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研究的前沿进展与体系构建

第３８卷　第２期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３月Ｖｏｌ．３８　Ｎｏ．２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Ｍａｒ．，２０１２

金庸小说研究的前沿进展与体系构建

李以建

（明河集团，香港）

摘　要：在当前的金庸小说研究中，有五个方面值得高度关注：一是金庸小说研究对学术本位的回归；

二是金庸小说的经典化问题；三是金庸小说研究的多方位视角；四是金庸小说研究的学术增长点；五是西方文

艺理论对于金庸小说研究的意义。上述五个方面既是金庸小说研究最前沿的进展，同时也构建了金庸小说研

究较为完整的体系。

关键词：金庸小说；前沿进展；体系构建；学术本位；经典化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４２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９８４１（２０１２）０２－００８８－

０６如果以冯其庸先生１９８６年在《

中国》上发表《读金庸》一文算起，金庸小说研究从随笔式文学评论起步，逐步进入学术研究的神圣殿堂，“尽管对之褒贬不一，毁誉皆备，金庸小说及其代表的香港

武侠文学已经成为汉语文化世界无法回避的重要景观”［１］。笔者深深认同这样的观点，并觉得，从

整个汉语新文学和汉语文化的角度研究金庸，意味着金庸研究的新视角，意味着金庸研究可能面临的新的前沿进展。

一、金庸小说研究回归学术本位

北京大学严家炎、钱理群先生和浙江大学徐岱先生以及美国的刘再复先生等诸多知名学者，可以说为金庸小说研究回归学术本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即便是对金庸小说颇有微词的何满子、袁良骏、王彬彬、蔡翔以及德国的顾彬等诸位先生，虽然他们的意见与前述学者大相径庭，但这种论争本身正代表了金庸小说研究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学术研究既是严谨的也是民主的，多方声

音交汇方能将真理越辩越明。２０１１年１１月由澳门大学主办、

浙江海宁金庸研究会和国际金庸研究会协办的“金庸与汉语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构成了这样一个多方声音交汇的学术“场域”

。随着金庸小说研究的多年学术积累和沉淀，曾有人将此称为“金学研究”

。汤哲声一直致力于通俗小说研究，曾呼吁大陆新武侠要致力于创造一个“后金庸时代”［２］，他的《论金庸小说研究的当

代意义》

并不否认金庸小说是用最规范的中国道德文化建立了他的武侠世界的基本秩序，但金庸小说是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的“人的文学”相结合的，因而不能“仅仅用精英意识所要求的社会批判

和文化批判来要求金庸小说”

，也不应“仅仅用通俗文学的批评标准批评金庸”［１］４９－５８。正由于没有泼水及婴似地全面摒弃传统道德，因此金庸小说是对新文学传统的一次革命，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反拨。而从人的文学角度看，金庸小说恰恰是对通俗小说美学传统的一次革命。应当从新的角度来看待文学的多样性和多元化，金庸小说是对２０世纪传统的文学批评的一次革命。

８８＊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１２－

０１作者简介：李以建，明河集团，良友文化传媒集团出版总监。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武侠文学发生期研究（１９００－１９４９）”（１１ＢＺＷ１００

），项目负责人：韩云波；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中国武侠小说发展道路研究”（２００９ＹＹ０５

），项目负责人：韩云波。

致力于研究华语电影的美国学者张英进，在《游戏于历史之外———第三空间的理论与金庸武侠小说的意义》［１］７３－８７中指出，在中国大陆，由于受主流政治文化制约的大历史观仍占据驾驭文学研究思维的垄断地位，因此金庸小说研究往往采用“俗文雅读”的学术方式，无法跳出雅俗、新旧这类二元对立的文学范畴。他借用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Ｈｅｎｒｉ　Ｌｅｆｅｂｖｒｅ）的“三维辩证法”、美国学者索杰（Ｅｄｗａｒｄ　Ｓｏｊａ）的“第三空间”的“变异”、复旦大学陈思和提出的“民间”概念，认为武侠小说的江湖实际上是超越二元对立的一种追寻变异的第三空间，以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正是由游戏而变异的文学案例。因此，建构一种“游戏于历史之外”的文学空间和创作姿态既能规避大历史观的困扰，又能加深认识金庸小说的现代性建构及其文学史意义，这为金庸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

