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司法审判制度的独特设计

宋代司法的程序正义

作者为宋史研究者吴钩来源：南方周末

今天许多朋友说起传统中国的司法，习惯轻蔑地以“人治”、“缺乏程序正义”、“有包青天情结”相概括。然而，如果宋朝人听到这样的评价，首先就会不同意，因为宋人立制，最讲究“事为之防，曲为之制”。防止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出现独大的权力，防止独大的权力制造冤案错案。

鞫谳分司，就是“事实审”与“法律审”分离，原理有点像英美普通法体制下，陪审团负责确认犯罪是否属实，法官负责法律的适用。

录问，用意在防范冤案、错案，因为在庭审中，推勘官完全可能会锻炼成狱，被告人屈打成招。

宋朝实行连署判决制度，连署的法官类似于是一个“判决委员会”，如果你觉得判决不合理，也可以拒绝签字；倘若有法官拒绝签署，那么判决便不能生效。

中华文明在很早时候就发育出“疑罪从无”的司法思想，《尚书》说，“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宋朝人与现代文明国家，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宁纵不枉”。

一件刑事案进入了庭审程序，主审法官的责任是审查事实，根据证人证言、证物、法医检验、嫌犯供词，将犯罪事实审讯清楚，能够排除合理怀疑。至于犯人触犯的是什么法，依法该判什么刑，他是不用管的。被告人画押之后，便没有审讯法官什么事了。但如果审讯出错，则由他负责任。

第一道程序走完，进入第二道程序。由另一位不需要避嫌的法官，向被告人复核案情，询问被告人供词是否属实，有没有冤情。如果被告人喊冤，前面的庭审程序推倒重来，更换法庭重新审讯。如果被告人未喊冤，那进入下一道程序。

案子的卷宗移交给另外一位法官，这名法官将核查卷宗是否有疑点，如发现疑点，退回重审；如没有疑点，则由他根据卷宗记录的犯罪事实，检出嫌犯触犯的法律条文。然后，将案子移交给一个判决委员会。

判决委员会负责起草判决书，交委员会全体法官讨论。若对判决没有异议，则集体签署，将来若发现错案，所有署名的法官均追究责任。对判决持异议的法官，可以拒不签字，或者附上自己的不同意见，呈请上司另审。判决书获得全体法官签署之后，才可以进入下一道程序：送法院的首席法官做正式定判。

首席法官定判后，还需要对被告人宣读判词，询问是否服判。这时被告人若称不服判，有冤要伸，那么将自动启动申诉程序——原审法官一概回避，由上级法院组织新的法庭复审，将前面的所有程序再走一遍。原则上刑案被告人有三次翻供申诉的机会。

如果被告人在听判之后，表示服法。那么整个案子告一段落，呈报中央派驻各地的巡回法院复核。巡回法院若发现疑点，案子复审。若未发现疑点，便可以执行判决了。但如果是死刑判决，且案情有疑，则必须奏报中央法司复审。

——这样的刑事司法制度，你会如何评价呢？你是觉得它很优良，还是很糟糕？不管你怎么看，我想先说明，我上面所述的，其实并不是什么假设，而是在宋代一直实行的州级法院的刑事审判程序（当然我的描述使用了现代的语言）。你若不信，请听我细说——

鞫谳分司

宋代实行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鞫谳分司”司法制度。鞫，即鞫狱，审讯的意思；谳，即定谳，检法定罪的意思；鞫谳分司，就是“事实审”与“法律审”分离，其原理有点像英美普通法体制下，陪审团负责确认犯罪是否属实，法官负责法律的适用。在宋朝法院内，负责审清犯罪事实的是一个法官，叫做推司、狱司、推勘官；负责检出适用之法律的是另一个法官，叫做法司、检法官。两者不可为同一人。这便是“鞫谳分司”的基本精神。

宋朝的司法体系，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置了推司、法司两套平行的系统。我们前面说了，中央的大理寺分设“左断刑”与“右治狱”两个法院，为贯彻“鞫谳分司”的司法原则，“左断刑”

又切分为断司（推司）与议司（法司）；“右治狱”也分为左右推（推司）与检法案（法司）。

在地方，州府法院的左右推官、左右军巡使、左右军巡判官、录事参军、司理参军都属于推司系统，司法参军则属谳司系统。有些小州没有分司理参军与司法参军，但对任何一起刑案的审判，同样必须执行“鞫谳分司”的原则，推勘官与检法官由不同的法官担任。宋代县一级的司法人员配置不是那么完备，但还是设了推吏协助鞫狱、编录司协助检法。

