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对近代哲学的影响

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对近代哲学的影响

摘要：西方近代哲学在本体论上的形成和凸显经历了一个从原始社会混沌不分到古希腊哲学通过本体论的建构初步区分人与周围世界，再到近代哲学在认识的主客体关系中突出主体性以及德国古典哲学把主体性理论发挥到极致的过程。其中唯名论与实在论围绕个别与共相的关系之争对唯物主义的萌芽，怀疑论的兴起以及近代哲学语言学及语境论的转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个别共相自我同一性主体性

从11世纪末到12世纪中叶，共相问题成为中世纪早期经院哲学争论的中心。后来虽然以哲学与神学、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为重点，但共相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其形而上学本体论方面的争论一直未曾中断，到14世纪末为止，总共持续了300多年。

中世纪经院哲学围绕个别与共相的关系之争形成的两个对立派别。唯名论否认共相具有客观实在性，认为共相后于事物，只有个别的感性事物才是真实的存在。这派主要代表人物主要有罗瑟琳、阿贝拉尔、培根、邓斯斯各特、奥康等。实在论断言共相本身具有客观实在性，共相是先于事物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共相是个别事物的本质。主要代表人物有安瑟尔谟、托马斯阿奎那。

一、唯名论与实在论的基本观点

极端唯名论者反对共相具有客观实在性，否认共相为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主张唯有个别事物才是具有客观实在性，认为共相后于事物，共相只是个别事物的“名称”或人们语言中的“声息”。温和唯名论者除了否认共相的客观实在性和主张唯有个别事物具有客观实在性之外，又认为共相表现个别事物的相似性和共同性，因而共相只存在于人们的的思想之中。

极端实在论者断言共相具有客观实在性，共相是独立于个别事物的第一实体，共相是个别事物的本质或原始形式，个别事物只是共相这一实体派生出来的个别情况和偶然现象，所以共相先于事物。温和实在论者也断言共相是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但又强调共相这一客观实在既独立存在于事物之前，又存在于事物之中和事物之后，即：共相这个概念，作为神创造个别事物的原型理念或原始形式，存在于被创造物之前，也就是说存在于神的理智之中。共相作为神创造的个别事物的本质或形式，则存在于事物之中。共相作为人对个别事物的抽象归纳的概念，它在事物之后，也就是说存在于人们的理智之中。

二、唯名论与实在论争论的焦点及其由来

早期经院哲学内部的斗争主要是唯名论和实在论的论战，它是政治领域里的激烈斗争在哲学上的曲折表现。这场争论的焦点是关于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即一般和个别哪个更实在的问题。这场斗争大约从11世纪开始，延续了几个世纪。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着重探讨的一

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古希腊哲学的继续。这场斗争的由来可追溯到3世纪腓尼基学者波菲利。他在给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所写的引论中提出了三个哲学问题；种和属是真实存在的，还是纯粹理智的产物？如果它们真实存在，则它们是有形体还是无形体的？它们存在于感性事物之外还是存在感性事物之内？中世纪唯名论和实在论的斗争主要就是围绕这三个问题来展开争辩的。

这场争论在认识论上是关于普遍概念的形成、性质和意义问题的争论，在本体论上是关于理念、精神实体和个别事物的独立存在问题的争论。就思想渊源来说，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场争论本质上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哲学基本问题的争论。

三、唯名论与实在论的内部联系

唯名论与实在论都是从“一般”和“个别”哪个更实在的问题上提出问题的。二者都形而上学的割裂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实在论者把一般说成是独立的精神实体，是第一性的，而个别事物是第二性的，这是客观唯心主义；唯名论者未摆脱宗教神学的束缚，否定了一般的客观内容，给主观唯心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

在中世纪，唯名论与实在论的斗争同当时社会的政治斗争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一般来说，实在论有利于教权至上主义和正统神学的统治，往往为教皇派所支持，而唯名论则往往得到世俗地主、王权派和市民等级的赞同。实在论往往以正统自居，把唯名论视为离经叛道的“异端”，天主教会和宗教裁判所以严酷的手段迫害唯名论者，禁止他们的思想宣传，烧毁他们的著作，将之开除教门，甚至投入教会监狱或活活烧死。尽管正统教会如此镇压唯名论者，但由于它有强大的世俗地主阶级、王权派和市民等级作为后盾，因此唯名论的思潮并没有被扼杀，反而在中世纪后期更加繁荣兴盛起来。

四、唯名论与实在论之争产生的影响

唯名论对以后的哲学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是英国唯物主义者理论的主要成分之一；另一方面，又被贝克莱、休谟等主观唯心主义者所利用。休谟曾论证指出：感觉中没有任何东西使我们能得到因果关系或自我同一性的知识。而西方哲学(主要是认识论)的主要宗旨是要证明或说明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这就是“确定性的寻求”，但从十七世纪新科学诞生之日起，它就已遭到怀疑论的反驳。康德不赞同休谟的怀疑论，他放弃经验来自感觉的假设而论证到：某些概念(范畴)给经验提供必要的形式框架。正是由于某些概念的必要性使他能避免休谟的怀疑论。没有这些把感官得来的杂多加以统一组织的概念，经验便根本不会发生。康德用这个先验论证表明我们能够有外在的世界的、自我同一性的和因果关系的知识。于是通过把概念和感觉结合起来得以解决知识如何可能的认识论问题。

康德虽然试图解决主体和对象的关系问题，但主观经验和客观知识之间仍然没有真正的联结起来。当代哲学家仍然以先验论证方式讨论语言和世界的关系，指出知识和实在必然以语言为基础。但人们对语言的理解仍然被主体性的阴影所笼罩，尽管维特根斯坦指出意义与理解和心理状态与过程之间存在着严格的范畴区别。人文主义学者伽达默尔、利科尔、哈贝马斯、巴韦斯、培利和等都明显地研究意义与理解，而非研究心理状态与过程。但另一方面认知科学主流大多数专家却从事于心理状态和过程的研究。维特根斯坦主张目的性行动在科学知识之先，这个观点是对西方自亚里士多德到康德的主流哲学的挑战，实现这一挑战是把主张科学知识先于行动的传统认识论的优先次序倒转过来。如果说康德是最后一位“意识哲学”或“主体性哲学”的大师，那么维特根斯坦便是最先倡导行动哲学的伟大哲学家。

总之，康德证明经验(或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维特根斯坦则要表明生活实践和语言交流如何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