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贞节观念的变变迁

在古代男权社会中，贞节观念好似勒在古代妇女脖子上的一条绳索。它既是对女性进行单方面性禁锢的武器，也是长久以来形成的陋习在观念上的表现。贞节，就是要求妇女保持性的纯洁和专一。从先秦时代起，贞节观念和与之相应的行为一直延续了二千多年，自始至终伴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甚至还向下延伸了很长时间。其中贞节观念的流弊以其极大的渗透力给各时代的女性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束缚与影响。要求妇女奉行贞节道德是父权制形成的产物。贞节观是男权社会用以剥夺女性爱情、婚姻权利，对妇女进行单方面性禁锢的得力武器。在贞节观念流行的时代，女性的生活与之紧密相联，厚重的贞节之墙严重地包裹着女子的情爱本性。

对女人坚守贞操的自觉要求始于西周初年。《周易》有言：“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就是说，男女相处，女人做到恒久就会大吉大利，而男人对女人恒久，反而有凶灾。这在事实上已经是对女人坚守贞操的自觉要求了。春秋时代的“易传”对此作了更为明确的表述：“女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对女人守贞的基本要求就是“从一而终”。周朝人对“淫”的理解，主要限于女子，至于淫男，虽有称谓，但很少被指责罚惩。由于女人的性欲被视为邪恶的根源，所以周朝人甚至将一女事二男也称为淫。有时，即使女人本身没有要求性满足，而只是引起男人的性欲，也被视为“淫邪”女子，俗称“狐媚子”、“狐狸精”。秦穆公的女儿辰嬴曾先后事晋惠公、晋文公，于是，当晋大夫议立嗣子时，便以“为二君嬖，淫也”为由，不立其子。

在先秦早期文献中，已出现“贞女”的记载，《周易》中虽有褒扬贞操的言辞，但对寡妇改嫁却没有严格的限制，相反还受到社会和国家的重视，少女婚前还享受一定程度的性自由。秦汉两代的统治者都提倡惩淫和防淫。从秦始皇开始，帝王后妃日益增多，为了防止宫女淫乱，便不断扩大宦官队伍。汉武帝还发明了用“守宫” 虫来防止女淫的办法，即，将一种名叫 yan蜓（俗称壁虎）的虫子用朱砂喂养，然后将变红的蜒捣碎点在宫妃身上，倘若红点消逝，便证明某宫妃有淫乱行为。为了不成为“淫荡女人”，历代宫女不得不为帝王守着活寡。

汉代的社会习俗表明，两汉妇女再嫁的现象并不鲜见。东汉著名学者蔡邑之女蔡文姬，以文才著称，但她一生嫁三次人，并不以此为耻。后来汉代儒士们在整理、编撰《礼记》的过程中，将“男女有别”提到显要位置，并将其肯定为万世“不可得变革”的“人道之大者”（《礼记·大传·丧服小记》。与此同时，汉

代儒士们还规定了两性之间的种种隔离、防范制度。汉代统治者在惩淫的同时，着重提倡和表颂“正经”的贞女。对历代妇女影响很大的《女诫》，首开女人现身说法训诫守贞的先例。《女诫》强调：“男有再娶之义，女无二适之文”。此外，《礼记》反复申明的“三从”、“七出”，更是将女人的性本能严重扼杀了。唐代是一个思想观念比较开放的时代，对妇女的贞节观念也相对宽松，唐代烈女少，离婚改嫁之风盛行。唐代妇女敢于主动追求爱情，未婚女少私结情好，已婚女子另觅情侣之事屡见不鲜。

到了宋代，自从程朱理学形成后，贞操观念便严格起来了，程颐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到了宋代，贞节观念明显强化，并开始片面强调处女的贞节，一女不事二夫，无论丈夫怎么对待她，她都不能提出离婚，即使丈夫比她先去世，她也不能改嫁，改嫁即失节。但男子可以一夫一妻多妾，丈夫可以休掉妻子等双重道德标准形成。

如“七出”就是男子可以休掉妻子的七大理由。“七出”又称“七去”、“七弃”，即不顺父母（北指公婆）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将，去，不顺父母其因逆德，充之为其绝后，淫为其乱族，妒为其乱家，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zi）盛（备祭祀贡品），口多言为其离宗，窃盗为其反义。“还有”五不要，即乱伦之家、逆德之家、上代有受刑的，患恶疾的人家之女，和没有母亲的长女不能娶。

到了元代，贞节观念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夫死守节，几乎成为妇女应尽的义务。五代时有贞妇断手的故事，到了元代，贞妇马氏，乳疡不医，拒医而死，被传为佳话。元代统治者要求妇女为丈夫献身，所谓“丈夫死国，妇女死夫，义也。”（《元史·忠义传》）

到了明清二代，出于齐家治国的统治需要，在国家、社会、家庭的要求之下，妇女不得不遵从节烈，牺牲自己成全家国。明清妇女节烈与任何时代相比都已经登峰造极，不但数量多，种类繁，程度惨烈，情节离奇，而且妇女更认同于节烈道德。如遭到市井无赖“性骚扰”要殉节，为恶夫、舅姑们的不良行为殉节；为兵乱免“辱” 殉节。有已婚妇女为夫死烈，更有未嫁殉夫的“处女烈”。殉节的方式有上吊缢死、投水溺死、自刭自焚、慈母临死前用刀劈杀女儿等形式。

中国对贞节烈妇的褒扬，在唐宋以前还属于宣传教育阶段，守节贞烈更好，不守之妇社会压力也不大。到宋代以后理学大盛，各级国家权力系统全面卷入制造

“贞节烈妇”的运动中去，使这类载入“史册”女性的数量大增。所谓节妇烈女，“节”，自然指保持贞节；“烈”则是以死殉节。节烈行为可分为两种，一种表现在婚姻上，即抱定“一女不事二夫”的观念，誓不改嫁，如果丈夫死去，或守节终生，或以死殉夫；另一种表现在婚姻之外，即反抗、防范任何性侵犯甚至两性接触。据《古今图书集成》所举各代贞节烈妇：唐代为51人；宋代为 267人，到了明代骤增至36000人。清初80年间，“贞节烈妇”就已经有12000人之多。另据学者董家遵对前人资料的统计整理，历代贞节烈妇人数如下：

朝代节妇数烈女数

周 6 7

秦 1

汉 22 19

魏晋29 35

隋唐 32 29

五代 2

辽

宋 152 122

元 359 383

明 27141 8688

清 9482 2841

清道光初，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荒唐礼教下，松江地方众绅士集资在松江城内创建“恤嫠公所”。道光二十一年，松江知府又号召官、绅、士、民捐款，增设寡妇名额，改称之为“全节堂”。咸丰元年，因寡妇迭增，此堂迁至普照寺西杨家桥附近（今县劳动局址）。光绪末年，地方绅士耿节龄兴建号舍27间，可容百人。松江全节堂一直延续到民国二十六年。全节堂留养的寡妇，守节不嫁。该堂有种种森严规约，如：不准嬉笑失态，不准看言情小说等等，寡妇的男性亲属来探望，也不准进中门，而且有掌管者在旁监视。闲时，就分配缝纫等女红劳动。亡夫忌日，允在堂内哭祭，逢到清明，准许半日假，由女眷相伴到亡夫坟上祭扫。就在这青灯昏黯、愁云满布的堂屋里，她们在这个“集中营”里度过“未亡人”的悲惨生涯。到了寡妇白头时，有子女显耀的接其孀母回家守节，有的就在堂内默默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