十里。[10]
清《直隶和州志》[11]则在“舆地志”之“图说”条用地图明确地标出“阴陵山”。由此可以肯定“阴陵山”及“阴陵”的存在,也可以肯定此处就是《项羽本纪》里的“阴陵”。更能证明此说法的是阴陵山的西边有一片大泽名字就叫做“阴陵泽”。《历阳典录》载:阴陵山,州北八十里。旁有泽名红草湖,春夏之交,潦水涨发,渳漫无际,所谓阴陵大泽也。《述异记》`阴陵九曲泽,泽中有项王村,项王迷失路于泽中,周回九曲,后人因以为名,当即此地。[12]
前文已经介绍了陈廷桂是地道的和县人,对于家乡的山川风俗不可能不熟悉,也更不会编造。现今的《全椒县志》附录的地图显示阴陵山的西边是水库区,与上面的记载相符合。所以笔者认定《项羽本纪》里的“阴陵”就是和县的“阴陵山”地区。《正义》里将它当作项羽大战的山应该是错误的。那么项羽倚山布阵大战汉军的山是哪一座山呢?《汉书·陈胜项羽传》对这次战斗也有记载:
于是引其骑因四隤山而为圜陈外向。汉骑围之数重。羽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13]
这段记载与《史记》相似,唯一不同的是他指明了大战的“山”乃是“四隤山”。“四隤山”又作“四溃山”今在和县境内,名叫“驷马山”。和县的地方文献里均对其作了详细记载:
明代和州知州易鸾纂修的《和州志》卷二“疆域志”之“山”条:
四溃山,州城北七十里。项羽既败垓下,走至东城,惟二十八骑。汉兵追者千余人,乃引骑依四溃山为圆阵,即此山也。山石上有马足痕,或曰汉兵四面围羽,楚兵四向驰下,溃围斩将于此。因名,亦谓四马山也。[14]
清代何绍基等纂修的《重修安徽通志》卷三十二“舆地志”之“山川”条:
四溃山,州北七十里又名四马山。项羽既败垓下,走东城所从仅二十八骑。汉兵追者千人,乃引骑依山为阵,羽兵四面驰下,溃围斩将而出,以此得名。又北十里曰阴陵山,山水石多,即羽道迷处,上有刺枪坑遗迹。[7]
清代《嘉庆重修一统志·和州直隶州》:
四溃山,在州北七十里,亦名四马山,接江苏江宁府江浦县界,《寰宇记》“四溃山在乌江县西北七十五里,即项羽溃围处,《舆地纪胜》“在乌江县西北三十里,直阴陵山”。[9]
通过上面的材料和《项羽本纪》的文字相对照,笔者认为项羽的这次战斗是在“四溃山”进行的,战斗的结果是亡了两骑。这样“阴陵”的确切位置找到了,“四溃山”也找到了。可是从文字上看,还有一个问题。在“四溃山”战斗之前,项羽是“至东城”。“东城”在今定远县的西南部,项羽从“阴陵泽”东奔,怎么会又到了东城了呢?看起来又很矛盾,其实也不矛盾。项羽从垓下突围之后,奔走到阴陵山地区,这里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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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荣:项羽“乌江自刎”的史学和文学上的考辩———与冯其庸先生商榷
①康熙《全椒县志》,合肥古旧书店借安徽省图书馆藏传抄复制本.
是东城县的辖区。“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因为项羽是南下的,所以田父给指示他的左边其实是“西边”。西边是“阴陵泽”,于是项羽陷入大泽中,汉兵“追及之”。可是汉军没有真正的追击上,只是快要追上了。于是项羽引兵向东,至东城。为什么会是“东城”,怎么解释?这里涉及到前面分析的地理版图的问题。当时,历阳县与东城县接壤,而分界就是这片大泽,因为古代的行政区域多数是以自然的山河湖泊为界线的。项羽西走,陷入的大泽其实已经是历阳县的地界了,发现受骗后,于是又东走,重新回到了东城县的地界,所以有了“至东城”一说。这里的“东城”不是《集解》和《正义》所指的东城的城区,而是东城县的辖区。这好比我们说“到了北京了”,在天安门前也是“到北京了”,而到了通州辖区也可以说“到了北京了”。如果是项羽到了东城的故城区,即定远县的西南,那里哪来的“四溃山”,怎么依山摆阵呢?
