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教育思想

范仲淹的教育思想

【摘要】北宋建国以后,为了选拔人才,专重科举,而教育不兴。中期以后,面对内忧外患,一批士大夫纷纷提出变法革新,范仲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登上历史舞台的。他一生勤于教育,兴办学校,创建书院,为统治阶级培养了大批经世致用的人才,并开创了北宋一代兴学之风。范仲淹对我国古代教育所作的责献,功不可没。

【关键词】范仲淹；教育思想；教育实践；

范仲淹所处的时代，正是北宋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北宋开国迄仁宗庆历时，已垂八十余年，由于土地兼并的发展和冗官、冗兵、冗费的存在，社会矛盾日益凸现，宋王朝陷入了“积弱”“积贫”的困境。所谓“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贼横炽。”对此，范仲淹“深为国家忧，”主张实行政治改革来摆脱危机，认为“天下之理，有所穷塞，则思变通之道；既能通变，则成长久之业。”范仲淹认为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吏治腐败和人才不济，国家的政策法令能否贯彻，关键在于各级官员的“贤愚。”他指出，官吏成天忙于“迎送之劳，”迷恋于“燕射之逸，”不是“急急于富贵之援，”就是“孜孜主子孙之计，”如此不才之吏，“十有七、八焉，”致使“徭役不均，刑罚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鳏寡不恤，游惰不禁，播艺不增，孝悌不劝，”结果“百事废毁，天下大乱，”“邦国之本，由此凋残。”他在其奏议和文稿中多阐述这一思想，进而强调：“得地千里，不如一贤，贤实邦本，何地能及。”“王者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

基于上述的认识，范仲淹痛切地感到“国家之患，莫大于乏人。”因而他十分重视教育这项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工作，把“兴学”当作是培养人才、救世济民的根本手段。他认为，要剔除官僚政治的弊端，除了澄清吏治、裁汰冗官、限制恩荫、严格考绩等措施外，更重要的是，“欲正其末，必端其本，”“兴学校，本行实。”即从长远着眼，从基本入手，办好教育，为国家培养各类人才。他说：“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要达到天下大治，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材，陈正道，使其服礼乐之文，游名教之地；精治人之术，蕴致君之方。”换言之，要实现振兴天下的思想，必从教育做起。通过教育，使“济济多士，咸有一德，列于朝则有制礼作乐之盛，布于外则有移风易俗之善。”他推崇周礼传说中的三代学校制度，认为三代“材不乏而天下治，天下治而王室安。”乃是兴学育才的结果。青年时期的范仲淹就学于应天府书院，五年攻读，不仅使他精通儒家经典，擅长词赋，博学多才，且应试及第。他从自身的经历中深感学校教育之重要，如果没有应天府书院的教育，像他这样的孤寒学子，是很难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当然更无从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在充分肯定学校教育是培养人才、实现经世邦国功能的基础上，范仲淹又针对当时科举考试的状况，提出改革科举制度的主张。北宋开国数十年间，朝廷对于科举颇为关注，但尚未重视学校教育。中央只设一所学校即国子监，不仅如此，国子监还逐日萧条，“生徒至寡，仅至陵夷。”开科取士只看考试成绩，不问学校出身，故此士大夫子弟只想通过科举考试来博取功名。士子多贪图名利，徇私舞弊，不务实学，浸以成风，到仁宗时，科举之弊，愈演愈烈。范仲淹对这种不教而择人的科举制度，早有非议，曾多次上书陈述。天圣三年（1025）《奏上时务书》；天圣五年（1027）《上执政书》；天圣八年（1030）《上时相议制举书》等。他在《上执政书》中明确提出“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

国听”等六大主张，其中“重名器”的办法就是慎选举敦教育。他把当时科举以考试取人，而不在考试之先教育人，比之为“不务耕而求获。”他认为择而不教，久而乏人，贤才难以继出。所以科举考试应与学校教育相结合，教育是培养、选拨人才的必要前提。他又认为“国家乃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势必造成“士子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要改革此弊，必须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考进士要“以策论高辞赋”，“先策论后辞赋”。他还主张恢复制举，认为制举也应与教育相衔接。一旦恢复制举，不但可以使被埋没的人才脱颖而出，尤可鼓励天下人求学，培育天下才能之士，正是“复小为大，抑薄归厚。”同时，他强调学校的教育内容应以《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为主，兼授诸如算学、医药、军事等基本技能。制举考试亦应以六经为先，正史次之，再令考生论述时务及提出实际的对策方略，如此才可把“天下俊贤”引向经邦济世之业，为国家带来杰出的辅佐人才。

范仲淹教育改革的基本思想是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正统的教育思想，在当时科举冗滥、教育不兴的情况下，他针砭时弊、反对“不以教育为意”的作法，主张“劝学育才”振兴社会，是颇具远见卓识的，有着强烈的时代精神，至今仍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