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药历史简介

贵州苗族药开发应用简史

编辑--谢永康

从贵州苗族医药发展过程的研究中发现, 苗族医药有悠久的历史。苗族医药中的苗医和苗药是不分家的, 但如果把苗族药分出来放在一定的历史环境条件中来加以考查, 会发现苗药的历史比苗医更为悠久, 而苗药在历史上占有更重要地位, 有重要的开发利用价值, 而历代大多数人重视的是苗药, 这是苗族医药的优势和希望之所在, 现分述于下。

1 千年苗医万年苗药

———苗族药物有悠久历史苗族民间有“千年苗医, 万年苗药”之说, 苗族医药见诸史籍的时间很早。西汉刘向在《说菀·辨物》中说: “吾闻古之为医者曰苗父。苗父之为医也, 以菅为席, 以刍为狗, 北面而祝, 发十言耳。诸扶之而来者, 举而来者, 皆平复如故。”“苗父”是谁? 范氏认为: “刘向《说菀》说上古有人名苗父, ??这个苗

父就是黎、苗族的巫师(巫医) ,巫师治病主要是祈祷禁咒术, 但也逐渐用些酒、草等药物。”这说明苗药的使用发端于远古。有的学者认为, 汉族文献所记载的苗父, 就是苗族传说中的“药王爷”。湘黔交界的苗族人民说, 药王爷是一个周身透明、状如玻璃、有翼能飞的神人, 他不畏艰难险阻, 披星戴月为人民“岔税岔嘎”(东部苗语即“寻找药方”) , 这个传说很广, 并不限于贵州东部, 贵州黔西南州的安龙、贞丰、晴隆等地的苗医, 均承认苗族远祖存在“药王”, 而且对“药王”非常崇敬, 在

行医中治好病后要以杀鸡祭祖的方式来敬祭“药王”, 而且认为他们的医术均来自于“药王”。苗族药王爷的传说类似于汉族“神农尝百草, 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山海经》云: “黑水之北,有人有翼, 名曰苗民。”其中的“有翼”、“有翅”和“透明”的传说, 均是神话时代苗族先民的特征, 这说明苗药是发源于上古时代。一般认为, 有了人类, 就有了医疗活动。人类早期是原始形态的医学, 苗族也不例外。但各民族生产和生活的情况不同, 其医学发展的特点和进程也不一样。由于苗族本身无文字和史实的记载, 故其医药的起源也难于考证, 但从众多的其它文献和苗族古老的传说、古歌中, 仍可以窥知其具体情况。如有一首叫《垫哈》的苗族古歌, 说哈哥小时声音嘶哑不能说话, 后不幸被老虎背去, 跟老虎食生肉、吃野味10 余年, 后被父母找到带回家中, 仍野性不改, 而常跑出去, 生活于山林野洞之中。有一次饥饿难忍, 他跑到了河边, 吃

了大量河边的浮萍, 吃过后不但能够说话了, 而且还改掉了野性, 因此苗族有了浮萍清热治嘶哑的用药经验。类似的古歌还有很多, 这也是苗药起源于苗族早期生产和生活实践的有力佐证。苗族是以农业为主体的民族, 长期生活在长江以南温带、亚热带气候湿润的山区。这些地方自然植被繁茂, 药物丰富, 但又是有名的瘴疠之乡, 疾病流行, 加之早先苗族曾经频繁地颠沛流离, 为了生存与繁衍, 只能依靠自己的实践, 去识别药物和治疗疾病, 他们较之其它民族,更能锻炼自己与疾病作斗争的能力。他们较早地掌握了植物的知识和药用价值, 特别是苗族现在主要的居住地贵州, 药物资源非常丰富。至今在贵州苗族

地区,应用草药仍极为普遍, 这说明是历史上形成的, 试想如果没有起源较早的医药活动和药物, 苗族绝对不能保证本民族得到生存和繁衍。苗族歌谣所说的“千年苗医, 万年苗药”, 虽然说时间上

可能有所夸张, 但苗药起源很早是可以相信的。这句歌谣还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 歌谣说苗医是千年, 苗药是万年, 这更说明了苗药发端久远, 比苗医的产生要早得多。

2 三千苗药八百单方

———苗药品种数量繁多苗族药物到底有多少种, 这些年来仍未有一个统一的认识,80 年代以来对苗族医药的调查,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工作, 就是每到一个地方, 就把那个地方苗族药物搜集起来进行整理, 并制成药物标本, 如1981 年到雷公山调查时就制作了1089 号标本,然后再进行研究, 并认定其中100 多种为常用苗药。标本是苗

药的实物, 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但当时写的《苗族药物集》〔2〕一书, 记有165 种苗药。后来出版的《苗族医药学》〔3〕载药340 种,

