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原与楚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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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原与楚辞
战国时期出现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大而特殊的意义,它和《诗经》共同构成了中国诗歌史的源头。
楚国的灿烂文化,造就了光辉灿烂的楚辞文学,楚辞的代表作家屈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
第一节荊楚文化与楚辞的产生
一、楚文化的特点
战国时期,楚国在长江、汉水流域,史书上常称之为“荊蛮”、“荊楚”或“楚蛮”。
楚人本是祝融的后代,夏商之前,祝融氏多在中原地区活动,夏商开始,楚国的芈姓先人被挤入南方。
西周初年,芈姓氏族兴起,周成王封芈氏后人熊绎于楚蛮,居于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始立为国。
所以,荊楚的历史极为悠久,它从一个古老的氏族,逐渐发展成为强盛的封建王国。
春秋之世,楚地千里,已成为独霸南方的大国。
此后历经成王、庄王、灵王等而进入战国之世,楚国已成为席卷南土、问鼎中原的极强盛的国家。
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已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特别是进入战国时期以后,楚文化已发展到很高水平。
楚文化有着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特点,首先有其地理和民俗方面的原因。
楚国的山川形胜,《汉书·地理志》有一段论述,可以参看,这里我们引用陈钟凡先生《中国韵文通论》中的一段话,他说得更有文采:“荆楚为西南之泽国,实神州之奥区,东接庐淝,西通巫巴,南极潇湘,北带汉沔,仰眺衡岳、九嶷、荆、岘、大别之峻,俯窥湘、沅、资、澧、洞庭、彭蠡之浸,山林蓊郁,江湖濬阔,溪流湍激,崖谷嵚崎,山川之美,超乎南朔,缘此风俗人情,蒙其影响,遂以下列诸事,特著于载籍焉:民丰土闲,无土山,无浊水,人秉是气,往往清慧而文;山川奇丽,人民俯仰其间,浣濯清远,爱美之情特著;民狃于山泽之饶,无饥寒冻馁之虑,人间实际生活,非所顾虑,如骋怀闳伟窈眇之理想境界焉。
”楚国的山川形胜如此,否则,屈原在作品中难以引用众多的草木花卉,难以引入众多的山水景致,使人如临其境,如观其景。
楚文化中,风俗因素特别是在宗教方面,是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战国时代的楚国盛行巫风,“信巫鬼,重淫祀”,它使得楚文化和楚辞作品深深印上了“巫迹”。
古代人们的宗教观念和信仰,对于民俗和文化艺术有巨大影响。
楚人的宗教是一种泛神论的多神教,是由所谓的巫觋降神,“民神杂糅”、“民神同位”的方式来进行宗教活动。
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舞以乐诸神。
”朱熹《楚辞集注·九歌序》也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楚人常把山川薮泽、日月星辰神灵化,而且使神具有人性,人也可以有神性。
人神可以往来,可以恋爱。
在这种原始宗教性质的巫风影响下,产生了许多想象丰富而奇特的神话,极大地丰富了楚国的绘画、音乐、歌舞和文学创作。
如果70年代出土的楚帛画中,有一幅被命名为“人物龙凤帛画”的,据考证,画面所表现的是楚人信巫神及灵魂登天飞仙情况,画面极富动感和想象力。
楚文化的民俗宗教特点,使得楚辞作品具有与中原文化完全不同的风貌。
在《离骚》中,作者想象上天入地,驱策风云,驾驭龙凤,望舒前导,风伯后卫,驰天津,入昆仑,漫游神国,人间神界合为一体,就是受神话巫术的影响。
在《九歌》中,写人神恋爱,祭祀国殇,表现人神间美
好的感情。
这些都是巫楚文化的产物。
二、楚辞的来源和名称
楚辞是战国时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诗歌,是《诗经》以后的一种新诗体。
如前所述,楚辞的产生与瑰丽的楚文化有密切关系。
楚国的秀丽山川,宗教民俗,都给楚辞作者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此外,楚国的地方音乐、方言,也对楚辞产生影响。
在春秋战国时代,楚国的音乐和民歌被称为“南音”或“南风”。
《左传》记载楚人钟仪在晋鼓琴而“操南音”,被誉为“乐操土风,不忘旧”。
战国时,楚国地方音乐极为发达,其歌曲如《涉江》、《采菱》、《劳商》、《薤露》、《阳春》、《白雪》等,“楚辞”作者都已提及。
而楚辞作品中的“乱”辞,都是乐曲的组成部分。
“楚辞”中保存这些乐曲的形式,说明它与音乐的关系非常密切。
再一方面,就是浓厚的地方色彩和方言。
宋代研究楚辞的学者黄伯思曾说:“盖屈、宋诸骚('骚'指楚辞体作品),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
若些、只、羌、谇、蹇、纷、侘傺者,楚语也。