综合上面的分析,确定了“依山为圜阵”的战斗是在四溃山进行的,之后项羽便率部突围。四溃山距离乌江仅仅三十余里,按照古人骑马的速度,突围到乌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于是才有了后文“乌江亭长檥船待”这一说法,也就有了“乌江自刎”的故事。
二、从文字叙事上分析
《史记》在叙事上是十分注意章法的,如前文所说,在处理项羽垓下之围后的文字,司马迁的笔法是十分简洁的,而所说的时空概念又很清晰。惠栋评价这种叙事的手法说道:“《史记》长篇之妙,千百言如一句,由其线索在乎,举重若轻也。识得此法,便目无全牛。”[15]冯先生根据前人评点的读法,采取了逐字逐句的分析证明的方法。他在文中写道:“总结上面这段文字的叙述方法,用字的特点,是项羽每到一处,都有明确的字眼来表达,如`项王渡淮',明确用一个`渡'字,`项王至阴陵',明确用一个`至'字,`至东城',明确用一个`至'字,而且还加上`自度不得脱', `卒困于此',`今日固决死',三个限定语……司马迁的这些字眼,都是用得非常慎重准确的,无一是游移模棱之词。”“再看下文`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上文所述,项羽无论是`渡淮',`至阴陵',`至东城',都是用的实字,但到这句却用了一个`欲'字,这是个虚字,是一转念,不是已经到了,它与`至'字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在“欲”字之前的文字的分析是十分有道理的,笔者也认同,然而在解释这个“渡”上冯先生没有表示。而这个“渡”字却关乎项羽到了乌江没有这个说法的成立与否的问题。
我们知道司马迁对用词是十分慎重和准确的。这个“渡”字,司马迁一直是将它与“水”联系在一起的。前文“渡淮”,《高祖本纪》里的“北渡河”,“引兵渡河”,“渡”一直是与河流捆绑在一起的表示“过河”的意思。这里却是和“乌江”联系在一起,“乌江”不是江,只是一个渡口。那么司马迁为什么用一个“渡”呢?唯一的解释就是项羽已经到了乌江,准备从乌江渡口东渡长江。
笔者是地道的乌江人,在那里出生、长大,对乌江渡口的情况是比较熟悉的。长江流经和县时总体的走势是北折的,所以处于江南的南京渡口就恰好位于乌江的东边。项羽想去的地方是江东,从乌江渡,必然是在南京渡口登岸,这样渡江的方向就是东渡。如果横渡的话,第一由于江中有小洲挡路要绕行,第二江面宽,水路长。因此选择东渡是最便捷的也是唯一的路线。这样就可以顺利的解释“东渡乌江”了,而一个“欲”字表明他想从这里渡江,所以他“欲”渡时已经是身在乌江的渡口了。如果按照冯先生的说法“欲东渡乌江”是想去乌江的意思,那么为什么用一个“渡”,直接用“奔”、“走”不就可以了吗。何必用一个让人费解的“渡”字。
通过上面的论证,笔者认为项羽就是在“乌江”自刎的,而乌江隶属于东城,所以司马迁在后文“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的“身死东城”的说法是与“乌江自刎”的说法没有任何矛盾的。何绍基等纂修的《重修安徽通志》里亦持此说法“《南畿志》云:`乌江汉东城地,则项羽死于乌江即东城也。'”[7]
三、“乌江自刎”的溯源
冯先生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对“乌江自刎”进行了溯源,提出这样的说法“所以乌江自刎之说,到唐代似乎还未有文字可稽。现在我所看到的项羽乌江自刎的文字资料是元代中期剧作家金仁杰的《萧何月夜追韩信》杂剧。”据笔者的考证,最早提出“乌江自刎”这个说法的并非金仁杰的杂剧。早在唐代变文就已经明确的出现了“乌江自刎”的说法。
变文为唐、五代的一种俗文学体裁。孙楷第先生将它分为演说佛经故事的经变和演说世俗故事的“俗变”。[16]“乌江自刎”就出现在俗变里的《捉季布传文》中。《捉季布传文》里有这样几句文辞“后至五年冬十月,会垓灭楚静烟尘。项羽乌江而自刎,当时四塞绝芬芸。”[17]这几句辞中已经明确的点出了“乌江自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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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的说法。所以冯先生的溯源到元杂剧是不准确的。
据王重民先生的校记,此篇共有十个写本,其中辛卷有明确的抄写年代“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四月十日记。汜孔目学仕郎阴奴儿自手写季布一卷。”[17]72查“太平兴国”为宋太宗的年号,“太平兴国三年”是公元978年,抄写者“阴奴儿”应该是宫廷的说唱艺人(因为他有官职)。通过这则材料可以肯定的是“乌江自刎”的说法早于元杂剧三百年就出现了。所以“乌江自刎”的故事的流传实则应从唐代开始算起。
元代现存的而且明确的标出“乌江自刎”的应该是在杂剧中。据笔者的考证,第一部涉及“乌江自刎”故事的杂剧不是金仁杰的《萧何月夜追韩信》,而是王伯成的《兴刘灭项》。王伯成,涿州人,是《天宝遗事》诸宫调的作者,《录鬼簿》将他列为前辈已死名公才人,可见他的时代是早于金仁杰的(金仁杰为“方今已亡名公才人”类)。与王伯成同时代的作家张伯起也写了一部“霸王戏”叫《霸王垓下别虞姬》,从题目来看应该有“乌江自刎”这个情节,可惜剧本已经亡佚,无法验证。王伯成的《兴刘灭项》则幸运的保留了佚曲。《兴刘灭项》不载于元明各本戏曲书目,而王国维的《曲录》却著录,傅惜华先生在《元代杂剧全目》中将它列为王伯成的作品,并且考证出《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里有《兴刘灭项》的佚文。[18]笔者在明代刊刻的
