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视角解析中国女性贫困问题

从制度视角解析中国女性贫困问题

（胡玉莹1120070693 经济学院区域所）

摘要：目前，我国贫困问题呈现出女性化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日趋严重，如果不加以重视必将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本文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入手，以我国女性贫困现状为依据，通过定量研究与定性分析揭示了中国女性贫困的根源是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制度，此外，我国经济和社会的转型、社会公共管理政策的性别盲视、家庭资源分配的性别失衡、社会资本和权利资本的缺失也是中国女性贫困的重要原因。最后，文章有针对性得提出了一些缓解中国女性贫困问题的对策。

关键词：制度；女性；贫困；社会资本

引言

早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已经发现了一个事实，即贫民中的大多数是女性。因此，一些发展研究者提出了“反贫困方法”。这种方法将女性的贫困作为出发点，世界银行和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些重点项目都反映了这一思想，低收入女性被确定为特殊的目标群体1。20世纪70年代后期，“贫困女性化”概念在美国提出，该研究发现贫困率增长最快的家庭结构是女户主家庭，由低收入或贫困的女性和孩子组成2。

这一概念将女性的贫困问题作为一个专门的课题在学术界提出，开创了对女性贫困问题的概念化和系统化探讨。女性贫困问题引起女性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的重视，也成为政府研究机构及妇联等社会群众团体较为关注的问题。学术界的研究多从女性主义、女性与发展、社会性别的角度关注女性贫困问题，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四个方面：女性贫困指标和内容、女性贫困测量标准、女性贫困操作化定义及反贫困方法。鉴于篇幅和笔者研究的视域限制，笔者拟从制度的视角入手，对中国女性贫困的制度性根源进行剖析和关注。

一、中国女性贫困现状

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中提到：“当今世界上10亿多人生活在令人无法接受的贫穷状况下，其中大多数是女性，多数是在发展中国家。”

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对全国592个国家扶贫重点县调查，2004年，女性与男性相比，贫困程度严重——女性人口的贫困发生率比男性高0.4个百分点，低收入发生率比男性人口高0.6个百分点；就业机会少——女劳动力年均就业6个月以下者比男劳动力高6.1个百分点，平均从业时间比男劳动力少0.4个百分点，外出务工者比男劳动力低12个百分点；打工收入低——外出务工女劳动力的平均月薪比男劳动力低16.1%；文化程度较低——女劳动力文盲率比男劳动力高13.2个百分点，接受过各种职业技术培训的比例不到男劳动力的一半；受教育机会少——7-15岁女童年末在校率比男童低1.3个百分点；健康状况较差——妇女健康人口比重比男性低1.7个百分比，长期慢性病和体弱多病现象较多；社会参与程度很低——妇女担任社会职务比重比男性低4.6个百分点。

二、中国女性贫困原因的制度分析

（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正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型。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整个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分化与重组，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逐步形成。从宏观的经济与社会背景看，贫困是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的伴生物（见图2-1）。

图2-1 中国城市贫困陷阱运行示意图

资料来源：王朝明.中国转型期城镇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博士论文，2003.146

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企业的职能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原来的行政机构附属物变成追求经济效益的实体。减员增效，追求低成本高效益，力争利益最大化成为企业的宗旨和目标，减员增效成为流行的做法，但是下岗更多的是女性。在下岗人员中，女性比例高于男性约10多个百分点，并且下岗女工再就业更难。随着城市里越来越多的女性被迫退回家庭，城市失业者中下岗女工越来越多。退回家中的女性尽管不再外出辛苦工作，但心理压力和痛苦却成倍增加。那些仍在工作的女性则不得不降格以求，不仅被迫接受低工资、少福利的歧视，而且可能还要忍受各种性骚扰。

女性就业的艰难和被动表明，传统的父权思想和性别角色观念仍有市场。两性之间的生理差异确实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由于女性承担生育子女的责任，不仅一定程度上对就业和工作会产生不利影响，而且因生育费用和产假福利等可能增加雇佣者支付的工资成本，因此企业在追求利润和效率优先的目标约束下，容易产生带有性别歧视的用人策略。