”(《校定楚辞序》)楚语、楚物,这些都是楚地特色。
而《楚辞》中的方言就更多了,实际上远不止黄伯思所举的那些例子。
这些都与楚辞的形成有密切关系。
“楚辞”这一名称不知起于何时,若从文献资料看,《史记》在张汤的传中已经提到它,《汉书·朱买臣传》提到武帝召买臣“说《春秋》,言楚辞”,说明汉武帝时“楚辞”已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
西汉末年,刘向把战国时楚国屈原、宋玉的作品,加上汉人和他模拟楚人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定名为《楚辞》。
东汉时,王逸根据刘向的本子加以注释,又加上自己模拟楚辞的作品,编成《楚辞章句》。
所以,“楚辞”的名称有三个意思:一是指屈原、宋玉作品为代表的楚人创作的特殊的新诗体;二是指刘向、王逸所编成的《楚辞》这本书;三也指楚人以及汉人用这种诗体所写的这类诗。
楚辞的代表作家是屈原,屈原的代表作品是《离骚》。
第二节屈原的生平和作品
一、屈原的生平和思想·
屈原的时代,正值战国七雄纷争之际。
其时,西部的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国势已日益强盛,并且凭着自己的强大企图吞并六国;而以楚国为首的六国则不甘被侵灭,欲以合纵之势,联合起来对抗强秦,“合纵”、“连横”两种主张两种势力激烈斗争,势不两立。
对于楚国来说,局势十分严峻。
其实,在秦国商鞅变法之前,楚国也曾进行过一场变法,即吴起变法。
可惜吴起变法失败了。
于是楚国又重新陷入变法前的旧局面中,逐渐失去了与强秦抗衡的国力和兵力。
到了屈原时代,执政的楚怀王却没有楚庄王、楚悼王那样的胸怀和才干,他虽然一度成为齐、楚、燕、韩、赵、魏六国的合纵长,但却不能凭借楚国的有利条件,联合其他五国与秦国抗
衡,反而听信张仪的花言巧语,认敌为友,贪小利而失大利,加上手下一批奸臣佞人谗言离间,他疏远了像屈原这样的忠臣,放弃了改革的主张,终于将楚国引上了灭亡的绝路。
屈原生活在楚怀王、顷襄王时期,正是这样一个令人焦灼、忧虑的时代。
屈原,名平,是与楚王同姓(芈姓)的贵族。
屈原的先人屈瑕是楚武王(熊通)的儿子,封于屈地,因以为氏。
战国时,楚公族中以屈、景、昭三姓为最通显。
早年,屈原曾任三闾大夫之职,执掌王族三姓事务。
后被楚怀王任命为左徒(仅次于令尹,相当于副宰相)。
据《史记》记载,此时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
屈原对内主张举贤授能,对外主张联齐抗秦,深得楚怀王的信任。
屈原曾东使于齐,力主收复祖国失地。
可是他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才能,却遭到旧贵族势力的忌恨和反对。
上官大夫靳尚出于忌妒,趁屈原为楚怀王制定宪令时,在怀王面前诬陷屈原,怀王于是“怒而疏屈平”。
此后,楚国的形势发生很大变化。
上官大夫等群小包围了楚怀王,楚国一再见欺于秦,又受秦国使臣张仪的欺骗。
屈原曾劝楚怀王杀张仪,又劝谏怀王不要前往秦国和秦王相会,都没有被采纳。
结果楚怀王赴秦被扣留,终于死于秦国。
怀王死后,顷襄王即位,屈原再次受到令尹子兰和上官大夫的谗害,被顷襄王放逐,终于投长沙附近的汨罗江而死。
屈原在怀王朝时,遭谗被疏,被免掉“左徒”的官职,一度被排挤出朝廷,离开郢都到汉北去流浪。
另一次是在顷襄王时,被放逐于江南,直至死去。
关于屈原的生年,郭沫若先生推算在公元前340年正月初七日,浦江清先生推算为公元前339 年正月十四或十五日;卒年据郭沫若先生推算为公元前278年即顷襄王21年,死的月日据传说是五月五日,而游国恩先生则推算为公元前277年,即顷襄王22年,这是比较通行的说法。
屈原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在外交上,屈原主张与强秦对抗,具有远大的目光。
在战国七雄中,齐国最富,楚国最大,秦国最强,“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楚并非完全不可能战胜秦国。
只惜怀王贪利受骗,顷襄王畏怯妥协,不但不能接受屈原的正确主张,反而对他一再加以惩罚,楚国内政腐败,外交失策,连年为秦所战败。
在内政方面,屈原主张“修明法度”、“举贤授能”,希望实行使国家富强的“美政”。
屈原仰慕儒家传说中的圣君贤臣,对政治抱有某种理想主义的态度。
他蔑视那些旧贵族,主张改革内政,甚至不惜以身殉自己的理想。
在性格上,屈原是一个感情激烈、刚直不阿又非常自信的人,对保守的旧势力,他表现出坚决不妥协的态度。
他对自己的祖国有非常深挚的感情。
可以说,屈原不但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二、屈原的作品
屈原的作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提到的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五篇。
《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未列篇名。
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所载也是二十五篇,计为《离骚》、《九歌》(共计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而把《招魂》列于宋玉名下。
