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不可不知道的历史名词

西域——不可不知道的历史名词

西域，这个充满想象、包含历史痕迹的名词，于我们既陌生遥远而又熟悉咫尺。它充满传奇，满腹色彩，成为古代中古与中亚、西亚欧洲乃至非洲交往的第一通道，成为古代几大文明交汇点。最终在中华文明的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作用下，西域逐渐向汉文明靠拢，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我们看出，凡是中央王朝与西域交流通畅、关系紧密之时，就是中央王朝自信开放、繁荣昌盛和大发展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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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与西域的关系源远流长，但真正发生密切关系始于张赛“凿空”。这里从汉武帝两次命张赛出使西域到汉宣帝在西域设官置署进行治理，西汉王朝通过遣使、征伐和设置官署等方式，不断加强对西域诸国的统治，并对西域进行开发，西域地区地理范围也随着西汉中央王朝国力变化而变化。总的来说，西域涵盖的地理内涵是呈扩大趋势，西汉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管理一直是有效的延续。因此可以说，西汉对西域地区的经营，从而促使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得到加强，奠定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融合与发展。直至王莽新朝，“贬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与中国遂绝”

[1]，西域又重为匈奴控制。东汉时期，或因政局动荡，或

因重视不够，东汉王朝时而不能顾及西域，遂使中原与西域之间出现了“三绝三通”[2]的局面。虽然西域与中原王朝关系因中原王朝的政权更替出现过混乱状态，但大多情况下还是始终处于中原王朝行政管理之下，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的一部分。

西域的概念

西域，是我国汉文史籍对于我国古代西北边疆地区的专门称谓。从地理范畴来讲，一般泛指以今天的新疆为核心的广大地区。中国汉朝时多指天山南麓玉门关、阳关以西的诸多国家和地区，隋朝唐朝时的西域扩大，北道至拂菻，中道至波斯，南至婆罗门，元朝时更将欧洲非洲的一部分包括在内[3]。中原与西域的关系源远流长，但真正发生密切关系始于张赛“凿空”。

根据考证，公元前17世纪西域地区已出现基本的国家形态，并与阿富汗一带的商人进行青金石贸易。此外，于阗国（今中国新疆和田县附近）出产的和阗玉也在商朝帝王武丁的坟茔中所发掘，说明当地在前13世纪就已经有人定居。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西域各国利用地处东西方交往要道的地理优势逐渐发展起来，在中原影响下各国的经济文化得到极大发展。《汉书·西域传》记载在前2世纪初叶已有30余国分布在西域地区，故有“西域三十六国”之说。在张骞打通西域之前，匈奴一直是在前3世纪初叶逐步开始支配西域各

国的势力。至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行政机构西域都护府所管辖范围则已不只36国。《汉书·西域传》亦记载在公元前6年－5年期间，西域逐渐分裂为50余国。

因此，笔者认为，西域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他还应该是一个政治概念，具有政治属性，波斯、阿拉珀等古代中亚、西亚诸国并无此称谓，它是古代的中国中央王朝对西北地区的特定称谓，含有强烈的政治管理权，带有主权属性。同时还是一个历史概念，具有历史属性，古代对西北边疆的称谓西域具有阶段性，它出现于西汉，结束于清朝把西域改称为新疆，因此对我们来讲，西域还是一个历史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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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域的政治概念

“西域”最初出现在我国汉代历史书籍，然而却鲜为波斯、阿拉伯等伊斯兰及西方史籍记载，所以，从一开始它就有浓厚的主权性质的行政管辖意味。虽然，进人汉代以后，今新疆各地偶时为我国北方某个强盛的游牧部落所控制，脱离内地中央王朝统辖管理，但大多时候还是受中央辖治。同时，无论波斯帝国还是阿拉伯帝国等帕米尔以西以南诸古大国，均俱未将其势力延深到天山南北各地.因此，西域之概念出现在汉籍史书中，与该地区同中原王朝的政治归属有密切关系。

汉初在西北边疆地区也基本上沿袭了秦朝制度。但因汉初西北疆界仅至砖故塞，即战国秦长城一线，秦朔方、五原二郡之地已为匈奴所据，所以汉初在西北边疆地区仅设有陇西、北地和云中三郡;而且，陇西、北地二郡之辖区也远不及秦代。加之汉匈双方力量已远非秦时可比。因此.在平城之围以后，西汉王朝主要致力放恢复经济，稳定内部，对匈奴则奉行消极防御性的和亲政策，企图以此消饵匈奴侵扰，维持边境安宁，对西北边疆地区并没有其他特殊有效的经营举措。但是，汉朝的和亲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匈奴时常侵入陇西等西北边郡，“攻城屠邑，驱略畜产”，“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1]。为此，从文景之世起，汉朝在加紧恢复经济的同时，也加强了对西北边郡的经营。一是针对匈奴骑兵部队行动迅速，汉朝“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汉军“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2]的状况，采取募民实边，长期驻守的对策;二是针对边郡粮食不足的状况，“募民能输及转粟放边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长”[3]。这些措施的推行，虽使西北边郡的防御能力大大加强，但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匈奴的威胁，处放游牧奴隶制下的匈奴族仍频繁不断地对汉朝西北和北方边郡发动进攻。汉武帝即位后，随着国力的强盛，汉王朝改变了以往的和亲政策，而以武力反击匈奴。元朔二年(前127年)，汉遣车骑将军卫青等

率兵北伐，大败匈奴楼烦、白羊王，“遂略取河南地，至赞陇西”[4]。于是汉新置朔方、五原二郡，原有的陇西、北地、上郡等三郡也恢复了秦时规模。为确保河南地，汉朝征发民力修复了秦时旧塞，并移民10万以充实该地，后又于元朔五年和六年(前124年和前123年)先后两次出击匈奴，从而巩固了对新得之河南地的统治，以后汉朝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对河南地的经营，除了构筑防御设施，驻扎军队，还进行大规模地屯垦经营，逐步完善了行政建置，从而大大加强了对西北边班的统治和管理。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派霍去病率兵两次深入河西，大败匈奴，迫使驻牧河西的匈奴浑邪王率其部众四万余人降汉，汉于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塞外置“五属国”以之。

此后随着武帝对西域的继续用兵及移民屯边等政策的影响下，河西地区的农业经济及人口迅速发展起来，原来在河西设置的酒泉郡无法管理广布的河西地区，于是分别在其东西分置张掖和敦煌二郡。至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以边塞阔远，取天水，陇西、张掖各二县置金城郡，宣帝地节三年(前67年)，又分张掖郡东部置武威郡[1]。这样，西汉在黄河以西，玉门关、阳光以东的狭长地带先后设置了酒泉、张掖、敦煌、金城、武威五郡，历史上称为“河西五郡”。汉宣帝时，再次对匈奴大用兵，匈奴大大受挫，西域归附汉朝，《汉书·西域传》记述甚详，“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