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教育智慧

中国古代教育智慧——被长期轻描淡写的一种智慧

作者：石中英文章来源：《中国教育报》

教育在无边的时空中穿行。如今，人类已经进入知识社会，比起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来说，人类的教育形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教育的目的、教育的制度、教育的内容一直到教育的方式方法等等。可以说，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种适应知识社会要求的新教育正在酝酿和形成之中。与此同时，许多新的教育思想或主张也开始陆续登场，相互竞争，相互激荡，像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潮、批判教育学、解放教育学、后现代教育思潮、新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等等。“主体间性”、“生活世界”、“合法性”、“学校选择”、“文化抵制”、“霸权”、“赋权”、“对话”、“多样性”、“反讽”、“规训”、“服务”、“知识/权力”等等来自不同知识领域的概念风靡中国教育界，为教育实践提供了一幅近乎全新的概念地图。在这样的时代，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古代教育智能还有价值或意义吗？如何立足于实践的立场看待中国古代教育智慧？中国古代教育智慧能不能实现它的当代转换，能不能在当代教育理论和实践中有栖息和表达的空间？这都是一些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越来越少的教育学者思考传统文化问题

遗憾的是，据我个人的观察，在中国教育学界，除了一些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学者外，许多其它教育学科的学者似乎并不经常思考这样的问题，中青年教育学者尤其这样。我自己也不例外。前不久，国内同仁所熟悉的、首提“西方教育理论本土化”的杜祖贻教授和著名教育哲学家黄济先生在英东楼我的办公室会谈，两位老友见面，谈得非常开心。其间，黄济先生向杜先生汇报说自己离休后正在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工作，准备搞一个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读本，涵盖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小说散文乃至家书楹联等，已经写出了个大纲，并开始在《中国教师》杂志连载。杜先生听了由衷地高兴，赞扬黄先生此项工作对于普及传统文化、培植青少年文化自信心功德无量。杜先生说完这番话，就转过头对我和北京大学的青年学者蒋凯博士说，年轻人在教育研究和实践中继承老一代的文化理想和情怀，祖国的文化就有希望了。不知道蒋凯博士当时有何感想，反正我自己心里是很惭愧的。为什么呢？因为尽管我的导师黄济先生对于传统文化情有独钟、了如指掌、身体力行，但是我自己并未在学术研究和日常生活中有多少的体现和体会。尽管我在一些研究论文、著作和学术演讲中也时常谈论一些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但实话说，自己对它们的阅读和认识还是很肤浅、很皮毛、很初步的，对它们的感情也远不似先生们那样深厚。杜先生要是知道这些，还能不能够高兴得起来呢？！

坚守师道尊严

曾经有位朋友，对于当前国内教育理论和实践中西方教育理论“泛滥”的现象愤愤不平，认为国人对西方教育理论的过度热情和迷信毁坏了学校、毁坏了家庭、毁坏了青少年儿童。他想邀我写一本大概叫《中国教育的智慧》的书，以响应当前的教育现实。我当时也很激动，觉得他言之有理，觉得我有责任写这样的一本书，并梦想着靠它来医治中国教育的时弊。激情之下，我还力邀了我的一位在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方面非常有造诣的同学一起写。后来终因我对于中国古代教育文献的不甚熟悉，加上日渐繁忙的管理工作，只好作罢。

不过，从那以后，我在教育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中国意识”却是强了许多。比如，在课堂上讲到师生关系时，我对于“师道尊严”有了新的认识。经过仔细地查找资料，我发现“师道尊严”堪称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师生关系命题。师道尊严所要表达和维护的并非是不平等的、等级制、专制型的师生关系，而是教师本人对于教育之道的深切体会和不懈实践。用今天的学术语言来说，它应该是一个教师伦理学的命题。根据这种认识，我写了《老师们，让我们自重》的短文。至于把师道尊严理解为不平等的、等级制的和专制型的师生关系，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有意扭曲或歪曲的结果。试想一下，如果一个时代教师不能严守师道，学生不能尊重教师，社会上嘲讽教师，还能有什么真正的教育可言？当我在和另一位朋友