所以对这25篇中的部分作品的归属和真伪,汉代就有争议。
现代研究者多认为《招魂》仍应遵从《史记》的说法,归为屈原之作;《远游》、《卜居》、《渔父》三篇,则伪托的可能性较大。
第三节《离骚》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品,是古今卓绝的一篇宏伟壮丽的长篇抒情诗。
全诗三百七十三句,二千四百多字。
《离骚》的写作年代,后世学者多有不同的看法。
如,姜亮夫先生认为是较早期(指中年时期)的作品,马茂元先生认为是四十几岁之作,游国恩等主编的《文学史》说是“写作《离骚》时已经过了大半生”,较含糊其词。
若按照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记载,是在上官大夫夺稿,“怀王怒而疏屈平”之后,“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屈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忧思而作《离骚》”。
因此,大多数学者认为《离骚》创作于楚怀王疏远屈原之时。
关于“离骚”二字,古来有几种解释。
司马迁认为是遭受忧愁的意思,《史记·屈原列传》中说:“《离骚》者,犹离忧也。
”汉代班固在《离骚赞序》里也说:“离,犹遭也;骚,忧也。
明己遭忧作辞也。
”王逸解释为离别的忧愁,《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云:“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
”王逸尊称为“经”,是汉儒就其地位而言。
现当代学者也有其他一些不同的解释,如游国恩先生认为,《楚辞·大招》有“伏羲驾辩,楚劳商只”,王逸注:“驾辩,劳商,皆曲名也。
”“劳商”与“离骚”为双声,或即同实而异名,其含义相当于今天“牢骚”。
文怀沙先生认为“离骚”是被离间后的痛苦。
姜亮夫先生认为“离”解为“离别”好;暂时逃开政治骚乱的楚国,这就是“离骚”。
不过一般认为司马迁的说法最为可信。
因为毕竟司马迁距屈原的年代未久,而且楚辞中多有“离尤”或“离忧”之语,“离”似不能解释成“别”。
“离骚”,即遭受忧愁。
《离骚》是一首规模宏伟的长篇抒情诗,既有诗人自传的性质,又有很强的带幻想性的浪漫主义色彩。
司马迁在解释屈原写作《离骚》的原因时说: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怨”是诗人写作《离骚》的缘由,也是《离骚》的感情基调。
“怨”是什么呢?这就是屈原为了振兴邦国,实行“美政”,报效君王,但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满怀“存君兴国”之志,却遭谗被疏。
所以,屈原的“怨”,是对楚国命运的深沉忧虑,是对宗国的热爱。
《离骚》正是诗人蕴含着满腔爱国热情,饱含着血泪写成的一首忧伤怨愤之歌。
《离骚》全诗可以分成两大部分。
从诗的开篇到“岂余心之可惩”,是诗篇的前半部分,这一部分写自己的出身、矢志报国的志向、高洁自守所遇到的矛盾和不公正的待遇,充分表现了抒情主人公与楚国黑暗现实的冲突;“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至篇末,写主人公遭谗被疏之后,继续求索和内心的冲突,以及最后的抉择。
我们先看诗的前半部分。
诗一开头写到: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诗人以自矜的口吻追述自己的先祖、家世,生辰和美名。
“高阳”是古颛顼的称号,传说
中楚国的先祖即是五帝中的颛顼。
说明诗人自己与楚王本属同宗之亲,出身高贵。
而自己又降生在一个祥瑞的时辰(寅年寅月寅日),并被赐以美好的名字。
这些,都说明诗人自己有先天的内在美质,同时又表示自己对楚国的兴亡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因此,诗人进一步叙述自己及时修身,培养高尚品德和出众的才干。
有这样“内美”和“修能”,使他迫切地希望献身君国让楚国振兴,并希望楚王成为“三后”和“尧舜”一样的明君。
他劝告楚王珍惜年华,丢弃秽恶的行为,改变因循守旧的态度:
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
他愿为楚王领路,并表示决不怕艰难险阻,要帮助楚王做一个中兴之主: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迹。
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
但是诗人这一片为国的忠心,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和支持,相反的却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遭到迫害和打击。
贵族群小嫉妒他围攻他“众女嫉余之峨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楚王也不再信任他:“荃(指楚怀王)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尤其令他痛心的是他为实现理想而苦心培养的人才也变质:“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乎时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蕪秽。