（二）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制度

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制度是城市女性的贫困的体制性原因。改革开放为妇女的进步和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也向妇女提出了新的挑战。市场经济的浪潮将妇女推向了市场竞争的前沿，而妇女所背负的社会职责——家务和生育，却成为妇女参与发展的直接和潜在阻力。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女工下岗、女性失业、女大学生难分配、妇女回家及农业女性化等问题，这些又从另一方面暴露出了市场经济发展中妇女所处的不利境遇。深层的历史积淀的男女不平等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性别歧视仍渗透家庭在生活和社会的各个领域。

在传统文化及性别角色“刻板模式”等因素的影响下，城市贫困女性在社会及家庭中普遍处于从属地位，她们既要承担因贫困而导致的更加繁重的家务负担，又缺乏应有的摆脱贫困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竞争的氛围。恩格斯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3。我国妇女虽然加入了有偿的社会劳动，但大多从事低报酬、低身份、非技术、无创造性的服务工作，但是工业化程度太低、家务劳动没有完全社会化，家庭责任与工作压力使妇女负担过重而处于两难境地。而城市贫困女性要么没有工作岗位，要么是在低收入无保障的低层次的非正规就业岗位，她们在社会和家庭都遭遇传统社会性别制度的压迫。

（三）社会公共政策的性别盲视

社会公共政策是以公正为理念依据，以解决社会问题、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改善

社会环境、增进社会的整体福利为主要目的。贫困女性作为社会成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利益和权利应该得到公正的维护。

然而，在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模式中，不少地方政府及行政管理人员往往更关注经济的发展，社会性别意识是较为缺乏的。其主要表现为：第一，政府更多单纯关注经济的增长，较少重视妇女的发展；第二，将男女平等国策的实施更多看作妇联的事情，而不认为应成为一种政府的行为。第三，在制定政策方案时，更多考虑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环境生态的影响、对于人口国策的影响，较少考虑到对性别平等造成的影响。

（四）家庭资源分配的性别失衡

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经济组织，其一切活动都需要消耗相应的资源4。然而，资源又总是有限的，具有稀缺的性质，因此，家庭成为性别不平等的最基本场所和单位。

分配资源是家庭形成性别角色的另一种方式。在极端情况下，食物分配、医疗保健和对男童与女童的重视程度的不同，意味着较多女性营养不良，限制女童教育和妇女广泛参与社会的能力。但即使在不太极端的情况下，家庭对男童或女童教育投资的决策都有助于复制和加强社会可接受的性别角色。男童和女童性别角色的差异随着年龄的增加变得越来越明显。随着孩子的升学，教育开支的性别差距越来越大。家庭一般希望女孩把更多时间用在家务上，如做饭、洗衣、采集燃料和取水以及照料孩子，而倾向于男孩把更多时间花在种地或挣钱上。这种时间和任务的划分，有重要含义。例如，如果父母认为女儿成年时不可能参加工作挣钱，他们会认为送女儿上学不划算。无论女性在结婚后是否会成为丈夫家庭中的一部分，情况都是如此(这是一种父母对女孩相对于男孩降低教育投资的激励性习俗)。

（五）贫困女性社会资本的缺失

社会资本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进而提高社会的效率5。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及其对贫困问题的相关性可以从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的关注可见一斑。像世界银行的网站就把社会资本的讨论放在“贫穷讨论”的栏目之中①，在其《世界发展报告》中也提出了不少以发展社会资本来解决贫困问题的建议。城市女性的贫困与社会资本的贫困密切相关。贫困与社会资本的恶性循环可以用图2-2表示。

图2-2 贫困与社会资本的恶性循环

资料来源：吴玲.中国城市女性贫困问题及对策研究.河海大学博士论文.2006.100 社会资本理论对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中国是一个拥有深厚儒家文化传统的国家，儒家文化渗透在社会的方方面面。我国社会一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是观念还是行为，中国人都处在一个复杂的人世的伦常关系的网络中，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都包括在这网络之中。在这个社会中，社会关系网络对于个人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制度处于一种动荡和变迁的状态，在旧制度的消亡与新制度的建立之间可能产生制度真空，而这对于社会的发展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在正式制度缺席时，非正式制度就会来填补这个真空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一种，社会资本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

①见/poverty/scapital/whatsc.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