这不是苗药的实际数目, 上述二书的药物是经过整理后确认的常

用重要药物, 离苗药的实际数字有很大差距。近来冉氏〔4〕等认为

苗族植物、动物和矿物药共有1500 余种, 但实际上仍然不止于这个数目。贵州东部和中西部苗族地区广为流传的“一个药王, 身在八方; 三千苗药, 八百单方”的古老歌谣, 较能反映苗药的实际数目。这是因为近年的调查, 加上实际制作的标本, 综合各地的实际情况, 结合各地调查统计, 已经超过了“三千苗药”这个歌谣中的数字。苗族居住地域很广,气候及自然条件差别较大, 气候是立体型的, 居住地理环境有高

山、河谷, 也有坝子、丘陵, 这是形成苗药数量增多的原因之一。据近年对苗族医学史的研究论文, 认为苗族早期医药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是其医药活动有较强的群众性和普遍性,〔5〕由于知医知药者甚多, 在历史上苗药也有过很兴旺的时期。苗族深厚的医药传统, 现在仍可看到明显的痕迹。至今在苗族地区, 几乎每人都能认识掌握几种甚至几十种药物治疗方法, 有些地方家家户户庭前屋后, 均种植一种常用草药, 各家均有所谓的“看家药”(即疗效独特的秘验方) , 这些均可以证明, 苗药在历史上是很兴旺的。

3 百草皆药人人会医

———苗医和苗药密不可分由于苗族知医行医者甚多,较早地形成了一支苗医队伍。如今贵州关岭、镇宁、紫云—带的苗医, 每年远出行医者极多, 足迹遍于上海、天津、武汉、重庆、广州等地。关岭县五岗乡有一苗寨,500 人中有300 多人能看病, 被誉为“苗医之乡”。他

们外出一般以3～5 人为一组,配售自己采集的传统草药, 用完就边走边采, 就地取材。据1987 年张光富等人统计,〔6〕贵州苗医有一支庞大的队伍, 他们据贵州15 个县调查结果, 发现民族医(以苗医为主) 即有1230人, 以此作保守的推算, 贵州苗医至少有六、七千人, 或接近一万人左右, 苗医在贵州被城乡人民称之为“草药医”, 在地方上影响较大, 治病有一定的威信。这些广大的苗医同苗药密切相关, 这是因为苗医是苗药的主要开发应用者。他们土生土长,生活于群众中, 具有实践经验,并有一技之长, 以应用苗族草药为主, 广泛使用简、廉价有效的治疗方法。他们口授心传, 又是苗药的普及传授者。如果没有他们,

苗药的开发应用等于是一句空话。由于苗药主要是苗医在实践中发现的, 这也就是当地群众对苗医的称呼要在苗医“医”字前加上“草药”两个字的缘故。贵州苗医在苗药应用上有如下特点: 一是医药不分家, 苗医懂医懂药, 常用祖传药, 自栽自采自用, 多就地取材。二是用药多为生用或鲜用, 一般不加工炮制, 原因是生药药性好, 见效快, 而且容易识别。即使要加工, 也较为简单, 如“石灰水渍法”、“尿渍法”等。三是药物应用方法及剂型较多, 具有简易灵活速效的特点, 如香囊剂、口含剂、熏洗剂以及口嚼给药法等。四是立方简要, 多为一方一病,复方较少, 一药一方, 以单验方为主, 并以祖传、父子相传的验方为主。苗医单验方很多, 方即是药, 方名即是药名与病名, 单验方为苗族药物研究应用上提供了线索。五是苗医很重视药物功效, 紫云县苗医即总结出: “爬不得坡, 离不开矮陀陀; 上不得坎, 离不开倒触伞; 打得一身垮, 离不开四块瓦; 要得一身松, 离不开木通; 周身发麻, 离不开乱头发。”六是苗医同贵州汉族草药医和其它民族医在用药上互相渗透, 相互影响, 在治疗上有许多难以区别的共同特点。所谓“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这种相互影响促进了苗药的发展。

4 滇黔之药生于夷峒

———历史上苗药的开发与应用苗药的开发很早, 史载楚国巫师经常用药作巫具, 《楚辞》中有不少地方记有被称为“苗药”的“菖蒲”和“泽兰”。长沙马王堆一、二号汉墓把“泽兰”作为殉葬品, 三号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 就有用来治病的“答”, 这个“答”汉语无法解释, 而苗语却很了然。现在苗语仍称豆为“答”, 说明这是