”每想到这些,诗人便抑制不住满腔愤怒,他痛斥群小:“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
”他指责怀王反复无常,不可依靠:“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但是,他决不向恶势力屈服,宁可承受迫害,也不变志从俗:“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他要永远坚持自己的道路,忠于自己的理想: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坚持走自己的路,忠于理想,哪怕遭遇不幸,也绝不改变初衷,誓死保持自己清白的人格。
《离骚》的后一部分写诗人对未来道路的求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诗人苦闷徬徨地面对未来,希望得到理解和帮助。
首先,女嬃劝他不要“博謇好脩”,要明哲保身,并以“鲧婞直以亡身”的历史悲剧来规劝他,劝他放弃执守,与世浮沉。
这与诗人坚持真理的态度相矛盾。
诗人向重华陈辞,分析了夏、商、周的兴亡史,证明了自己态度的正确,否定了消极逃避的道路。
追求实现理想的强烈愿望,使他满怀激情地进行了新“求索”,他升腾到了天上。
他上叩帝阍,阍者(守门人)却闭门不理;他又下求佚女,也终无所遇。
这说明他要唤醒楚王、争取楚王的信任是不可能的了。
于是诗人接着去找灵氛占卜,巫咸降神,请求他们指点出路。
灵氛告诉他在楚国已无出路,劝他离开是非颠倒的楚国,另寻找施展抱负的地方;巫咸又劝他暂留楚国,等待时机,以求遇合。
女媭的忠告,灵氛的劝说,巫咸的挽留,既代表了当时的世俗人情之见,也是诗人在极度徬徨苦闷中内心冲突的外现,形象的表现了诗人思想中或坚定或动摇的斗争。
诗人感到时不待人,留在楚国已不会有什么希望了,于是决心出走“吾将远逝以自疏”,去国远游。
可是,正当他驾飞龙,乘瑶车,奏《九歌》,舞《韶》舞,在天空中翱翔的时候,忽然看到了自己的故乡楚国:“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乎旧乡。
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诗人最终还是留了下来。
楚国的现实尽管那么黑暗,政治风浪是那么险恶,但他离不开灾难深重的祖国,哪怕是在幻想中也不能离开。
他热爱楚国,但楚王不能用他,群小迫害他;他想离开楚国,又与他的深厚的爱国感情不相
容。
最后只能以死来殉他的理想了“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
《离骚》是一部闪耀着理想主义光辉的长诗。
诗人以炽热的情感、坚定的意志,追求真理,追求完美的政治,追求崇高的人格,至死不渝,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离骚》的艺术特色和艺术成就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感情的澎湃激越。
《离骚》就是诗人用沸腾的热血飞溅抛洒而成的。
诗人往往采取直接而强烈的抒情方式,把自己的感受、要求、态度,赤裸裸地、尽情地倾泻出来,不一定借助客观事物这个中介。
《离骚》的第一部分,几乎都是直抒胸臆,其中申明至死不变的态度就有五次之多“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这些诗句,犹如火山爆发,一发而不可止,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人心的力量。
第二是意象的运用。
《离骚》中最重要的意象有两类:美人、香草。
美人意象常常被解释成象征君王,或是自喻。
前者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后者如“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这些用“美人”意象的手法不仅形象生动,契合当时的情景,同时也符合中国的传统思维习惯。
《离骚》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香草。
这些香草即作为装饰,又象征君子。
作为装饰,它丰富了美人意象。
香草意象作为一种独立的象征物,它一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洁;另一方面,香草和恶草相对,象征政治斗争的双方。
美人、香草意象的运用,也是《诗经》中比兴手法的延伸。
王逸在《楚辞章句序》中说: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
在《离骚》中,以芳草比君子,以美人喻贤君,以古代喻当朝,以天上喻人间,以及后半部分上天入地的幻想,这些,都是比兴手法的运用和扩展。
与《诗经》相比,《离骚》中的比兴,已不是一声鸟叫(如关雎),一阵鹿鸣(如鹿鸣),一带芦苇(如蒹葭),一片庄稼(如黍离)等等比较简单的自然景物,而是更为复杂的社会现实。
