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的隐喻叙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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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小说的隐喻叙事研究
作者:刘懿萱
来源:《汉字文化(教育科研卷)》2018年第18期
【提要】莫言的《檀香刑》是“21世纪中国文学的第一部重要作品的长篇小说”,在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笔者在对文本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后,发现作者在《檀香刑》中隐喻手法的使用和意象的设置方面具有重要特色。

本文专注于对莫言中的隐喻和象征进行分析。

其一,“大脚和小脚”是文章中最早出现的两个意象,分别代表了不同的两个含义,即新兴的外来思想和传统的封建思想。

其二,“火车”是贯穿全文的意象,代表的是新事物对传统空间和秩序的打破,相比于“大脚”,更强调的是冲击的过程,也就更能体现后续的反应。

其三,是众人的动物相,本文分析了文中涉及到的主要人物的动物相,及其所体现的人物特点。

其四,文中“猫腔”以现实的“茂腔”为原型设置的,既体现了乡土特色,又在文章中揭示了人民百姓的抗争。

其五,“檀香木”是本文中最具特色的意象,将两个相反的含义集于同一个意象上,这也是莫言写作的创新之处。

其六,“钱雄飞的选择”是文中典型的小意象。

最后总结分析了莫言《檀香刑》中的意象特点,即乡土特色和矛盾性。

本文从《檀香刑》文本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文本的隐喻和象征手法的使用,力图深入对莫言小说隐喻手法的研究。

【关键词】莫言; 檀香刑隐喻; 象征
莫言作为中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在其长期的写作实践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特点和风格。

莫言自小生长在高密,受当地民风民情影响较大,在后期又受到西方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以及马尔克斯、川端康成、卡夫卡等作家的影响。

莫言文风既显怪诞,又不失乡土风情,充分体现了中国民间素材同现代主义的结合。

莫言小说以其隐喻手法的运用最为突出,莫言在多篇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隐喻手法。

而在《檀香刑》中,莫言隐喻手法的运用更为典型,且富有特色。

《檀香刑》作为莫言的代表作之一,是莫言在后期“有意识的大撤退”中的作品。

莫言在这本书中,尽量淡化外来元素,更注重的是中国本土的文化元素。

各学者已经在《檀香刑》意象分析这一方面作了大量研究。

杜丽华在《莫言小说的隐喻叙事研究》中概括了莫言对历史强大而厚重的书写,分析了莫言小说中永恒的主题——历史和生命,以及他超越社会主流意识和超越国家和家族的历史表达。

孙婷在《<檀香刑>的叙事策略的研究》中分析了《檀香刑》巧妙的叙事结构,流动转换的视角,凝聚民族智慧的意象。

本文侧重从莫言小说《檀香刑》中的意象分析和莫言隐喻手法的使用特色两大角度。

一、《檀香刑》中的基础隐喻
隐喻,即:“通过一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一事物”,隐喻以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为立足点,生活中的事物处处充满了联系,具有联系性的事物大多具有相似性。

进而隐喻已经化为我们生活
的一部分。

莱考夫和约翰逊在文中称隐喻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潜移默化之中,我们将隐喻的思维方式运用到日常活动之中。

而隐喻也在通过其特殊的思维特点影响我们原来自发形成的思维方式。

而隐喻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受作者自身的成长环境、受教育程度,自身思想特点等因素的影响。

莫言自小在山东高密长大,当地受齐文化影响交大,民风较为淳朴泼辣,没有特别地重视封建礼教。

这从《檀香刑》中孙眉娘的言行举止中有所体现。

她在外风流,与钱丁的苟且之事等均体现当地人的豪放不羁。

而当地的民俗,如打秋千,唱猫腔等也对莫言的创作产生了影响,并且作为一种特定的隐喻的喻体运用到写作过程中。

莫言受母亲质朴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影响较大,这也为他以后站在民间的立场和角度进行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之后莫言受到了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以及川端康成、福克纳等作家的影响,这也使得莫言隐喻的使用更具现代气息。

马尔克斯对当地神话和民间故事的大量讲述,以及川端康成对意象的灵活使用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莫言的隐喻思维。

