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20讲-第十七讲-迁谪(1.诗穷而后工)

第17讲迁谪
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
唐代文学史上有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就是唐代近三百年间，几乎所有诗歌流派的大家名家都遭受过贬谪，人数之多，地域之广，贬谪作品创作成就之高，都是其他朝代无法匹比的。

早在《诗经》时代，就出现了诉说遭受贬谪之苦的诗歌。

《诗经·小雅·四月》大致上可视作“为仕者遭小人构祸，被逐南贬的抒愤诗”，贬谪文学的真正的奠基者是屈原和贾谊。

屈、贾二人用生命谱就的美诗华章，是贬谪文学的极佳作品和后人极好的精神食粮。

贬谪诗歌之花绽开得最为灿烂的时期便是唐代。

那些著名的诗人多数身在仕途，且遭贬谪之苦。

明代文学家王世贞在他的“文章九命”说1“流贬”条中，一口气列举了先秦自屈原以下至明代共83位作家，唐代诗人就占了45位。

元代辛文房所撰《唐才子传》是一部因诗系人，“非卓有诗名者不录”2，杰出的唐诗风格流派与作家艺术成就的评论专著，举凡“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初唐重要的诗歌流派的代表作家沈佺期、宋之问，“文章四友”中的杜审言、李峤、崔融、苏味道；盛唐被称为双子星座坐标上的两颗巨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和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燕许大手笔”的张说，前人认为首创清淡之派，影响盛唐王维、孟浩然、储光羲、韦应物一派，在初盛唐诗坛上起重要作用的张九龄，著名边塞诗人、七绝圣手王昌龄；中唐前期重要的山水诗人刘长卿，重要的现实主义诗人顾况，重要的边塞诗人李益；中唐后期“元白诗派”的代表作家元稹、白居易，“韩孟诗派”的代表作家韩愈，中唐著名诗人贾岛、刘禹锡、柳宗元；晚唐“小李杜”之一的李商隐，等等，无一不有过贬谪的经历。

他们或流徙，或贬窜，北到苏联境内，南到海南岛、越南境内，西到滇黔，东到沪杭吴越，由中原播向四面八方，足迹遍布大唐帝国的疆土，若据《全唐诗》统计，被贬的诗人还要多，有人曾详列到172位。

1.诗穷而后工
贬谪给诗人带来了什么呢？
首先是人格的失落。

贬官皆是负罪之人。

在朝廷的文书中，经常将贬官（左降官）与流人相提并论。

一直到长庆年间，朝廷才申明贬官与流人的区别：贬则降秩，流为摈死。

也就是说，贬官是行政降级的惩罚，流人则是刑法量罪的判决。

这也从反面说明，贬官与流人差别不明，容易混淆。

而且，贬官多被遣往江湘、岭南等僻远穷苦之地，和流人差不多。

张籍《伤歌行》描写杨凭贬临贺尉的情形是：
黄门诏下促收捕，京兆尹系御史府。

出门无复部曲随，亲戚相逢不容语。

辞成谪尉南海州，受命不得须臾留。

身着青衫骑恶马，中门之外无送者。

邮夫防吏急喧驱，往往惊堕马蹄
1王世贞《艺苑卮言》：曩与同人戏为文章九命，一曰贫困，二曰嫌忌，三曰玷缺，四曰偃蹇，五曰流窜，六曰刑辱，七曰夭折，八曰无终，九曰无后。

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下。

贬官的日常行动往往受到限制，不得擅自离开贬谪之地。

《唐会要》卷四一载：
元和十二年四月敕，应左降官、流人、不得补职，及留连宴赏，如擅离州县，具名闻奏。

刘长卿《初贬南巴之鄱阳，题李嘉佑江亭》诗云：“地远明君弃，天高酷吏欺”，正是这种状态的真实写照。

其次，忧馋畏讥的心态。

柳宗元在任永州司马时，曾一度心灰意冷地对友人说：“凡人之黜弃，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独以无有是念。

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质无所入，苟焉以叙忧栗为幸，敢有他志？”而且，当政治斗争酷烈时，贬官的生命则可能受到威胁。

其三，贬官的前途难以捉摸。

有的被贬谪至死，有的可能量移3，《旧唐书·宪宗纪上》载宪宗曾下诏曰：“左降官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后来又回到朝廷，如韩愈，元、白重新活跃于政治舞台的极少。

