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与中国明朝的政治交流

朝鲜王朝与中国明朝的政治交流
明代在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文化上，明朝与朝鲜的联系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两国间的这种密切联系，得益于历史、文化的深厚基础，也受到当时形势对相互外交政策的影响。

朝鲜与明朝外交的基础
朝鲜“为中国之番邦，故历代亲信于中国，受封爵，朝贡不绝，礼义之道不缺，衣冠制度，悉同于中国各代之制，故曰:诗书礼义之邦，仁义之国也。

”中国和朝鲜半岛山水相连、文化传统相近，这使两国人民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更容易理解和沟通，从而促成了文化交流历史的源远流长。

地域相邻，有交通便利的优势。

文化，更是维系明朝与朝鲜关系的纽带，是密切两国关系的催化剂。

诗赋外交是在外交的过程中，明朝与朝鲜的文臣儒士由诗文唱和、扩展到其他领域的交流，需要双方都具有深厚的文学素养和文化底蕴。

因此，文化基础就显得尤为重要。

明及朝鲜的国内外局势和外交政策
1.明面临的局势及对朝政策
李成桂立国时适值明朝初期，历史因素、当时两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局势影响了相互的外交政策。

“明代对外关系中，中国取重于朝鲜，朝鲜也以中国优先，两国基于共同的利益。

其共同利益的核心就是维护皇(王)朝权力与国家安全，也即出于战略的考虑。

”
在周边国家中，明朝把朝鲜列于重要的位置，非常看重与朝鲜的关系。

但两国毕竟是一种宗藩关系，所以，“明鲜国交正式建立之后，明朝掌握着双方政治的主导权，因此明朝政局的浮沉与动荡，对明鲜间的宗藩关系有着相当的影响和冲击。

”
一、朱元璋外交政策的确定及明初对朝鲜关系的调整理顺
十四世纪中叶到十五世纪初的几十年里，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封建王朝都处于革故鼎新的新时期，双方内部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给双边关系带来影响。

随着社会结构的重组和稳定，分歧和矛盾也会经过协商或斗争达成新的共识，从而使双边关系完成一个从不平衡到新的平衡的过渡。

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蒙统治，建元洪武。

但此时朱元璋所面临的是经济残破、社会动荡的严峻局面.出于这种需要，朱元璋为明王朝制定了一个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

为了确保这一政策能够长期地得到贯彻执行，作为开国之君的明太祖朱元璋为有明一代制定了一个根本大法，即《皇明祖训》，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列为首章。

从此开启了明朝德化外交之门，陆续与周边各国建立了以使臣往来为纽带，属国朝勤纳贡、中国册封回赐为基本形式的宗藩关系。

朱元璋的外交政策，得到了周围邻国的响应，纷纷遣使来访，同明朝建立了外交关系。

明成祖在位之时，尤其是迁都北京以后，明朝与朝鲜的关系得到稳定发展.永乐五年(1407，朝鲜太宗七年)李芳远又派李提赴明亲朝大明天子，此举更是得到朱棣的大加赞赏:“朝鲜国王使十五岁儿子朝期万里，其忠诚至矣。

”李提之行，使得明与朝鲜的关系得以进一步理顺和改善。

成祖时期，明朝与朝鲜的关系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朱元璋与朱棣所采取的睦邻友好政策，完全有别于元代那种四处扩张的政策，有助于明朝的稳定发展，有利于明王朝与周边诸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因此得到周边国家的信任，在很短的时间内与周边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

后来的明朝各代皇帝，也都一直格守《皇明祖训》，坚持朱元璋制定的外交政策，同朝鲜的关系是和睦友好的。

二、明中期外交政策的调整与对朝鲜关系的稳定发展
这一时期时间虽然比较长，但由于此前明朝与朝鲜的关系已经理顺，所以在这一个半世纪当中，两国关系一直保持了正常的、稳定的发展。

