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拉与巴尔扎克

左拉与巴尔扎克

在左拉眼里，巴尔扎克、福楼拜这样的大师都是自然主义的典范。他在《自然主义小说家》一书中，称巴尔扎克是自然主义小说之父。把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1857）称为“文学的不可动摇的楷模”“自然主义小说的典型代表。”

十九世纪中期，人们对于“自然主义”的认识较为简单，当时只能在哲学辞典里找到这个名词。对它的解释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发展促进了人文学者对人类社会的观察与分析，渐渐产生了一种新的学派，即“自然主义”。巴尔扎克自己也曾信奉伊莱尔（1772－1844，法国早期动物学家）的学说。只不过他的研究对象不是动物种类，而是社会人类现象而已。事实上，在这一时期，法国的波德莱尔、福楼拜和雨果等大师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创作流派的影响。左拉在文学创作上将巴尔扎克当成自己的导师。无论在作品的体例规划上，还是在写作风格及人物刻画等方面，都注重向巴尔扎克学习。巴尔扎克生前制定了《人间喜剧》这样庞大的创作计划，虽然并未完成，但从已经完成的九十余部作品来看，已经可以使人感觉到气势的宏大和意义的深远。左拉也注意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详细的规划，他的《卢贡－马卡尔的家族史》就是参照《人间喜剧》拟定的，规模虽然未如其恢弘却也颇为可观。

左拉在写作的时候经常遇到一些生理学上的问题，这些隔代遗传的问题使他迷惑不解，于是他干脆放下笔，到图书馆去查找资料。他像一个科学家一样地阅读科学文献，或者投身于实验室反复研究揣摩，力争找出问题的答案。有一个时期，为了解决生物学方面搞不懂的问题，他还翻阅了达尔文的著作《物种起源》。当时该书的法文版才刚刚上市，看得出左拉在思想上还是相当前卫的。为了把自己的小说写得丰满真实，他把自己研究的体会写进故事，从而奠定了左拉文学写作的个性基础。

与巴尔扎克不同的是，左拉在写作之前就确定了作品整体的规划。而巴尔扎克则是在完成了大部分著作之后，于1842年才受意大利诗人但丁《神曲》的启示，确定了《人间喜剧》的总体纲目。左拉天生喜好大型建筑，他在开始自己写作计划之前就拟定了具体的方案，人物设计，故事情节，家族关系等等都做出了详尽的规划安排。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过“熔”与“裁”的问题，指出：“规范本体谓之熔，剪裁浮词不达意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在写作中，左拉站在巴尔扎克这个巨人的肩上，重视“熔炼”与“剪裁”等问题，的确得益不小。

左拉对自己作品中的人物角色的创造十分严谨，他常说小说家应该是“人和人的情欲的审判官。”在这个原则下，他认为巴尔扎克的《贝姨》是实验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品。

遗憾的是，左拉似乎并没有完全理解巴尔扎克的伟大之处。他认识不到巴尔扎克的伟大恰恰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各种矛盾的深刻揭露和批判，以及他对代表社会各阶层典型人物的正确分析。巴尔扎克通过自己所创造出来的3000多个人物，真实反映了社会的巨大变革，历史性地再现了法国由帝国时代转变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宏伟画卷。而左拉则完全不同，尽管尊巴尔扎克为导师，但他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与巴尔扎克在写作方向上存在着差异。《人间喜剧》着重描写一个社会，而他的小说则仅限于以一个生物学家的态度研究一个家族的演变。

这也就是为什么巴尔扎克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而左拉始终未能超越巴尔扎克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