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提摩太在“丁戊奇荒”时期的赈灾活动

摘 要：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积极参与“丁戊奇荒”赈灾。在他看来，赈灾是手段，传教才是最终

目的。他提出根除灾荒的开矿、修路等理念，实质是传播西方文明。他的赈灾行为，直接使灾民受益，赢

得了灾民的尊敬。他亲临实地的灾情报告警醒了《申报》，在《申报》的报道中，李提摩太等西方人成为

赈灾的榜样。他救灾的善举得到了清朝官员的承认与支持。日后李提摩太之所以能够广泛涉足中国政治，

与他赈灾获得的社会声望密切相关。

关键词：李提摩太；丁戊奇荒；赈灾；《申报》

中图分类号：Ｋ２５６；Ｃ９１３．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５８３３（２００６）１１－０１３２－０７

作者简介：高鹏程，南通大学法政学院讲师 （江苏　南通　２２６０１９）；池子华，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

授 （江苏　苏州　２１５００６）

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创了基督教在华传教的新纪元，西方传教士纷至沓来。英国浸礼会的李提摩太（Ｔｉｍｏｔｈｙ　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８４５－１９１９）１８７０年来华传教，赈济灾民、交通大吏、主笔《申报》、接手广学会、参与维新，身影频繁活跃于近代社会舞台，其作用之显著，影响之广泛不容忽视。即便是对李提摩太本人持彻底批判观点的学者也承认他是“朝野瞩目的‘红人’”①。

国内现有对李提摩太的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是站在揭批帝国主义侵略立场上。尽管不乏真知灼见，但时代的烙印鲜明，且史料较为单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主要集中在李提摩太对西学及社会改革思想传播的研究上，而对他的赈济活动及相关影响的研究较为欠缺。有鉴于此，本文从李提摩太本人、灾民、《申报》、清政府多视角考察其赈灾行为及影响，以期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

一

赈灾不是李提摩太来华的原因，传教才是他来华的初始动机。

１９世纪海外传教事业的迅速发展使新教真正成为世界性的宗教②。长期受神学教育的李提摩太深受感染，上书浸会布道会，要求到中国北方传道。他认为中国在未基督化国家中文明程度最高，有利于基督教的推广③。１８６９年１１月１７日，年仅２４岁的李提摩太从利物浦起程，次年２月１２日到达上海，不久乘船抵达山东烟台，开始传教生涯。由于同伴的病故，他事实上成为当时英国浸礼会在山东的唯一代表。

李提摩太在“丁戊奇荒”时期的赈灾活动高鹏程 池子华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９－０８

①　丁则良编著：《李提摩太——一个典型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抗美援朝知识丛刊》，开明书店１９５１年版，　第３页。②　［美］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中国科学社会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６３１页。

③　［英］苏特尔：《李提摩太传》，上海广学会１９２４年版，第２页。

“山东人性格善良，尚礼而虚假，好奇，但有些贪婪。”这是１８６０年韦廉臣（Ａ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游历山东时的观感①。民风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同样是西方人的李提摩太亦有同感。他传教的最初努力成效不大，甚至典屋居住也因当地人的反对而未能如愿。他在苦苦“寻求对传教最有效的方式”②。１９世纪北方的大旱灾使他的传教生涯出现了转机。

１８７６－１８７９年，华北地区惨遭饥荒肆虐，饿殍上千万，史称“丁戊奇荒”。李提摩太相时而动，将传教与赈灾等活动穿插、交织，有机地结合起来。１８７６年春，山东大旱，青州的官民纷纷祈神求雨。迁居青州的李提摩太在城门张贴布告，宣称求雨“最好的办法就是放弃对偶像崇拜，皈依上帝，向它祈祷并遵循它的法则和生活方式”。面对日益恶化的灾情，李提摩太没有抛弃他欲教化的灾民，而是主动救济。１８７７年，李提摩太又接受了山西救灾的任务。在他看来，这是深入中国内地传教的契机，“中国人也许不会接受基督教真理的书面证明，但在他们危难之中给予的帮助，会提供有关信仰动机的无须回答的证据”③。李提摩太致力于赈灾，也是他神学观点的实践。他相信神的国度不仅建在人的心里，也建在世上一切机构里；神的国度与人类日常生活是不可分的，那些尽力改善世俗世界的人，配得将来永远的祝福④。