在《檀香刑》中便使用了大量的隐喻,可将这些隐喻分为基础隐喻和特色隐喻。

基础隐喻是文本中贯穿全文的隐喻,各自构成全面的隐喻体系,是文本中隐喻的基础。

其一,猫腔是《檀香刑》中反复出现,并贯穿全文的意象。

猫腔象征了当地人们对忠义的维护和积极的反抗精神。

猫腔的原型是茂腔,是一种广泛流传于山东半岛的发源于民间的质朴的戏曲品种,深受人们熟知和喜爱。

猫腔不仅是作为一种意象反复出现,作者更是直接通过猫腔里的曲文来表达人物的情感。

“孙丙一声长叹,唱到‘割地输金作儿臣,忍弃这中原众黎民,十年功业一朝尽,求和辱,覆巢恨,只怕这半壁江山也被鲸吞。

休欺我沉沉冤狱无时尽,天下還有我岳家军,乡亲们,你们散了吧’”小说中将有关岳飞的一段猫腔戏文通过孙丙的嘴说出来,既写出了自己大业未成却要放弃的无奈和不甘,更加衬托出了孙丙爱护乡亲百姓,宁肯自己受极刑也要保乡亲们平安的伟大精神。

猫腔作为人民生活的产物,在小说中的特殊时代环境之下,更是有着不一样的民族精神的内涵。

作者将孙丙既塑造成了一位技艺高超的猫腔传承人,又赋予了他当地义和团领袖的形象。

通过孙丙这一人物形象,将猫腔和人们的反抗精神联系在了一起;小叫花子们也得到孙丙的传授,也会猫腔,后来为孙冰劫狱,宁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使猫腔承载了更多维护忠义的坚定精神。

“你不听猫腔,就不了解俺高密东北乡;你不知道猫腔的历史,就不可能理解俺们高密东北乡人民的心灵”。

在文章结尾,一个猫腔戏班子执意在孙丙的行刑太台前表演猫腔,煽动了围观人民高涨的悲慨和抗争之情。

虽最后惨遭德兵杀害,却使坚强的反抗斗志广泛传播。

其二,莫言在文中反复提及“火车”,“火车”则隐喻了外来势力的入侵和外来事物对旧体系的冲突。

首先,在《胶奥租界条约》签订后,火车在清政府的支持下修到高密的,是德国殖民势力进入高密地方治理的代表,在深处隐喻了外来的殖民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进入中国。

其次,火车作为清政府出卖国家尊严和权力的代表,对当时民间的思维和习惯产生了较大影响,也因此具有更深层的世俗含义。

“火车”是推动高密东北乡的人们起来反抗的最直接因素。

张二爷,孙丙等平民百姓,以其固有的愚昧思想去解读新兴的现代化设施,本身就对火车具有强烈
的抵抗和不信任的情绪。

而建设铁路侵占了他们的土地,在十分重视土地的传统小农思想中,这是难以理解、不能接受的,土地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是皇帝和国家最直接最具代表性的象征,侵占土地不只涉及到自己的利益,更是对天朝上国莫大的侮辱。

再加上自己的媳妇又被德国人侮辱,个人的尊严受到极大的蔑视,这直接导致了孙丙揭竿而起。

“火车”作为一个复杂的世俗事物,不仅仅是德国殖民势力的代表,更是近现代文明和外来文明与中国封建思想和小农思想撞击的体现。

“火车”自身更是19世纪和20世纪交接,中国社会激荡状况的鲜明反映。

“火车”更是一种意象和线索贯穿全文,使得文章中外来文化和中国传统的旧思想文化体系的冲突更加强烈。

其三,“檀香”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却是代表了完全相反含义,它既是是佛教的代表,是慈悲为怀、普度众生广大胸襟的体现;却也是酷刑和暴虐的反人性的代表。

在赵甲将要返乡,受皇帝召見时,慈禧老佛爷给了他一串檀香木佛珠,并说让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虽慈禧并非有意让他修习佛法,但此处的檀香佛珠确是佛教的代表。

作者有意将代表慈悲、关怀天下众生的佛教同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联系在了一起,造成了极大地矛盾和冲突,带来了强烈的反讽效果。

