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贝克的《菊》

The Chrysanthemums
二元性别对立下的僭越悲剧
——由斯坦贝克的《菊》想到的
短篇小说《菊》（The Chrysanthemums）的作者是美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著名小说家，以《愤怒的葡萄》等作品获得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

《菊》是斯坦贝克创作中期的作品，他曾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当时他刚刚完稿的《菊》：“它完全不同（于其他作品），将在不知不觉中打动读者。

”而事实正如斯坦贝克预料的那样，拜读过《菊》的读者及评论者无不感到了“内心被某种难以言说的东西所深深震撼了。

”
《菊》的故事情节简明而清晰。

故事展开的地点是斯坦贝克的故乡，南加里福尼亚洲的萨利纳斯峡谷。

女主人公艾丽莎·爱伦与丈夫亨利住在那里的一个农场上，家门口的菊花圃是艾丽莎展示平日浪漫情怀以及宣泄郁结的感觉的场所。

这一天，当艾丽莎在花圃里打理心爱的菊花时，一个高大不羁的补锅匠的意外出现，在她平静的心中泛起了不小的涟漪。

艾丽莎在莫名的感情驱使下将一盆心爱的菊花苗送给了补锅匠。

而后却在与丈夫外出时发现了被丢弃在路边的菊花苗。

小说结尾，艾丽莎像苍老的女人一样哀哀哭泣。

很显然，通常人们习惯性地将《菊》解读为一个已婚女人历经失意和遭受挫败的故事。

但对于女主人公为何感到失意，因何遭到挫败却有不同的理解。

一些评论者把主人公艾丽莎的不满和孤独与她年近中年却没有子女，潜在的母性无法发展联系在一起；一种说法是察觉到艾丽莎与丈夫亨利的夫妻关系缺乏激情和深层理解，提出性压抑或许是她感觉烦闷的潜在原因；还有一种则是把《菊》解读为描写厌倦烦琐生活的家庭主妇的典型例子，认为艾丽莎的不满来源于对一成不变的现实生活感到疲乏及对于虚幻的浪漫未来的向往。

毫无疑问，这些观点从不同角度对文本进行了探索和分析，各有其立论依据。

然而，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并没能细致的发掘《菊》的主题内涵。

如果我们能对这篇小说进行深层的检索，充分留意其中被巧妙地编织进故事的意象与特征，或许可以得到另一种解释，即《菊》是一篇深刻的关于“性别”的故事，它讲述的是一个试图僭越二元性别对立下的女人无法避免的悲剧。

“性别研究”在近年陆续成为解读文学作品的一个别样视角。

人们逐渐发现，“性别”实际上应归属与一个社会构造，是每个人被社会区别定义的方式。

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所指出的那样，“没有所谓的人性这种人所共有的、决定人该做什么的本质；唯一的存在就是人的处境”。

作为一个女人，艾丽莎的性别决定了她所必须扮演的社会角色和她不得不接受的生活方式。

在性别的二元对立中，只存在两种可能，即男性和女性。

任何形式的僭越都不能被容忍，因为正如波伏娃所言，“两性是竞争的，女人始终处在的是受压抑的主体意识下的生存境况。

”为了维持男性对女性的支配特权，性别划分被严格地把守着。

一旦艾丽莎所代表的人物形象试图冲破其性别的拘囿，实现某种独立的自我价值，她就不可避免地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