多半“一自经放逐，裴回无所从。

便为寒山云，不得随飞龙”4。

刘禹锡《浪淘沙》为此作了深刻的概括：
随波逐浪到天涯，迁客生还有几家。

却到帝乡重富贵，请君莫忘浪淘沙。

这样的贬谪对作家的生活经历和创作情绪都会产生巨大影响，由此带来作品内容与风格的变化。

这是被众多诗人的创作实践所证明了的。

枕上忽惊起，颠倒着衣裳。

开缄见手札，一纸十三行。

上论贬谪心，下说离别肠。

心肠都未尽，不暇叙炎凉。

（白居易《初与元九别后忽梦见之及寤而书适至兼寄桐花诗…此寄》，节录）
“自从别京华，我心乃萧索。

十年守章句，万里空寥落。

”5贬谪，对于官吏和文人来说，是不幸之事，尤其是贬谪到边远之地，更使贬谪者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但是，文人的贬谪，却成了诗歌的幸运。

王世贞在《艺苑卮言》里说:
古人云:“诗能穷人”，究其质情，诚有合者。

今夫贫老愁病，流窜滞留，人所谓不佳者也，然而入诗则佳。

富贵荣显，人所谓佳者也，然而入诗则不佳，是一合也……
王世贞认为，这些遭受流贬的诗人，“穷则穷矣，然山川之胜，与精神有相发者。

”道出了流贬与唐诗的关系，也道出古往今来被众多作家的生活经历和创作实践证实了的文学创作的一条规律，“诗穷而后工”。

这一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司马迁的“发愤著述”6，更远地可以追溯到孟子的“忧患说”7。

杜甫云：“文章憎命达”，苏轼云：“秀句出寒饿”，“身穷诗乃夸”。

可谓作家自身创作经验的总结。

文士被贬启程之初，即有留别；在贬谪途中，或有纪行之作。

他们身处蛮荒之地，各种情感像激流般地冲撞着更为敏感的心扉，因此必然情动于衷而形之于口与手，使他们比平时
3酌情移近安置，或改任其他官职
4《贬谪江表久未归》窦参
5王昌龄《淇上酬薛据兼寄郭微》
6《报任安书》
7《孟子·告子下》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章
更具抒发欲、创作欲，于是大量记叙贬谪之生活遭遇、抒发情感的诗歌也就在这苦难的日子中产生了。

从这一意义上讲，贬谪中的艰难困厄竟是文学创作的一股不可抑制的原动力。

唐代不少优秀的诗歌作品，便是贬谪文人在流贬中写成的。

并且，唐人直接写流贬之事的诗歌也不少。

据今人尚永亮先生统计，《全唐诗》中“贬”字出现19次，“谪”字出现271次，“迁”字出现512次，三者相加，已逾800次之多。

这是明确提及贬、谪、迁诸字样的作品，至于没有用到这些字词，却专门描写和旁及贬谪的作品，其数量更多。

另外，据今人陶敏先生考察，唐代有些诗人名声不大，传诗也不多，而其仅存的或最佳的竟是关于贬谪的作品。

例如，神龙逐臣韦承庆，今存诗七首，两首写贬谪小诗，正是他传诵最广的名篇。

《南行别弟》
澹澹长江水，悠悠远客情。

落花相与恨，到地一无声。

《南中咏雁诗》
万里人南去，三春雁北归。

不知何岁月，得与尔同归。

此二诗诗短情长，寓含不尽悲楚。

与韦承庆同时被贬的房融，则仅存《谪南海过始兴广胜寺果上人房》“零落嗟残命，萧条托胜因。

方烧三界火，遽洗六情尘。

隔岭天花发，凌空月殿新。

谁令乡国梦，终此学分身”这一首流贬途中所作的诗。

《全唐诗》卷99还有章玄同《流所赠张锡》：“黄叶因风下，甘从洛浦隈。

白云何所为，还出帝乡来。

”同卷还有刘幽求《书怀》云：“心为明时尽，君门尚不容。

田园迷径路，归去欲何从?”这两首诗都是诗人惟一传世之作。

至于盛唐时期，李白、杜甫身经乱离，写出流传千古的诗篇，各自以不同的风格反映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历史的巨大成就，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他们那些脍炙人口的诗篇许多写在贬逐之后，至今传诵不衰。

在这方面，杜甫的成就更能说明问题，他那被称为“诗史”中现实主义作品高峰的“三吏”“三别”，就是在贬谪华州司马参军，由洛阳回华州的路上，所看到人民在战乱中的惨痛生活而作。

在这些诗篇中，诗人那关心国家命运、同情人民疾苦，以及为了国家利益又鼓励人民作出牺牲的矛盾心情，表现得十分委婉。

此后十一年的漂泊西南的生活，更使他的诗歌创作达到辉煌，他的那些脍炙人口的名篇，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以及他那些自传和传记体的回忆诗《壮游》《昔游》《遣怀》《往在》《八哀》等等，都写在这一时期。

不幸成就了诗人，“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8直到生命终结前夕，他都在用自己的诗篇为多灾多难的国家和人民而歌。

8《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奉呈湖南亲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