在一起刑案的审判过程中，推勘官唯一的责任就是将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审讯清楚。按照宋朝的立法，“诸鞫狱者，皆须依所告状鞫之。若于本状之外别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论”。意思是说，推勘官鞫问的罪情，必须限制在起诉书所列举的控罪范围内，起诉书没有控罪的，法官不得自行问罪，否则，法官以“故入人罪”论处。这叫做“据状鞫狱”。确立“据状鞫狱”的司法原则，自然是为了限制推勘官的权力，防止法官罗织罪名、陷害无辜。惟盗贼杀人重案不受“据状鞫狱”的限制，允许穷究。

推勘官审清了案情，有证人证言、物证与法官检验报告支撑，能够排除合理怀疑，被告人服押，那么他的工作便结束了。至于被告人触犯了哪些法条，当判什么刑罚，则是另一个法官——检法官的工作。

检法官的责任是根据卷宗记录的犯罪事实，将一切适用的法律条文检出来。从司法专业化的角度来说，宋代立法频繁，法律条文浩如烟海，一般的士大夫不可能“遍观而详览”法条，只有设置专业的检法官，才可能准确地援法定罪。

从权力制衡的角度来看，独立的检法官设置也可以防止推勘官滥用权力，因为检法官如果发现卷宗有疑点，可以提出驳正。如果检法官能够驳正错案，他将获得奖赏；反过来，如果案情有疑，而检法官未能驳正，则将与推勘官一起受到处分。宋人相信，“鞫谳分司”可以形成权力制衡，防范权力滥用，“狱司推鞫，法司检断，各有司存，所以防奸也”。

在司法实践中，独立的检法官设置，确实为维系司法公正增加了一道防线。宋真宗年间，莱州捕获两个盗贼，州太守用法严酷，指使人故意高估了盗贼所盗赃物的价值，以图置其于死罪。莱州司法参军西门允在检法时，发现赃物估价过高，提出驳正，要求按盗贼盗抢之时的物价重新估值，“公（即西门允）阅卷，请估依犯时，持议甚坚”，终使二犯免被判处死刑。

“鞫谳分司”的司法程序，宋亡之后即被遗弃。

录问

按照宋朝的司法制度，凡徒刑以上的刑案，在庭审结束之后，都必须启动“录问”的程序，即由一位未参加庭审、依法不必回避的法官核查案状，再提审被告人，读示罪状，核对供词，询问被告人所供是否属实，“令实则书实，虚则陈冤”。必要时，还可以提审证人。被告人如果自认为无冤无滥，即签写“属实”，转入检法定刑程序；如果想喊冤，则可以翻供。一旦被告人翻供，案子即自动进入申诉程序：移交给本州的另一个法院，重新开庭审讯。

录问，用意在防范冤案、错案，因为在庭审中，推勘官完全可能会锻炼成狱，被告人屈打成招。所以宋人坚持在庭审之后、检法之前插入了一道“录问”的程序。刑案未经录问，便不可以判决；即使作出了判决，也不能生效；如果生效，即以司法官枉法论处。宋哲宗年间，开封府右军巡院审理一起涉及侮辱宋神宗的案子，案子审结后上奏哲宗，哲宗“诏特处死”。因为结案时未经录问程序，所以有大臣提出抗议：“不惟中有疑惑，兼恐异时挟情鞫狱，以逃省寺讥察，非钦恤用刑之意。请今后狱具，并须依条差官审录。”最后，哲宗只好下诏，重申录问的程序不可省略，今后司法机关如审判不走录问程序，以违制论。

以宋代的惯例，对犯下死罪的重案犯，还必须是“聚录”，即多名法官一起录问，以防作弊。有些重案实在是事关重大，在聚录一次之后，往往还要从邻州选官，再录问一次，如真宗朝的一条“刑事诉讼法”规定：“诸州大辟罪及五人以上，狱具，请邻州通判、幕职官一人再录问讫。”在录问时，若发现案情存在疑点，被告人可能含冤，录问官有责任驳正，否则要负连带责任：“诸置司鞫狱不当，案有当驳之情，而录问官司不能驳正，致罪有出入者，减推司罪一等。”即出现错案之后，录问官按比推勘官罪减一等的原则问责。如果录问官能够及时驳正错案，则可获得奖励：“录问官如能驳正死罪一人者，命官减磨勘两年（免两年考核），吏人转一资（升职）；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