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英国文学

郭沫若是我国五四诗坛的一位巨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面旗帜．他学识渊博，才华卓著，集诗人、戏剧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翻译家、书法家于一身。郭沫若一生接受过大量外国文学的影响，印度的泰戈尔、德国的歌德、美国的惠特曼等都是对其创作影响巨大的作家，这些已早有专家论述。本文欲探讨及系统梳理的是郭沫若与英国文学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英国是五四时期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最重要目标。英国文化，在中国未传入马克思主义之前，也曾引起过中国文化的巨变！英国文学对于五四时期郭沫若的影响不容忽视。虽然它的影响没有像印度文学、德国文学、美国文学那样直接，但却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式的潜移默化。

一、幼时英国文学的熏陶

郭沫若最初接触英国文学是通过林纾翻译的小说。还在其学生时代，林译小说就已相当流行。林译小说共１５６种，其中有９３种是英国作家的作品，而当时对郭沫若影响较大的是其中三部英国作品：首先是Ｈａｇｇａｒｄ（哈葛德）的《迦茵小传》，引起了少年沫若深厚的同情，诱出了他大量的眼泪。接着是Ｓｃｏｔｔ（司各特）的Ｉｖａｎｂｏｅ（林纾译为

《撒喀逊劫后英雄略》），该小说的浪漫主义精神给了郭沫若很大的

启示，而且对他“后来的文学倾向上有决定的影响”。他自己也曾说：“我受Ｓｃｏｔｔ的影响很深，这差不多是我的一个秘密，我的朋友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再次是Ｌａｍｂ（兰姆）的Ｔａｌｅｓｆｒｏｍ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林纾译为

《英国诗人吟边燕语》），也使他“感受着无上的兴趣”，“无形间给了我很大的影响”。甚至于后来再读莎翁原著，也没有“小时所读的那种童话式的译述来得更亲切了”。①林译小说为少年沫若提供了一个完全异于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的窗口，对于触发郭沫若本性中的浪漫主义气质有一定的作用。

二、早期浪漫主义美学思想的形成

郭沫若的《女神》，张扬民主、呼唤自由、崇尚自我、礼赞自然，他那狂放不羁的诗风、自由活泼的诗体，都体现出不可复制的“五四”浪漫主义风格。其浪漫主义美学思想的形成主要得益于英美的一批浪漫主义诗人。英国浪漫主义的主要理论家是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他们在《〈抒情歌谣集〉序》和《文学生涯》中，提出了浪漫主义的诗歌理论，认为诗歌是人的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强调想象力的重要，推崇写田园生活的题材，注意民间诗歌的传统，提倡以日常生活的语言代替“诗的词藻”，主张诗的韵律、节奏要接近口语的音调。郭沫若主要在两方面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０４－２２

作者简介：王丽耘（１９７６－），女，江西上饶人，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西文学比较。

摘

要：郭沫若是我国五四诗坛的一位巨星，在我国现代文学史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所接受的外来文化影

响庞杂，本文从少时与英国文学的最初接触，浪漫主义美学观的形成，文艺批评思想的形成，对英国作品的翻译活动及在英国文学影响下的戏剧创作这五方面探讨和系统梳理郭沫若先生与英国文学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同时说明其接受过程中中西文化的碰撞及作家的主体选择性，并指出西方浪漫主义概念在中国的误用：中国五四时期的浪漫主义其实是抒情主义。

关键词：接受；碰撞；主体选择性；西方浪漫主义；中国抒情主义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３５５８（２００５）０５－００８７－０４

郭沫若与英国文学

王丽耘

（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福州

３５０００７）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Ｊｉａｎｇｘｉ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