《菊》开篇的意象已经为整个故事奠定了基调。

这些意象既是艾丽莎压抑生活的物象化，也为主人公理想的幻灭埋下了伏笔。

“萨利纳斯峡谷笼罩在浓厚的、灰色绒布般的冬雾之中”，大雾“像扣在周围山巅上的锅盖，把偌大一个山谷变成严丝合缝的一只铁锅”。

压抑的气氛笼罩着一切。

不过，沉郁的压抑中似乎仍渗出了些许希望的光芒。

这是一个“等待的季节，寒冷却不凛冽……一阵微风从西南方袭来，农民们希望也许不久后会下场好雨”。

山谷的谷地被深深地犁了一遍，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雨水。

土地对雨水滋润的渴盼对应着主人公对走出平乏、抑郁生活的潜意识里的希冀。

然而，雨水将要到来的希望是虚假的，因为毕竟“有雾时是不会下雨的”。

同样，随后发生的故事再次揭示，艾丽莎妄图打破“闷罐子”式生活的热望也只是个虚无缥缈的幻梦罢了。

女主人公艾丽莎的第一次出场，是在家门前的花园里栽培菊花的新苗；与此同时，在山坡的另一边，丈夫亨利正在拖拉机库房前和两个陌生人交谈。

立即，性别的二元世界清晰地展现于我们面前：一个是养花种草、料理家务的女性世界；另一个则是与生意、机械、农事相关的男性世界。

当然，这个性别的二元并非男耕女织的理想世界，它所隐藏的对立和矛盾，很快就通过艾丽莎深厚的房子和她种花的方式等意象被揭示出来。

房子被描写为“被打扫得一尘不染”，窗户被“擦得光亮夺目”，
甚至台阶前用来擦鞋泥的草垫也是“干干净净的”。

艾丽莎似乎把院落料理得过于整洁了，显然，家务对于这位好胜且精力充沛的女人来说太缺乏挑战了。

在花园里种花，艾丽莎也同样表现出过于投入的姿态。

她穿着厚重的工作装，“头戴一顶男人戴的黑帽”，脚上套着“粗笨的厚底鞋”，像男人一样干活。

“甚至她使用剪刀时的动作也似乎过于急切、过于用力。

与她那充沛的精力相比，菊茎显得太纤弱、太不堪一击了”。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艾丽莎似乎急切地想通过栽种菊花为自己不能发泄的精力和无法施展的潜能寻找一个出口。

亨利对菊花的评价，有意无意地说明了艾丽莎种花的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缺少价值：“看来你已经为明年准备好一批壮实的新苗了。

”与其理解为称赞，不如说是一种微妙的反讽。

毕竟，菊花并不是庄稼，优秀的庄稼对农场主亨利来说意味着丰硕的收成，而艾丽莎的菊花即使长势再旺盛也不存在任何实用价值。

倘若我们把菊花认作是与艾丽莎价值体现相联系的象征，那么，它的价值并未被亨利代表的男性世界所认同。

补锅匠此时的出现，不仅巧妙地承接和推动了情节的展开，更好似那阵带层虚假降雨消息的冬雾，在艾丽莎的面前呈现出幻想。

开始迷住艾丽莎的补锅匠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

即便这个满脸胡茬，邋遢困窘的补锅匠乍看并无过人之处，然当他与老马、灰驴、杂种狗在破旧的大篷车的承载下行至艾丽莎的门前时，它们顿时与艾丽莎精心营造的花园和悉心打扫的小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她潜意识里被这种闲适的生活方式所撼动，因而不自觉地和陌生的补锅匠畅然地攀谈起来，甚至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羡慕：“但愿女人也能这样。

”补锅匠的回答同样干脆明白，“这种生活对女人可不合适。

”换言之，如此生活方式只归男性独享。

艾丽莎的愿望再次超越了她的性别归属，只是艾丽莎此时并未真正体悟到这句话里所隐藏的实质。

为了能赚到生意，补锅匠刻意地对艾丽莎心爱的菊花大加赞赏。

几句客套的应景话却让艾丽莎误以为遇到了难得的知音，或者毋宁说，懂得欣赏她本人价值和能力的人。

这是补锅匠留给艾丽莎的又一个虚幻的假象。

颇为激动的艾丽莎轻易地相信了补锅匠漏洞百出的谎言，附带地送了他一盆精心侍弄的菊花苗，让其带给一位杜撰出的寻找菊花的女士。

这个典型的戏剧式反讽与小说开篇于浓雾中期待一场好雨的反讽相呼应，为结局做了铺垫。

着迷于补锅匠带来的自由生活的气息，陶醉于自我潜能展示的艾丽莎，想象着在大棚车上的夜晚：“好像每颗尖尖的星都射进你的身体。

热热地，烫烫地——但很舒服。

”这段话如果说带着性暗示，那么，与其说是它针对的是补锅匠本人，不如说它指向的是补锅匠所代表的自由迷人生活来得更为准确。

艾丽莎回到屋中洗澡，准备与丈夫进城时，仍处在这种亢奋的状态中。

“在澡房里她把脏衣服脱掉扔在屋角。

她用一小块浮石用力擦洗小腿、大腿、胸和胳膊，直把全身皮肉擦得发痛，变红为止。

”她只得缓慢的穿衣来勉强压制这澎湃的激情。

“她穿上全新的内衣裤，最好的长袜，那件最合身、最漂亮的衣裙。

她仔细地梳好头发，画了眉，涂上口红。

”这时艾丽莎的样子与先前在花园中干活的形象形成强烈反差。

这一次，性别特征的划分遇到了问题，依靠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我们再习惯的把性别标签贴在艾丽莎似乎总有些不妥。

