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知识分子报刊论政的三种形态

2009年3月第33卷第2期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Phil os 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March2009

Vol.33No.2

清末知识分子报刊论政的三种形态

蒋含平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安徽合肥　230039)

摘　要:清末是一个变革时期,也是知识分子报刊活动十分活跃的时期,报刊论政成为清末知识分子介入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渠道。由于时代背景不同以及主持者的社会角色、政治身份认同的差异,这个时期知识分子报刊论政的表达方式并不相同。从王韬、梁启超、章士钊的报刊活动中,我们能看到知识分子的清议、政治家的启蒙、革命者的煽动这三种差别明显的论政形态。这些报刊论政形态既有一定程度的阶段代表性,也有某种程度的历史延续性,展示了近代报刊在政治运动中渐次推进的过程,也勾画出清末知识分子通过报刊活动逐步深入政治领域的走向。

关键词:清末;知识分子;报刊;王韬;梁启超;章士钊

中图分类号:K252;G21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019(2009)02-0110-06

清末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变革时期,救亡图存压力之下的国人将爱国情绪转化为政治热情,使得政治运动风起云涌。同时,清末也是一个知识分子身份急遽转化的时期。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的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四民社会逐渐解体,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做官不再是士子唯一的出路,读书人逐渐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被迫进行社会职业选择。在这一过程中,报刊扮演了特殊角色。一方面,它成为许多知识分子谋生的手段;另一方面,它也成为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活动、重回社会中心的重要渠道。因此,我们看到,清末既是一个社会变革时期,也是知识分子报刊活动十分活跃的时期。

在政治改革背景下的知识分子报刊活动,呈现出相当的接近性:这个时期知识分子多是借助报刊发表政治主张,进行政治活动;他们都重视报刊的政治工具性,使得报刊的宣传功能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得到充分发挥;这一时期的报纸文体,也以政论最有色彩,产生的社会影响最大,从而形成了新闻史上的“政论报刊时代”。

但是,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由于知识分子社会角色和政治身份认同的差异,其报刊论政的表现形态也有很大差别。从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开始,到梁启超的报刊活动,再到章士钊等在《苏报》中的活动,我们能看到清末知识分子报刊论政三种有代表性的形态。其中,王韬的报刊论政以报纸的商业经营为依托,更多的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独立的立场和思考,他的“立言”,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的清议。梁启超的报刊论政已经带上了浓厚的政治家办报的性质,报刊活动更多的是以党派的组织形式进行,言论也带有浓厚的启蒙色彩。而章士钊的报刊活动则更多的带有志士化的痕迹,报刊活动中呈现出不计成本的追求宣传效果的倾向,言论风格也更为激烈。他们在报刊活动中的政治角色定位,可以用“谏言者、启蒙者、革命者”来概括。这三种不同形态的报刊分别出现在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既有一定程度的阶段代表性,也有某种程度的历史延续性。

历史的情形是错综复杂的,清末知识分子报刊论政并不仅仅是这三种形态。本文只是就新闻史上涉及的报刊中有典型意义的现象进行论述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一、立言:知识分子的清议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生着缓慢的结构性变化。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开放口岸的增加和洋务运动带来的早期工商业发展,一批新知识分子出现,如容闳、何启、唐景星、伍廷芳、王韬、郑观应、马建忠等。他们成为近代中国早期的觉醒者和改革者。这批知识分子有相当一部分从事过报刊活动,如容闳创办过《汇报》(1874年,上海),伍廷芳协助创办过《中外新闻》(1860年,香港)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影响最大的是王韬的《循环日报》。

早年的王韬只是一个科举不第的边缘文人。早在1849年王韬21岁的时候,他就迫于生计来到上海的墨海印书馆做编译工作,开始了他的“雇佣”生涯。这使他开始

收稿日期:2008-10-31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2008sk040zd)

作者简介:蒋含平(1962～),女,安徽巢湖人,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011

较多地接触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1862年11月,王韬因一封颇惹争议的上书惹上了麻烦,被迫从上海流亡香港。1867年12月至1870年3月两年多的时间,王韬在英国留居,其间游历了法国。这使得王韬不仅有了世界的眼光,还有了世界生活的感受。他看到西方报纸“云蒸霞蔚,持论蜂起,无一不为庶人之清议”,像《泰晤士报》这样的报纸,“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1]羡慕不已。不久,王韬与友人合资买下英华书院的设备,成立中华印务总局。1874年元月,王韬以此为依托,和友人一起创办了《循环日报》。该报从创刊至1884年间均由王韬主持运作,成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报刊中第一个以“立言”而闻名的报纸。

应该说,作为一份民间报纸,《循环日报》有着经营实体的依托,并没有像此后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报刊活动中的那种集团背景或者党派色彩。此时的王韬,除却是一个拥有文化企业的知识分子以外,更是一个身处边缘地位但仍积极要求展示自己改革理想的思想者。这种角色和立场直接影响到他的报刊运作模式和立言姿态。