散发赈款而非赈灾物资，是李提摩太赈灾的主要方式。究其原因，一方面灾区广、灾民多；一方面人手少、交通不便。在山东，李提摩太将银子交给青州一家有涉外业务的大型当铺兑换成铜钱后，由当铺用独轮车成批运往施赈地。在山西灾区，由于不便兑换，他干脆让铁匠现场将募捐来的银锭分割成小块发放灾民⑤。发赈方法主要有三种：其一，自己站在一条长的窄巷尽头，让灾民排队从他身边经过领取赈款，同时在他们手上盖上油墨印，以防重复领取；其二，受圣经中基督分饼的启发，他让灾民分行坐下依次分发；其三，散赈前先派人到一些村庄仔细记录下最穷困人的姓名，给予他们赈灾券，然后在安排好的日子里，由灾民凭票到指定地点领赈。前两种方法过于理想化，即便在特定场合能够实行，也不具备推广意义，因为想让灾民总是心平气和、秩序井然地领赈，并不符合实际。第三种方法是他通常的做法。尽管有时遭遇危险⑥。据《申报》报道说：“闻其（李提摩太）初次往赈携资不多，而饥民麇集，不能遍及，以致有得者有未得者。未得者谓其辱己，怒而殴之，（李）身受重伤。”⑦

赈灾有着非常现实的条件，即赈款。为此，李提摩太奔走呼吁，多方筹措。

早在１８７６年夏初，李提摩太即写信给上海的友人，描述灾区的惨状，建议灾情见诸上海英文报端“劝捐”⑧。烟台的友人读到他的信后，决定将信寄往上海的《每日新闻》（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并翻译成中文刊登在１８７７年４月３日出版的《申报》上，题为《西教士劝捐书》（署名“英国教士李提摩太”）。《劝捐书》详细介绍灾情，号召人们伸出援手，捐款助赈。

李提摩太的努力收到了预期效果。很快各口岸赈灾委员会建立起来，赈款源源不断。１８７７年３月，由传教士和外国商人组成的山东赈灾委员会在上海成立，首次募集３０００两银子，同年秋又陆续在上海和海外募得３万余两银子，汇给李提摩太⑨。一位素昧平生的南京小官吏读了《劝捐

①　张玉法认为，证之地方志记载，韦氏的观察大体不差。见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１８６０－１９１６》上册，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４３），第１３６页。

②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Ｒｉｃｈａｒｄ：Ｆｏｒｔｙ－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ｎｄｏｎ，　Ｔ　．Ｆｉｓｈｅｒ　Ｕｎｗｉｎ　Ｌｔｄ．１９１６，ｐ．２６．

③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Ｒｉｃｈａｒｄ：Ｆｏｒｔｙ－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ｎｄｏｎ，　Ｔ　．Ｆｉｓｈｅｒ　Ｕｎｗｉｎ　Ｌｔｄ．１９１６，ｐｐ．９８，１２５．

④　参见林治平《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论文集）》，今日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２６－１２７页。

⑤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Ｒｉｃｈａｒｄ：Ｆｏｒｔｙ－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ｎｄｏｎ，　Ｔ　．Ｆｉｓｈｅｒ　Ｕｎｗｉｎ　Ｌｔｄ．１９１６，ｐｐ．１２０，１４２．

⑥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Ｒｉｃｈａｒｄ：Ｆｏｒｔｙ－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ｎｄｏｎ，　Ｔ　．Ｆｉｓｈｅｒ　Ｕｎｗｉｎ　Ｌｔｄ．１９１６，ｐｐ．１０１－１１０．

⑦　《论山东山西两省灾实相同赈则各异事》，《申报》１８７７年７月４日。

⑧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Ｒｉｃｈａｒｄ：Ｆｏｒｔｙ－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ｎｄｏｎ，　Ｔ　．Ｆｉｓｈｅｒ　Ｕｎｗｉｎ　Ｌｔｄ．１９１６，ｐ．１０９．

⑨　《北华捷报》１８７７年３月１５日、８月１４日、１１月５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