合写《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一文最后重引韩愈“嗟乎！师道之不存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一句时，我听得见自己心颤的声音。作为一名曾经的小学教师和现在的高校教师，我扪心自问：我是否严守了师道？我是否是一名“合格的”教师？

我们未必已弄清古人的教育智慧

中国古代的教育智慧是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恐怕穷其一生也很难全部领会和掌握。再试举几例。在教育和政治关系上，我们中国人强调“政教合一”。“政教合一”西方人也讲，但意义大不相同。他们讲的“政教合一”强调“（世俗）政治”与“宗教信仰”的统一，是想通过宗教的途径获得政治的合法性。我们中国人讲的“政教合一”强调的是“政治”与“教化”的统一，既是强调教育的政治功能，更是强调政治好坏对于全体百姓的教育意义。在古代思想家们看来，皇帝或政治家是百姓的老师，皇帝或政治家的好坏决定着社会风气的好坏，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性情和行为。“上之所好，民必从之。”上好色，则社会淫乱生；上好财，则社会腐败生；上好弄权，则社会小人得势；上好长生不老，社会上仙家术士横行。所以，在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们看来，一个好的皇帝或地方官要抵得上100所学校所发挥的教育作用。这样精辟的教育思想，恐怕连今天西方最著名的政治学家、教育学家也未必能够领会。

再例如，中国古代思想家论学习既讲博学又要求有概括能力，既强调文化经典的学习又主张要结合实践加以领会，既强调个人的自主努力也要求同伴之间相互切磋、观摩，既强调择师、尊师也强调反身自省，既强调循序渐进、学不躐等也主张体察顿悟，既强调立下志向也规劝从小事做起，既强调有教无类、人人皆可以成尧舜又承认人有上智下愚之别和因材施教之必要，既强调刻苦学习也提倡积极思考，如此等等。这些学习的智慧比起西方20世纪时髦的学习理论像行为主义、认知主义甚至时下最热的建构主义来说一点也不逊色。只是我们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对于它们还掌握得不够系统、理解得不够深刻、实践得不够艺术罢了。前些年，一本引进的《学习的革命》在商业操作下席卷中国教育界，力图给许多家长和孩子带来学习的福音。可结果呢？除了带来浮躁的学习心态外，似乎什么也没有留下。如今，再仔细体会《中庸》所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深感先贤们对于学习阶段、形式和目的把握得精妙绝伦。今日的中国教育，是否继承和弘扬了这种优良的学习文化呢？

关于科举制度

谈中国古代教育智慧，绕不开科举制度。在一些朋友看来，似乎整个古代教育都是为科举服务的，科举成了古代教育的“原罪”。对古代教育的诟病与对科举的批评是联系在一起的。说实话，我对于科举的了解不是很多，但知道科举和教育不是一回事儿。科举是一种国家选才制度，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凡进（政府部门）必考”。这种制度比起之前的什么禅让制、世袭制、九品中正制（实为一种推荐制度）等都要先进得多、合理得多，有利于选拔优秀人才。据说，近代以后科举制传入西方对西方的现代文官制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推动了西方社会政制的现代转型。果真如此，科举制也算是中国对于现代文明的一大贡献了。当然，当学校教育应试科举并完全成为科举的附庸时，学校教育的教育意蕴就丧失殆尽，成为帮助青年人参加科举的机器了。可这也不是设立科举的原意啊！是学校教育不能体现教育之道，失去了主体性，放弃了自己的教育责任，心甘情愿地堕落的。要拯救堕落的教育，一定要废除科举吗？或者反过来说，废除了科举，堕落的教育就自然能够得救了吗？

现代的高考与古代的科举有些地方类似，但实质上是不同的。高考有选拔性考试，科举也有；高考竞争很激烈，科举考试也很激烈；高考中的作弊和反作弊真类似科举时代的作弊和反作弊，作弊者和反作弊者所花费的心思和精力都非同一般。尽管有这些类似，但高考只涉及到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问题，而科举则涉及到封建国家各级行政职位的分配机会问题，大体上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公务员或其它入职考试。因此，利用人们长期形成的对于“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