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建国：精英自律、政治转型与民主质量 精简版

储建国：精英自律、政治转型与民主质量

民主质量问题是以前研究第三波民主化的学者所忽视的，他们宁愿将民主与治理质量切割开来。如亨廷顿所说，“通过选举产生的政府也许是无效率的、腐败的、目光短浅的、不负责任的，也许受特殊利益的主宰，不能采取符合公益的政策。这些特征也许让这些政府不受欢迎，但不能改变它们的民主性质。民主只是一项公共优点，而不是唯一优点。”[3]

其实，我们又回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命题：不管是哪种政体，如果统治者能够照顾共同的利益，那就是正常的政体；如果只照顾自己的利益，那就是变态的政体。[6]也就是说，统治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的德性。这个传统命题被现代政治学所抛弃，

然而，脱离民众和制度控制的精英行为并不必然是放纵的行为，他们还有自我约束的一面，这种约束对于民主的良好运行是至关重要的，也是被当代民主研究者所忽视的。

譬如说，西方的教会制度，在训化精英、保持德性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现代政治学，就像现代经济学一样，对这种前现代文明中的制度常常不屑一顾。现代政治学所描述出来的现代民主体系存在着一般人难以察觉的漏洞，大家迷信现代制度的力量，其实，如果没有另外的东西约束着政治精英，现代民主体系会是一个混乱不堪的体系。德国学者希尔施认为，现代西方自由社会能够正常运行，是因为它“还根本不是完全世俗化了的，完全以利益为导向的社会。事实上，它们赖以生存的是别人的资本，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与前工业化社会的德性遗产”[10]。

精英自律包括两项内容：一项是消极的，就是不利用权力窃取已有的公共物品，也就是保持廉洁；另一项是积极的，就是奉公有为，努力提供新的公共物品。

在西方国家中，英国精英的自律品质是比较高的，但这种品质并不是现代民主制度的产物，而是该国传统的产物。英国精英群体，包括上层贵族和中间层绅士，在近代以前就形成了为公共利益而承担责任的意识。

[13]无论在国家治理还是在地方治理中，这种意识都实实在在地发挥着作用。

。而同时期的法国贵族则以浪漫游戏的态度谈论着官职的买卖和荒淫的生活，而且这种事情是由国王带头干的。腐败的精英只能成为专制的奴仆或工具，近代的法国印证了这一点。

经常开会的议会是保持精英自律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在国王与贵族之间，如果缺少了公开的论坛，那么，公共的利益就难以在决策中彰显，私下的沟通只能充斥着私利的算计。公共的职位变成私人谋利的手段，这一点在法国表现得最为彻底，而且非常地公开化。国王为了解决财政紧张问题，就公开地将各种职位标价出售，购买者可以将职位再出售，可作为抵押物。而且，国王为了得到更多的资金，就不断地创设新职位，或对旧职位重新议价。[20]这种职位买卖彻底毁灭了法国精英的政治德性。

然而，抛弃了精英的大众如果不能生产出同样的德性，照样会带来政体的混乱，尽管这种政体叫民主政体。这是赞赏和批评法国大革命的人们容易忽视的一个命题。

学者们通常把日本明治维新当作成功转型的案例，而把中国清末变革当作失败转型的案例。

就像法国国王带头公开腐败一样，慈禧太后也是如此，一个公认的事实就是她为了修建颐和园而挪用海军经费，争议的只是挪用的数目与手段。[22]一个比较可靠的数据是，“从光绪十一年（1885年）四月起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止的十年中，整个三海大修工程的经费总额约为600万两，其中从海军衙门经费中挪用436.5万两。”[23]几乎在同一时期的日本，发生了截然不同的事实。明治天皇为了建立强大的

海军，拿私家的钱来用作海军经费。这两项事实对于中日近代政治转型具有非常重要的比较意义。日本通过天皇的表率作用保持精英的政治自律，并将这种自律转化成推动现代化的强大力量。中国通过慈禧的表率作用恶化了精英的政治自律，并听任腐败放纵行为阻碍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日本政治制度尽管跟英国不一样，但实际上在复制着英国式的成功，那就是通过精英自律带动大众自律，从而为现代化所释放出来的物质欲望和自由冲动的大潮筑起了一道防波堤。在政治层面上说，就是让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行进在自我约束的轨道上。

然而，在当代，尤其是二战之后，在战争和革命的冲击下，这种自律机制土崩瓦解，一种新的自律机制在传统的废墟中得以形成，那就是政党自律机制。

日本战后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双赢，这种新的精英自律机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民党内派系林立，每个派系都有自己的利益，但一旦这些派系认识到一种清晰的国家利益，它们就会在这种利益面前达成共识。这种基于国家利益的共识生成机制是精英自律的关键内容。

李光耀吸收了来自中国的两个传统，一个是“选贤与能”的老传统，一个是“群众路线”的新传统，并通过他西式法律的头脑将它们予以制度化。李光耀建立的选拔贤能的制度与列宁式政党内部培养选拔制度不一样，这项制度主要是从社会中发现和选拔人才，类似中国古代的察举制。

如果说靠现代民主规则来保证，那就进入了鸡生蛋、蛋生鸡的死结。其实，这个答案就在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那里，政治文明规则最先是由少数贤能之士制定，并带领其他民众遵守的。新加坡用现代的方式诠释了这个传统的道理，好的民主统治是从好的精英统治那里自然地演变过来的。

蒋经国生活朴素，深恶腐败，他要求自己的子女不得经商，规定各行政部门停建办公用房、严禁公款吃请、官员不得出入娱乐场所。他对于国民党的一大贡献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打造了一支自律性比较强的执政团队，保存了国民党的元气。国民党在失去政权后没有垮掉，并能够在八年之后重新执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蒋经国，归功于国民党的自律。

精英自律在传统政治中起作用，在政治转型中起作用，在转型后的民主政治中仍然起作用。本文特别探讨了精英自律在政治转型中的作用以及对后续治理的影响。这种探讨首先是提醒向现代民主转型的国家、民主还未巩固的国家以及民主质量不高的国家，需要重视精英自律的作用，需要根据本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来提升精英的品质。

民主政治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它是一件人工制品，需要人们投入精力把它做好。在制作民主的过程中，精英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一个国家的精英群体如果没有发展出克己奉公的自律文化，这个国家就很难制作出优质的民主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