艾丽莎形象的变化似乎正对应着其自我意识的增强。

在花圃里，艾丽莎一套男人般的武装，也许仅仅是其想以男性对待职业的方式对待女性的事业——养花种草，借机偷偷品尝男性拥有自己职业的特权。

而与补锅匠邂逅之后，艾丽莎对自己作为女人的潜能，女性的自我有了肯定和自信。

她不复把女性的自我隐藏在男人的武装下，转而接受并渴望承认，使之如盛开的菊花一样舒展开来。

然而，艾丽莎的变化却使丈夫亨利大为困惑。

看到屋中明艳动人的妻子，亨利显得不知所措：“看上去你变了，变得身强力壮而且非常快活。

”听到妻子骄傲地证实自己的确快活强健，亨利几乎惧怕起来。

昔日熟悉的妻子转瞬间发生了堪称神秘的巨大变化，着实令丈夫不敢直视。

而“当他再次看她时，目光已恢复正常。

”这短暂而细微的举动仿佛是亨利在宣示自己男性的主权，这个世界并没有变，亨利恢复了镇定——世界仍处在男人的控制之下。

之后的变故使得艾丽莎的改变显得颇有些讽刺。

在她与丈夫驾车驶向萨利纳斯时，“艾丽莎看见路的前方的远处有一个小黑点。

她知道那是什么。

”那是被补锅匠抛弃于路边的菊花苗。

之前被丈夫忽略价值的菊花，再次被另一个男人无情地抛弃了。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补锅匠扔下菊花，却拿走了花盆。

如同庄稼对农场主亨利来说更具价值，花盆在补锅匠眼中明显更有诱惑力。

两个男人的实用主义如出一辙，艾丽
莎也瞬间明白了这一点。

“她知道那是什么”是个简短的句子，此刻却充满张力，交织着艾丽莎失望的痛楚与对此打击的全力抵抗。

艾丽莎得悉了自己一直被补锅匠所摆布，被他带来的虚幻的假象所迷惑；她知道在这个男性主宰的世界，她的实际价值是微乎其微的；她同时知道了女人若不安分守己地扮演性别界定赋予她的从属、小弱的角色，她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僭越者；她知道这个二元对立下的男权社会给性别僭越者将以怎样的痛击。

因为心存着意欲回击的冲动，夹杂对男性的势利及残酷行为的控诉，结尾处作者使得艾丽莎的质问显得有些直露，而不同于全文的隐性的描述，“拳击比赛时，双方都打得很重吗？”但当亨利问她是否想去拳击场时，“她软弱无力地靠在座位上。

‘呵，不，不，我不想去，确实不想去。

’”她再也没有勇气踏入男人的世界了。

菊花被无情地搁弃在路旁，艾丽莎“像老妇人那样——虚弱地哀哀哭泣”。

此时的艾丽莎真正成就了一朵菊花的枯萎。

《菊》的叙事通篇都采用的是第三人称的客观视角。

而这种看似传统的叙事角度却对主题揭示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它显现了一种被束缚压制的叙事张力，对应着小说意图展现的一个事实：在这个男权话语统治下的世界，女性的诉求通常是难以被了解的。

因此，在小说中无论是丈夫还是补锅匠都没有试图去真正了解艾丽莎的内心感受。

其次，这种叙事方式增添了小说主题的多重性和复杂性，为读者解读主人公的心路历程留下了一定的空白。

更重要的是，通过运用这种客观视角，使得《菊》超越了个人或是小群体的生活揭示，具有了一定的象征维度。

所以艾丽莎遭受的打击并非仅来自个体的不幸，它更多地折射了自性别划分社会以来所遭遇的一个普遍问题：在男权统治下的世界，女性发现自我展示自我的机会是何其渺茫和有限，无形的束缚会使如艾丽莎这样的强健女人仍感到精疲力竭。

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通过巧妙地运用各种象征和意象，在一个过度关注男性形象的时代，斯坦贝克的《菊》深切地表达了一个女人无言的怅惘和愤懑，其感人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主题内涵迫使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去重新体察和理解女性的内心世界，去重新思索和考量性别划分这一社会基本形式的合理性。

转载自[闲闲书话]二元性别对立下的僭越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