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自然政治观

《庄子》一书，主要的思想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全生保身，逍遥无为：全生保身是道家学说的中心问题。庄子对此作了系统的论述。他说：人既不能表现得有用，又不能表现得完全无用，要“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更重要的是，要追求精神自由——逍遥无为。逍遥无为，是全生保身的最好形式或最高境界。人之所以不自由，一方面是由于受到外界物质条件的束缚，另一方面是由于受到自身形骸与观念的束缚，也就是由“有待”和“有己”造成的。“有待”就是有依赖和依靠，要凭借外力；“有己”就是有私心和看重自己。所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就是要让真正的自我从功名利禄、是非善恶乃至从自己的形骸和观念的限制中解脱出来，达到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的境界，以获得精神上的绝对自由。

与道为一：道是道家学说也是庄子哲学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概念。庄子认为：道是世界的本原，是天地万物的本根，道没有具体的规定性，亦无差别对立。要实现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即“得道”有两条基本途径：一是相对主义的认识的方法，即“齐物”的方法；一是直觉主义的体验的方法，即“体道”的方法。“齐物”就是发现并取消事物或概念之间的差别和对立。这种方法使人在精神上从贵贱、寿夭、生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进入无差别对待的自由世界。“体道”就是按照一定的修炼程序，不用语言和概念，以达到与道为一的直觉体验。这种方法可以摆脱哀乐情绪的干扰，否弃日常世界，以求得精神的解脱与超越。

无为而治：庄子明确否定现实的社会政治制度以及文化生活，他向往远古的至德之世，在政治上主张不干涉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实行无为而治。庄子反对当时社会上实行的仁义礼乐等社会道德与政治制度，认为这些都是罪恶与祸害的根源。他用“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来说明仁义已经成了统治者窃取国家权力的手段。庄子认为，随着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发展，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及争斗也会随之产生和激化，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发展也并不意味着人类社会是按照必然上升的进程前进。他认为自然的本性是最完善的，如果人为地加以改变，便会损害事物的本性，造成不幸和痛苦。统治者应任社会的自然发展，不要加以人为的治理。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可以说是最早的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庄子心目中的“至德之世”就是：没有贵贱尊卑的隔阂，没有仁义礼乐的束缚，没有功名利禄的争逐，人人过着无忧无虑、安闲自在的平等生活，身心获得完全的自由。

下面主要针对“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简要地谈一下对庄子政治观的理解：庄子的政治观直接来源于对所处时代的体验。他生活的战国中晚期，是一个战乱频繁、实力纷争的年代，政治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动荡与不安，正如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所写，“兵革不休，诈伪并起。”战争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痛苦，权术也将人们的精神推向了险恶境地，《庄子》中多次写到的战争、暴君、权臣等等，都是这种社会状况的直接体现，而讲到其根源，庄子则指向了整个登记制度、处于等级制度最上层的统治者，以及统治者用以统治百姓的仁义道德。由此，他认为当时所存在的政治制度、道德法度是完全多余的：

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齐物论》）

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胠箧第十》）

“胠箧”的意思是打开箱子。本篇的主旨一方面竭力抨击所谓圣人的“仁义”，一方面倡导抛弃一切文化和智慧，使社会回到原始状态中去。宣扬“绝圣弃知”的思想和返归原始的政治主张，就是本篇的中心。本篇深刻揭露了仁义的虚伪和社会的黑暗，一针见血地指出“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但看不到社会的出路，于是提出“绝圣弃知”的主张，要摒弃社会文明与进步，倒退到人类的原始状态。这是庄子社会观和政治观的消极面。

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人孰敢不听而化诸！”狂接舆曰：“是欺德也。其于治天下也，犹涉海凿河而使蚊负山也。夫圣人之治也，治外夫？正而后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鸟高飞以避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应帝王》）

《应帝王》是《庄子》内篇中的最后一篇，它表达了庄子的为政思想。庄子对宇宙万物的认识基于“道”，他认为整个宇宙万物是浑一的，因此也就无所谓分别和不同，世间的一切变化也都出于自然，人为的因素都是外在的、附加的。基于此，庄子的政治主张就是以不治为治，无为而治便是本篇的中心。什么样的人“应”成为“帝王”呢？那就是能够听任自然、顺乎民情、行不言之教的人。

可以看出，庄子认为“君乎牧乎”这样的统制制度不过愚者的固陋之见，仁义不过是诸侯用来窃国的工具，“经式义度”也不过是统治者用来“欺德”的手段，既然连飞鸟、鼷鼠这样的弱小动物，都有保护自身不受灾害的本能，那么比他们更聪明的百姓，则根本不会接受法度的约束，想要欺骗、统治百姓，就好比“涉海凿河”、“使蚊负山”一样不可能办到。如果硬要以道德法度来约束、欺骗百姓，则必然造成严重的后果：

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称扬哉！是其于辩也，将妄凿垣墙而殖蓬蒿也，简发而栉，数米而炊，窃窃乎又何足以济世哉！举贤则民相轧，任知则民相盗。之数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于利甚勤，子有杀父，臣有杀君；正昼为盗，日中穴囗（左“”右“不”音ｐｅｉ２）。吾语女：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庚桑楚》）因为天地万物的发展都应遵循其自然之道，人与社会也应如此，所以庄子提出了废弃君臣之分，复归原始的无君反朴思想，并为人们勾画了一个无等级君臣的理想社会：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马蹄》《马蹄》一篇表现了庄子反对束缚和羁绊，提倡一切返归自然的政治主张。在庄子的眼里，当世社会的纷争动乱都源于所谓圣人的“治”，因而他主张摒弃仁义和礼乐，取消一切束缚和羁绊，让社会和事物都回到它的自然和本性上去。文章对于仁义、礼乐的虚伪性、蒙蔽性揭露是深刻的，但追慕上古社会的原始状态则极不可取，“无为自化”的政治主张也是消极的，回避现实的。

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天地》）

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盗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