《离骚》对比兴的运用,不仅是对《诗经》中这两种手法的简单继承,而是创造性的发展,使比兴从它的朴素状态发展到它的高级状态。
假如说,比兴的朴素状态(如《诗经》)只不过是感物而发、由此及彼,那么,它的高级状态则是兴寄深远、意在言外。
前者是自发的联想,后者则是有意的寄托。
前者是比兴的天籁,后者是比兴的华章。
比兴的手法经屈原的发展,对后代产生了巨大影响,比如曹植、李白等作家,都继承了屈原的手法。
第三,《离骚》中对上下求索的描写,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特征。
诗中的后半部完全采用幻想的形式,虚构的境界,表现诗人的内心世界和理想追求。
诗人写了几次远逝。
第一次远逝经历了多处神界,最后受阻于帝阍。
第二次远逝由于眷恋故国而不忍离去。
在这两次的远逝中,诗人写到三次飞行,“即发轫于苍梧”、“朝济于白水”和“发轫于天津”,场景都十分壮观。
试看下面的描写: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弥节兮,
望崦嵫而勿迫。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
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
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
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
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
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
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
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
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
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在诗人的笔端,羲和(日神)、望舒(月神)、飞廉(风伯)、丰隆(雷师)以至凤皇、飞龙都供他自由驱使;县圃、崦嵫、咸池、天津、不周(都是神话中的地名),都成了诗人遨游之地。
其想象之大胆、丰富,古今罕见。
诗人大量运用神话故事,但又不被神话故事所约束,而是将神话故事当作表达自己理想和感情的工具,结撰成新的情节,使作者表达理想和幻想时更加自由。
第四,《离骚》在语言和形式上也有很大的创造。
全诗语言十分精炼,并大量吸收楚国方言。
这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宋人黄伯思所说“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
作者在学习南方楚地民歌的基础上创造了“骚体”,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句式,把诗句加长,结构扩大,而且用起来错落变化,非常灵活,成为一种更富于表现力的新诗体。
作者采用了大量的方言口语入诗,用得最普遍的是“兮”字。
“兮”字的用法也极其灵活,有的放在句末,有的放在句中;有的隔句一用,有的每句都用。
这样可以造成各种不同的语气,适合于表达各种不同的情绪和气氛,即增强了抒情性,又极大地增强了诗句的节奏性和音乐美。
《离骚》的“兮”字多放在句末且隔句一用,句子吟颂起来必然会长短相间,这就适合于感叹抒情的语气。
《九歌》的“兮”字放在句中而且每句都用,因此各句的语气缓慢而均平,完全适合于祭祀仪典隆重庄严的气氛。
第四节《九歌》
《九歌》是屈原在楚国民间祭神乐歌的基础上加工改写而成的一组体制独特风格清新优美的抒情诗。
《九歌》的名称非常古老,最早来源于神话传说。
据说它是由夏后启从天上偷来人间的。
屈原的《九歌》之题乃是袭用古曲之名。
在《离骚》中我们已见到《九歌》这个名称,说明它与神话传说有关。
“九”非实指,是表示多数。
《九歌》是指由多篇乐章组成的诗歌。
《九歌》共包括十一篇作品,即:《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
关于屈原《九歌》的创作,东汉王逸以为是诗人根据南楚沅、湘之间“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楚辞章句》)重新创作。
朱熹则以为在民间祭歌的基础上加以修改加工,所谓“蛮荆陋俗,词既鄙俚”,“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楚辞集注》)而作。
根据闻一多的观点,《九歌》首尾两章(即《东皇太一》和《礼魂》)分别为迎送神曲,中间的九章为娱神曲,《九歌》因中间九章而得名。
他又认为,《九歌》所祭之神只有东皇太一,中间九章所写的诸神、鬼都是陪衬,是“按照各自的身份,分班表演着程度不同的哀艳的,或悲壮的小故事”,以取悦东皇太一。
总的来说,屈原《九歌》中或写祭神的场面,或写诸神的故事,确实与楚地的宗教有关。
楚国风俗迷信鬼神,宗教祭祀活动在民间十分流行,《汉书·地理志》说:楚人“信巫鬼,重淫祀”。
从楚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