在小说高潮,孙丙受的檀香刑中,檀香木成了刑具,浸透了孙丙的血液,给他带来了极大地痛苦,檀香在此处更多的是代表了痛苦和反人性。

两种意象共同集于檀香木一身,使得檀香木的象征义有了两个相反的方面,产生了冲突和矛盾,突出主题。

二、《檀香刑》中的特色隐喻
在基础隐喻的基础上,莫言为丰富文章隐喻体系,增强文章的表达色彩,在文中设置了大量的特色隐喻。

特色隐喻并没有贯穿全文,而是加入到文章的关节之处,对于情节的推动和思想的表达具有重要作用。

其一,文章中的前半部分多次提及孙眉娘的大脚和知县夫人的小脚,大脚和小脚作为小说中的两个意象,隐喻了时代变革中的新旧冲突。

孙眉娘的大脚,是民间移风易俗的代表。

虽然孙眉娘的大脚并非有意为之,但她凭借一双大脚可以肆意地打秋千,上树翻墙探望知府,这双大脚也获得了知府的喜爱;知府夫人拥有令众人羡慕的小脚,甚至可以使人忽略她面目的不佳,足以看出小脚在当时的地位。

大脚所代表的孙眉娘的泼辣、敢爱敢恨,正是时代新风气的代表;知府夫人的三寸金莲,是她保守认真性格的表现,也是旧的文化及风俗的体现。

莫言在文中设置了大脚和小脚的矛盾冲突,不同的人对大脚和小脚的不同态度,隐喻了当时时代变革中的新旧文化的冲突。

其二,莫言以虎须为媒介将主人公动物相写出来,更加暗示了主人公的性格,进而反映了人性的复杂性以及人们之间的差异性。

在写这一段过程中,莫言深受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但在《檀香刑》中,作者尽力削减魔幻现实主义中的的外来因素而更多地融入中国本土的民间文化,特别是民间神话和故事,使得在《檀香刑》中,外国的因素被大量削减。

莫言称“《檀香刑》是我试图彻底摆脱西方文学影响的一次努力”,这无不显示出莫言自身写作中坚定的民间立场和态度。

而这一特点在莫言的《檀香刑》中体现地尤为明显。

以虎须为例,莫言以赵小甲
的视角描写了他通过一根虎须看透了众人的动物相,而虎须这一传说的应用则是深受莫言小时候在高密长大时所听闻的民间传说影响。

通过动物更能直观地体现不同角色的人物性格,反映了角色所代表的一类人的性格特征。

孙眉娘是一条白蛇,白蛇妖娆、机敏而狡诈,却也是重情重义。

这里的白蛇不只是有蛇的这一物种特性,更是有民间传说白蛇传中白素贞的性格特征。

她开始时被人们视为浪荡女子,背弃丈夫,和知府背地里偷情,又擅长搔首弄姿,以自己的姿色自得。

但在遇见知府之后,害了相思病,自认为是能真正了解知府内心的人,且不论在何时,都钟情于他而无二心。

在自己的父亲被抓进死牢,面临檀香刑时,一心一意解救父亲;她又有着过人的胆识和非凡的气魄,敢于翻墙探望知府,又敢同叫花子一起劫狱。

孙眉娘的性格特点和白蛇的特点有着极大地相似性,也就构成了隐喻的前提条件。

赵甲是一头黑豹。

“豹”本身作为一种夜间出没的动物,自带一种阴森之气,这与赵甲四十年刽子手经历所造就的赵甲阴森寒冷之气相吻合“听到了俺的咋呼,他缓慢地直起腰,回转身,冷冷地扫了俺一眼。

俺的个亲娘,这双眍(目娄)进去的贼眼,比俺家小甲的杀猪刀子还要凉快”;它又有着飞快的奔跑速度和高超的捕食技巧,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和能力。

而赵甲是被皇太后亲自赞颂的刽子手中的状元,也参与了许多酷刑的举行。

而且赵甲本身对于刽子手这一行业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近乎执着的信仰。

“黑”则作为一种冷酷的颜色,深化了赵甲作为刽子手的形象。

钱丁是白虎,与赵甲黑豹相对应。

“虎”本身作为百兽之王,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

而黑豹的加入以及圆鳖的施压,却也让我们看到了虎卑躬屈膝的一面。

钱丁作为知府,有着自己的为官之道,也有着自己的思想观念和处事原则。

却在外界的施压中不得不阿谀奉承,做着违心之事。

他既有软弱的一面,却也有着刚硬而坚持底线的一面。

孙丙是一头大黑熊,黑熊凶猛但莽撞。

孙丙作为一个平民百姓,有着一些陋习,却也是条重情义血气方刚的汉子。

他爱着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和朱八有着深厚的情谊,有着强烈的自尊心,深深热爱着乡亲父老。