苗语记音词(音译词) 。又如苗族“药王爷”尝百草遇到一味药, 苗语叫“比耿”(草乌) , 而《吴普本草》中记作“耿子”, 这两味药均有一个共同的“耿”字, 说明也是苗语记音词, 说明苗药很早就已经开发利用, 这也说明了苗药在历史上很有影响。苗族早期医药的另一显著特点〔5〕是“巫医合一, 神药两解”,范氏〔1〕已解释苗父用巫术治病的同时, 也用了药物和酒。苗族“巫医合一”的方式既含有巫术成分, 也有医术成分, 二者常常混融在一起。早期苗族“巫文化”盛行, 苗族巫师是苗族早期社会的一种职业分工, 但由于社会的发展,“巫文化”逐渐衰落,巫师治病也结合了某些药物, 这种“巫医合一”的方式影响深远, 至今仍可看到这种痕迹, 边远地区还可以见到这种“巫医合一”的治病方式, 但贵州苗族巫师大部分均使用了草药, “神药两解”客观上有利于苗药的开发利用, 现在仍可以看到, 苗医有不少药物及治法是来源于巫术的。汉族文献特别是史志书中,多处记载了苗药的开发。汉武帝时唐蒙在南越吃到了枸酱, 问所从何处来。曰: “道西北江??”(《史记·西南夷列传》) ,即古夜郎境内。《兴仁县志》记载: “山产萎, 花如流藤, 叶如荜拔, 子如桑堪。苗家沥其油, 醢为酱, 味亦辛香。裹槟榔叶食之, 谓可辟瘴, 苗女持赠所欢, 以为异品。”兴仁在古夜郎境内, 从上述记载中, 可知苗族开发植物资源作为食品和药物的历史。苗药作为一种民族传统药物, 被外界认识和引起重视, 还是近代的事。在清朝乾隆之前,像贵州黔东南的雷公山区, 黔东北的梵净山区, 湘西的腊尔山区, 还未入官籍, 有“蛮不入境, 汉不入峒”的禁令, 被称为“苗族生界”, 其它部分地区沿袭清初土司制度, 而苗族地区的苗药, 在

改土归流入官籍之前, 就已经享有盛名。《凤凰厅志·丧葬篇》记载: “苗地多产药饵, 其药名诡异, 非方书所载, 或吞或敷, 奏效甚捷, 统称草药。”《兴仁县志》记载: 白苗“喜居高山, 常采草药, 售于市, 转徙不恒。”中医本草书中, 对苗药也有不少记载, 如《本草纲目》菖蒲条引宋代苏颂的记载说: “黔蜀蛮人常将(菖蒲) 随行, 以治卒心痛, 其生蛮谷者尤佳, 人家移种者亦堪用, 但干后辛香坚实不及蛮人持来者, 此皆医方所用石菖蒲也。”《滇南本草》记有苗药灯盏花治“左瘫右痪, 风湿疼痛”的记载。《植物名实图考》也收载了不少苗药, 如白芨条有“白芨根苗妇取以浣衣, 甚洁白,白芨为补肺要药”的记载。苗医擅长外治法, 但前面所说的“或吞或敷, 奏效甚捷”,

吞即内治, 敷即外治, 但内治外治均离不开药物的应用。苗医有几十种外治法, 其用药疗效独特。如苗族打猎用的弩药, 在《宋史》上即有记载。苗医将弩药的剧毒成分经特殊炮制, 减去其毒性后用它来治病, 这就是现在苗医著名的糖药针疗法, 此疗法用蟾酥、滚山珠、生草乌、万年粑、露蜂房、马蜂尿等加蜂蜜制成, 用特制针蘸药汁刺于患部, 疗效卓著。贵州镇宁、关岭的苗医, 用此法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苗医的薰蒸疗法,〔7〕可以根据不同病情, 使用不同的药物。而苗医临床上以伤科称著,其治疗骨折、拔子弹等均用药物内服外敷, 疗效也很好。其它如风湿、瘫痪、高烧惊厥(惊风) 、骨髓炎(巴骨黄) 、癫痫(羊癫风) 、蛇伤、炭疽(飞疔) 、肺结核(痨病) 、淋巴结结核(九子羊) 、胃炎(心口痛) 以及妇科的月经病( 闭经) 、子宫下垂(吊痂) 、产后病(产后风) 、不孕、避孕等, 均有疗效独特的苗药验方, 并被广

大苗医所习用。苗药作为商品被开发和应用, 也有悠久历史。贵州苗药从来都是地方官上贡朝庭的贡品,清代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中就苗药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有详细记述: “黔中苗峒, 焚菜作靛, 远贩江汉。”“滇黔之药,出于夷峒。”“野草之可药可浴,

根核果瓜可茹可玩者, 罗罗皆持以入市。”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当时黔东北和黔东南的大批药材经湖南洪江、常德转销武汉等地, 由于对这些药物的需求增加, 大大刺激了苗族地区“场期药市”的繁荣。如号称“滇黔锁钥”的关岭县, 据《关岭县志》记载的商品类药物, 已达200 余种, 其境内的永宁、岗乌、坡贡、包包、北口、关索、花江等地, 形成了闻名省内外的“场期药市”, 并有上百年的历史。购