第５期

Ｏｃｔ．，２００５Ｎｏ．５

２００５年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

接受了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一是浪漫主义的抒情性，二是诗歌形式的口语化。他在致宗白华的信中写道“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Ｓｔｒａｉｎ，心琴上弹出来的Ｍｅｌｏｄｙ，生底颤动，灵底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底欢乐底源泉，陶醉底美酿，慰安底天国。”“我自己对于诗的直感，总觉得以‘自然流露’的为上乘，若是出以‘矫揉造作’，只不过是些园艺盆栽，只好供诸富贵人赏玩了。”①至于诗形，郭沫若是近代格律诗的大改革家，他大刀阔斧，去押韵、去平仄，写出了中国第一部白话新诗集。他说：“我也是最厌恶形式的，素来也不十分讲究他”，主张“诗的本职专在抒情，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也不失其为诗……散文诗的建设也正是近代诗人不愿受一切的束缚，破除一切已成的形式，而专挹诗的神髓以便于其自然流露的一种表示。”①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和他的著名美学论著《为诗辩护》对于郭沫若早期美学观整一理论则是起了关键性的影响作用。雪莱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个在创作中响亮地提出“要以武器保卫自己”的思想的诗人。他一生无私正直，诗作中既有对人世苦难的感叹，但也不忘对未来理想的憧憬。正是他的这种浪漫主义精神使他成为许多诗人喜爱和师从的对象。他《为诗辩护》中的许多观点和形象比喻都为郭沫若所接受。１９１９年１月１８日郭沫若写给宗白华的信集中体现了郭沫若当时对文艺问题的整体性美学认识。上面提到的郭沫若认为诗是“命泉中流出来的Ｓｔｒａｉｎ，心琴上弹出来的Ｍｅｌｏｄｙ”与雪莱认为作诗尤如“风掠竖琴，吹动琴弦，奏出不断变化的曲调”何其相似。郭沫若的“诗人底心境譬如一湾清澄的海水……风便是所谓直觉、灵感”与雪莱的“诗灵之来……却象拂过海面的微风”也是一脉相承。郭沫若主张“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而雪莱说“诗是神圣的东西，人不能说：‘我要作诗’”。郭先生曾批评泰戈尔说：“概念诗是做不得的，批评家可以在诗里面去找哲学；作家不可把哲学的概念去做诗。诗总当保得是真情的流露。泰戈尔的短诗，有多少只是Ａｐｈｏｒｉｓｍ，不是诗了。”②当然我们可以发现郭沫若虽具有浪漫主义倾向，却也并不是全盘遵从西方浪漫主义的美学规范的。西方浪漫主义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到１９世纪三四十年代止，风行欧洲约半个世纪之久的一个思潮和运动。它以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对个性解放、个

人主义的强调为其社会基础，以基督教人性堕落为背景，歌颂大自然、诅咒都市文明，主张回归大自然，重获人的神性，强调人的主观世界，抒发个人的强烈情感。而我国当时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资产阶级虽有零星萌芽，但还很软弱，没有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因而既不存在大批农民破产无所适从，机器文明显示其吃人本性的现象，也不存在西方知识分子在工业革命后所普遍面临的两难境遇：一方面，作家成为职业，知识分子终于可以卖文为生，自食其力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是个物质主义社会，对人的精神需求产生挤压，以金钱为人的价值衡量标准，这又使知识分子感到一种失落。应该说西方整个浪漫主义思潮就是这批知识分子在社会大转型时对于自己和农民境遇的抒发。而浪漫主义的中国传入与被接受，主要是因为它适应了王纲解纽时代人的发现和表现的需要，五四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其实主要就是情绪抒写与表现，而不是典型的浪漫主义，它没有典型的浪漫主义诸特征。郭沫若在《女神》集中就有大量对于现代文明和科学技术的礼赞诗句，明显是对于西方浪漫主义诅咒都市文明主张的背弃。

此外他的创作还受过其他一些英国作家的影响。如郭先生的《胜利的死》一诗，就是从苏格兰诗人康沫尔（Ｔｈｏｍａｓ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１７７１－１８４４）二十二岁所作《哀波兰》（ＴｈｅＤｏｗｎｆａｌｌｏｆＰｏｌａｎｄ）一诗引发出来的。他把康沫尔的诗句拆开分次排列在自己诗作的几个诗节起首处，引出自己的诗歌，呼唤拜伦、康沫尔之精神再生。英国历史学家、作家和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卡莱尔Ｔ．Ｃａｒｌｙｌｅ（１７９５－１８８１），五四文学的先驱们都曾受到其思想和方法的影响，其讲演集《英雄和英雄崇拜》曾风行一时。郭沫若在读了他的《作为诗人的英雄》后即作《雪朝》（原标题为《读Ｃａｒｌｙｌｅ：〈ＴｈｅＨｅｒｏａｓＰｏｅｔ〉的时候》）抒发自己对自然和英雄的崇拜之情，其它如《我是个偶像崇拜者》等诗篇也多少有卡莱尔英雄思想的影响。

当然在中西文化碰撞中，郭沫若对于英国文学的接受如上所述，不是被动的、盲目的、全盘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深厚底蕴与作家自身的主体选择性使得郭先生面对英国文学时表现出了强烈的批判意识。

以雪莱和拜伦为例，他们同是英国１９世纪积极浪漫主义诗人，而且当时的拜伦更为赫赫有名，为什么郭沫若接受了雪莱，却拒斥了拜伦呢？郭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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