但他又是农民阶级的一员,有其自身眼界短浅,认知有限之处。

袁世凯是一个圆鳖,显示出他的狡诈和外强中干,表面威风而肚里无实学。

他有着任人用人的眼光,却又心胸狭窄,有着深厚的官僚作风。

这些将众人动物化的写法对于各个人物性格的塑造具有丰富和暗示作用,却也在更深层次上揭示出人性本质中不可避免的兽性因素。

而赵小甲痴傻愚钝,却也似大智若愚,以一个傻子却如孩子般的视角看穿了不同人的本质。

在整一个过程中,作者都是以一种较为怪诞的语言进行叙述,运用较为夸张的手法进行分析更能在作者心中产生一种较为迷离奇幻的感觉,引发读者深入的思考。

其三,小说中有一些较小的,为推动情节发展和深化人物形象而设置的隐喻。

在戊戌六君子被杀后,钱雄飞悲愤不已。

袁世凯来时,给了他两个选择:一个碗中盛着六只红烧丸子,另一个食盒中盛着残留着一些肉的骨头。

选择了丸子,即“完止”就是站在了清政府统治的反对面上,就是和袁世凯作对;选择了残留着一些肉的骨头,就表明了自己如同一条忠犬一般,追随袁世凯。

当时钱雄飞已经打算刺杀袁世凯,于是选择忍气吞声,待谋佳期。

莫言以丸子和骨头隐喻,通过钱雄飞的选择,突出反映了人物的内心世界。

推动了后文钱雄飞使用金枪刺杀袁世凯这一情节的发展。

总体来看,莫言在《檀香刑》中的隐喻和象征手法的运用,具有乡土特色和矛盾性两个特色。

其一,莫言小说中意象和隐喻形象的选用多来自民间,而且具有当时时代发展的特色。

如“火车”“大脚小脚”“猫腔”等,无不显示出莫言在创作时所坚持的民间立场和态度。

其二,莫言所选择的意象本身就具有矛盾性,且在意象同人物关系上也具有矛盾。

“檀香木”一物,既代表慈悲,又是残忍,其本身的矛盾和冲突更加渲染了那个时代的下不同人的冲突;且将意象搭配到和他完全不相符的人物形象上更是起到了反讽和突出的效果。

就如赵甲的檀香木佛珠,更是突出了赵甲的冷酷。

三、结语
《檀香刑》作为莫言的代表作,历时五年得以完成。

《檀香刑》充分汲取了民间传说、民间风情、民间风俗等民间元素,体现了作者的民间写作立场。

本文主要运用叙事学中的隐喻与象征手法的相关理论,侧重于《檀香刑》中的主要涉及的意象的分析,并分析总结了莫言在隐喻手法运用上的特点。

《檀香刑》中主要涉及到的意象有“大小脚”“火车”“众人动物相”“檀香木”“钱雄飞的选择”等。

前四者主要是大的方面的,最后一个则是情节中的推动因素。

文中的意象含义丰富,在文章的情节发展、谋篇布局、思想主旨等多重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

而“檀香木”是《檀香刑》中的典型而有特点的意象。

“檀香木”的双重相反含义集中于一身是《檀香刑》中意象使用的一大特色,也是本文的重要的研究内容。

将相反的意象内容集于一身“檀香木”的两个代表——“檀香木佛珠”和“檀香木刑具”上,是文章意向的安排更具有矛盾性,更能凸显文章主旨。

本文第二部分中总结了莫言在《檀香刑》中意象运用的两大特色——乡土特色和矛盾性,体现了莫言在意象使用中的特色和创新性。

参考文献
杜丽华2017《莫言小说的隐喻叙事研究》,《华侨大学学位论文》。

孙; 婷2015《<檀香刑>的叙事策略研究》,《山东大学学位论文》。

莫; 言2012《檀香刑》,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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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2015《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浙江大学出版社。

李; 琴2016《<透明的红萝卜>中萝卜的双重象征含义》,《黑河学院学报》第7期。

陈可人2012《浅析<红高粱家族>中“红高粱”的象征意义》,《科教文汇》(中旬刊)第11期。

朱凤梅2013《隐喻在莫言作品<蛙>中的功能探究》,《牡丹江大学学报》第8期。

(通信地址:272000; 济宁孔子国际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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