药者来自全国10 多个省市, 客商云集, 药市非常兴盛。苗药的药市, 使栽培种植苗药的药园发展起来, 促进了苗药的开发与利用。如关岭县苗医杨少堂、安龙县苗医杨明珍、熊德芬家中均有上百年的药园种植历史。黄平重安江的苗族种植的五倍子, 整匹山都是, 具有很大规模。晴隆、普安盛产的苗药“倒提壶”, 均远销云南、广西、四川等地。

5 开发苗药造福人类

———苗药发展的新阶段从辛亥革命到解放前这一段时期, 由于社会的动荡, 苗族受到了更多的歧视与压迫, 由于经济文化落后, 自身根本谈不上民族药的开发。但由于药植根于贵州广大群众之中, 加上其独特疗效, 其并未自生自灭, 而且在某些地区, 仍然十分兴旺, 过去也曾一度引起重视。如1947 年国立贵阳医学院公共卫生科, 对贵筑县(贵阳市花溪区) 108 户苗彝民族卫生状况进行了调查, 记录了

苗、布依民族治病的传统方药。解放后, 苗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翻了身, 苗族地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解放初期对贵州苗族医药的调查研究, 开发利用, 即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上。1950 年以来, 对苗药的开发应用研究有很多成果, 大约经历了三个不同时期, 这是开发苗药的新阶段。第一个时期是解放初期到1965 年, 其高潮是在1958 年。1951 年12 月《全国少数民族卫生工作方案》实施后, 贵州开始搜集研究苗族医药。1953 年9月, 由石仲香、杨济中等民族医

组成“贵阳市草药业学习组”,搜集整理编成《贵阳民间草药验方录》一书。1956 年, 贵州省卫生厅组织编写《贵州中医验方秘方》两册, 搜集整理民间方药3496 个。1958 年, 全省各地大力搜集整理苗族医药, 黔东南地区整理出苗侗药标本1212 种,单验方为2831 个。贵阳市卫生局在短短20 天, 即搜集到14544个秘验方, 选出1301 个汇编成《贵阳市中医草药医民族医秘验方》第1 集, 贵州当时各地搜集的民族民间药物验方, 编写成书的有60 余种。由于当时是以开发中草药来进行整理研究的, 并无苗医、苗药概念, 但从献方者的姓名族别来看, 大部分均是苗医, 当然, 这些方药有许多也是各民族共同使用的。这个时期最具代表性、影响较大的民族医药著作有两本, 一本是《贵阳民间药草》, 本书由当时任贵阳市卫生局副局长的老中医袁家玑组织编写, 对当时143 人所献的2520 个单验方, 经慎密审查筛选, 并采药辨清品种, 选出其中的126 种编写而成的,1959 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另一本是《贵州民间方药集》, 作者为杨济中、杨济秋2人, 本书搜集民族民间草药验方600 余个, 常用药物400 余

种,以及各种外治方药。本书内容丰富, 发行全国, 在贵州及全国影响很大。曾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并不断再版和增版。贵州省中医研究所从1958 年到1965 年, 共拜访了100 多位有名望的苗医和民间医, 搜集秘验方近千个, 采集各种药物标本5000多份, 其中对各民族药的种类、分布、用法、主治等提出了研究报告。这一时期有关部门将调查苗药列入科研课题, 在药物实验研究方面,1958 年贵州省中医研究所林修浩、李采兰等与贵阳市中医院合作承担民族药实验及临床研究课题, 开展对苗药中常用的草花、刺柏、忽布对肺结核的临床应用及化学成分进行分析研究。杨济中在云岩区设民间医门诊部, 开展以高乌头、搏落回作癌肿止痛, 马齿苋抑菌作用及抗风湿跌打药物的临床验证工作, 这些均是较早的苗药临床与实验研究。第二个时期是1966 年至1979 年, 其高潮是在1971 年。这时期以农村“合作医疗”,“备战备荒为人民”及“中西医结合”为目的, 以“一根针, 一把草”为口号, 开展了大力推广中草药的运动, 它从客观上推动苗药的开发与应用。1969 年至1971 年, 贵州战备中草药队深入全省, 开展战略中草药调查,而全省各地卫生部门, 也掀起了开发中草药、民族药的热潮。从这一时期贵州省中医研究所编写出版的《贵州草药》(两集, 载药1000 种) 、《贵州中草药验方选》(载方495 个) 及贵州省药品检验所编印的《常用草药手册》、贵州省战备中草药队编印的《中草药资料》等书籍中, 记载了这个时期的许多新成果。在实验及临床验证方面,70年代初期, 贵州省中医研究所对60 多种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