从报纸运作模式看,王韬重视新闻并倚重市场经营,体现出更多的近代报业意识。《循环日报》不仅是中国近代国人报刊中第一个以言论闻名的报纸,还是一份富有近代报业理念的报纸。它不但体现出报纸提供信息、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功能,还充分体现了报纸的市场经营意识。

王韬很重视报纸提供信息的功能,在他看来,报纸提供信息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能够“广见闻”,即起到教化的作用。他强调他的报纸要“博采群言,兼收并蓄。凡民生之休戚、敌国之机宜、制器之工能、舟车之来往及山川风土、祸福灾祥、无不若列眉”。二是能够“通上下”,即起到沟通上下之情的作用。王韬认为“国之大患,莫若民情壅于上闻。民情不通,即虽有水旱盗贼皆蔽于有司,莫得而知矣”。而报纸则能使“在上者知所维持,在下者知所惩创”。[2]188

王韬在实际操作上也是如此。从《循环日报》的版面看,新闻占有绝对的比重。《循环日报》第一版为经济信息版,刊登当地商业行情;第二版、第三版是新闻版,列有“京报全录”、“羊城新闻”、“中外新闻”栏目,囊括了中央政治新闻、中外重要新闻与本地新闻;第四版刊登广告。为了保证新闻报道的及时,《循环日报》还采取增出“行情纸”的方法。据研究者称,《循环日报》每天都发行行情纸,以小张中国土纸印刷,版面不限,报道报纸截稿以后的消息。遇有重大事件,报纸还发行“号外”。这在当时的报刊中是一个创举。①

王韬还非常具有市场竞争意识。香港是近代外国人办报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报业一向比较发达。《循环日报》问世的时候,香港不乏在当地有影响的中文报纸,如《香港中外新报》、《香港华字日报》等。但这些报纸一般都是外国人主办的。因此,王韬在宣传《循环日报》的时候,就大力宣传自己的报纸是“华人资本、华人操权”,并指斥那些外国人主管的中文报纸“主笔之士虽系华人,而开设新闻馆者仍系西士,其措词命意难免径庭。或极力铺张、尊行自负,顾往往详于中而略于外,此皆由未能合中外为一手也。欲矫其弊,则莫如由我华人日报始”,[2]185以突出自己报纸的优势,期望赢得本地市场。此外,报纸创刊初期,王韬还重视广告宣传、注意争取读者等等,市场运作手法毫不逊色于同时期的商业报纸。可以看出,王韬的报刊活动较多地吸取了西方报业的元素,近代报业意识比较突出。

从立言姿态上看,王韬的言论表现出更多的传统知识分子“处江湖之远”而代君分忧的状态。

王韬言论的立场首先与他对变法的认识相关。王韬主张在不触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变法。他的变法主张,更多的是在为统治者改良政治制度出谋划策。所以王韬关于变法的言论,其诉求对象是当政者。而王韬“处江湖之远”的边缘身份也影响到他的言说方式。他的言说,更多的表现出一种民间知识分子向当政者的谏言。

从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看,无论是他的“原论”五篇,还是“变法”“变法自强”系列、“重民”系列,都是在向当政者指出改革路径,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法。其中对于当政者的尊崇和拥护也十分明确。例如《变法》上中下三篇,在分析了当前的国际情势后,提出变法的主张,并提出变法的具体措施,认为变法之道在取士之法、练兵之法、学校之虚文、律例之繁文,“而其最要者,移风易俗之权操之由上,而与民渐渍于无形,转移于不觉”,即认为当政者才是变法的真正掌控者。在《原才》中,文章开头便直言:“天下非无人才,患在取士之法未善,用才之志不专;又患在上之人不能灼知真才。”《原士》中则说:“为今计者,当废时文而以实学,略如汉家取士之法。”其他类似于“治天下者”当如何、“欲得民心”当如何、“天下何以治”、“天下何以乱”之类的文句,在王韬的文章中更是随处可拾。替在上者分忧与出谋划策,是王韬言论在立言姿态上的突出特点。

在言说方式上,王韬的文章保留了传统知识分子策论的一些风格,每一篇文章都不长,一般一事一议,行文比较简练,先立题后分析。持论态度平和、中肯,有浓厚的说理色彩。这也使得他的报刊政论和后来梁启超等人的政论有较大差别。

“持清议”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梦想。当这个梦想与近代报刊结合的时候,其潜力是巨大的。王韬这里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开了一个头。正如王韬自己后来跟朋友表白的,他办《循环日报》的目的是借“日报立言,义切尊王,纪事载笔,情殷敌忾,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3]总之,王韬的报刊政论以商业运作为基础,以清议为目的,以言论为灵魂,表现出了一个“谏言者”的姿态。可以说是开了近代报刊“商业经营,文人论政”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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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年)、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达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