贾振勇的《反抗理性桎梏，回归文学本源———关于文学的价值等级与金庸武侠小说阐释有效性的思考》［１］８８－１０８，是以金庸小说经典化过程为契机，借金庸小说的研究延伸到就学术界目前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史述史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一系列质疑，其中包括知识谱系、价值体系、等级系列、阐释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固有意识形态造成的批评的“语言的牢笼”，乃至文学的本质、艺术的本源，等等。文章论辩意味甚浓，涉及面广，不乏精彩，然由于触击点较多，难免有松散之嫌。

对金庸小说研究持有明显不同看法的当数德国学者顾彬（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Ｋｕｂｉｎ），他近年来一直在探讨“什么是好的中国文学”［３］。就金庸小说而言，顾彬认为，毋庸置疑，金庸是一位畅销书的作家，但金庸小说属于传统小说，不具有任何现代性，因此金庸不是一个现代性作家。一方面，金庸小说依然遵循着讲故事的套路，力图构造一个世界，宣扬的都是传统的观念；另一方面，小说中的人物善恶分明，比较简单，易于判断。顾彬认为，实际上现代社会由于社会思想、宗教基础都受到极大的冲击，已经无法找到社会的整体性，早被分割成无数的碎片，因此真正具有现代性的作家不应该还在继续讲述故事，而是应该进入人的内心描述，表达瞬间的感觉和意识的流动，等等。他以德国的文学批评分类和现代阅读者的层次来评判金庸小说，指出金庸小说不属于知识分子层面的高端阅读物，而是属于适合青少年的中端读物。现代的高端读者需要的不是故事，不是英雄和美女，不需要作者告诉读者善恶之别，而是希望发掘生活的真实，看到人性颓败的一面。顾彬先生以此标准来看待中国当代文学，同样认为它已深陷危机。顾彬的观点确实与众不同，提出的问题也十分尖锐，值得批评界深刻反思。但是，批评家固然可以选择某一标准来评价作家和作品，但同时也要将其置于大文化的语境中加以考察，应兼容并蓄，而不应执着于一面，否则易失于偏颇。同时，他的观点仍然未摆脱“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文学”的樊篱，其中涉及对传统和现代性的争议，以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辨析，这都有待于冷静而深入地进行探讨和研究。另外，可以看出，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只是借金庸现象来说事，潜文本的矛头依然是指向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他的某些引述不够准确，例如称金庸每天写作达到一万字，最早是在《明报》上连载，因此就归为大众读物。前者在金庸小说创作过程中，难以找到确切证据，事实上正因为最初作为报纸的连载体，每日一则，所以小说创作基本上都在一千字左右。后者却无视金庸创作花了１５年，后来又花了１０年来重新改写，最后才正式结集成书，也就是我们现在阅读到的修订本，这还不包括２０００年之后进行的再次修订。

二、金庸小说的经典化问题

探讨作家和作品的经典化，是近几年来学术研究界较热门和流行的议题，实即对一种文化现象的深入考察。对金庸小说经典化本身的考察以及对经典化过程的思考，有些论文能从大文化的视角结合当今武侠小说的发展状况和趋势进行分析，所提供的信息量之大，观点之新，令人耳目一新。

马琳《金庸武侠小说经典化的三种途径》［１］１３２－１４４分析了学院派文化精英的推进、金庸自身的主观努力、民间途径的各自经典化过程。前二者以往论者多有论及，而该文对“民间途径”的分析颇为精彩，正如文中通过引述诸多文化现象所言：“金庸武侠文化已经在广泛的阅读中开始超越小说文本逐渐生成当今大众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呈现出一种可能沉淀为新的汉语要素的倾向。”而且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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