《雍熙乐府》里找到一套曲子《哨遍·项羽自刎》,按照隋树森先生的《〈雍熙乐府〉曲文作者考》的考订,此曲就是王伯成的《兴刘灭项》的佚曲。①这支曲子以“项羽自刎”为题目,曲文的内容从“九里山十面埋伏”开始至“乌江自刎”结束。从“兴刘灭项”这个题目和曲文的内容可以判定,这部戏是歌颂刘邦和韩信功业的一部戏,对项羽只是表达一种同情,总的视角还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文人视角。
在王伯成之后紧接的才是金仁杰的《萧何月夜追韩信》。金仁杰字志甫,《录鬼簿》将他列入“方今已亡名公才人”类。金仁杰与《录鬼簿》的作者钟嗣成是“二十年如一日”的忘年之交,钟“幼时闻公之名”,[19]可见金仁杰文名之盛。金仁杰卒于天历二年,即元明宗己巳年公元1329年。由此可以推断,金、钟二人大约于1309年开始交往,金大约长钟二十岁左右,而钟生年大约是1279年,[20]所以金仁杰约生于1259年左右。他应该是钟嗣成父辈那一代人,稍晚于王伯成。《萧何月夜追韩信》与《兴刘灭项》的创作主旨几乎一致,都是站在韩信代表的胜利一方大谈建功立业的抱负,只是在第三、四折才谈到“乌江自刎”的故事。“乌江自刎”的描写目的是为了突出韩信的智谋和功业,项羽只是这种功业的结果,“乌江自刎”只是智谋的实证而已。
① 隋原文为“虎视鲸吞,原注[项羽自刎],《太平乐府》卷九:王伯成”,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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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Xiang Yu's“Wujiang Suicide”i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REN Rong
(Anhui University,Hefei230039,China)
A bstract:Feng Qiy ong published an article entitled A Stud y o f X iang Y u's death not in Wujiang in 2007,w hich has aroused co ntrover sy in academic circle.By reading the local reco rds and the related materi-als,it's regarded that M r.Feng's view is still questio nable,and there is no questio n in the reco rds o f S hij i, in addition,Xiang Yu's death in Dongcheng and Wujiang suicide don't conflict each other.The origin of the story-“Wujiang suicide”,doesn't begin with the dram a in Yuan Dy nasty,but dates back to the clear re-cords in Dunhuang bianwen.
Key words:Xiang Yu;Wujiang;Dong cheng;Dunhuang bianw en
[责任编辑 陈希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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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 a mpu s C ultu re of Ra dio an d TV Univ ersities from th e Pe rsp ectiv e of C o rpo rate C u ltu re
LI Wei-lin, CHEN Jie-y u
(Jiaxing Radio and TV Unive rsity,Jiaxing314000,China)
A bstract:Cam pus culture and co rpo rate culture belong to the social culture.Their relationship has been receiv ed increasingly w idespread attention.The re are so me link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campus culture and co rpo rate culture in many respects,but campus culture in many w ay s is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corporate culture.Based o n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 nship between the tw o,the article puts forw ard some sug gestions on constructing cam pus culture of Radio and TV Unive rsities by bo rrowing ideas fro m co rpo rate culture.
Key words:co rpo rate culture of;Radio and TV Universities;campus culture
[责任编辑 李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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