表现之一是宗藩册封体制得到巩固。

凡朝鲜新王即位，均在第一时间向明朝请求册封，并请前王之溢号，成为一种惯例。

明朝对朝鲜的册封，不限于国王，王世子、王妃等的封浩、册立、赐溢也要得到明朝的批准。

期间，朝鲜燕山君李隆、光海君李挥皆因失德而被废，明朝没有颁溢，所以他们虽承嗣王位，却不上庙号，而只以燕山君、光海君相称。

表现之二是方使臣的往来频繁。

由于扫除了双方之间交往的诸多障碍，双方的交往始终处在一种和睦、友好的气氛中。

双方这种频繁的使节往来，既促进了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也促进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宣宗之后，明朝与朝鲜的外交方式也渐渐发生变化，这一变化是从内部政局开始的。

随着内阁制度的形成，内阁权力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皇权的集中，宦官的权力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和制约。

明孝宗(1488一1505在位)即位后，大力革除宦官干政。

弘治元年(1488)五月，派翰林院侍讲董越出使朝鲜。

此后，明朝多是派遣翰林、行人等外朝官员作为使者出使朝鲜，以宦官为主的交往形式被摈弃，诗赋外交的模式得以巩固和增强，这种稳定友好、富于文化内涵的外交模式一直持续的明末。

三、万历年间对朝鲜关系的紧密巩固
万历二十年(1592年、朝鲜宣祖二十五年)，日军在釜山登陆，拉开了进攻朝鲜的序幕，并妄图假道入明，把战祸强加给中国和朝鲜。

壬辰东亚格局，使明代中国人体验到“欲安中国，必守朝鲜”，“欲安中国，须巫救朝鲜”。

否则“唇亡齿寒之忧，我必不能免。

”在朝鲜的一再请援之下，明朝军队赴朝抗楼，两国联合作战，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明朝抗楼援朝，使两国传统友好关系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两国人民的情谊进一步得到了升华和增强。

明朝竭尽国力出兵援朝的战略决策，可以说是朝鲜观战略思考最经典的事例。

朝鲜对明朝行事大之礼，明朝则对朝鲜施“字小”之恩。

出于“唇亡齿寒”的考虑及维护朝鲜的领土不受侵犯，是壬辰战争时明出兵援朝抗楼的双重原因。

但长达七年的战争，给中、朝两国均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就朝鲜而言，人口大幅减少，国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对明朝而言，战争几乎耗尽了明朝的国力，无力顾及东北女真的兴起，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四、后金崛起后，明与朝鲜关系被迫终止
自此，朝鲜被迫去掉明朝年号，停止向明朝进贡。

改奉清朝正朔，向清纳银朝贡，正式成为清朝属国。

长达240余年之久的明与朝鲜的友好关系被迫终止。

2.朝鲜面临的局势及对明政策
朝鲜王朝的建立，标志着朝鲜半岛与中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因此，明朝与朝鲜的外交，在朝鲜视为重大国策。

朝鲜基于事大政策，面对明朝政治变化，往往是调整与应对，藉此取得较大利益，增进明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

一、朝鲜初期的局势及对明政策的确立
朝鲜王朝建立后，就以思想上的“抑佛崇儒”、外交上的“事大交邻”和经济上的“以农为本”为基本国策。

如全寅初所说:“持续500年左右的朝鲜王朝，一开始就施行排佛崇儒，及事大交邻政.
李成桂一直是比较亲明的，早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高丽国王辛祸与崔莹合谋攻打辽东之时，当时镇守北边的将领李成桂就上疏谏阻，说出师有“四不可”，第一条即是“以小逆大”之不可。

在谏疏不被采纳的情况下，李成桂以兵谏阻止了那起“以下犯上”的事件。

李成桂所建立的朝鲜王朝，是朝鲜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此前的高丽王朝长达近五百年，在其国内有深厚的基础。

为此，李成桂对明展开了积极的“事大”外交，积极主动地与明改善关系，诚心诚意要与大明修好，从1392年7月到12月，在半年的时间里，李成桂先后六次派
遣使团来明朝，最终得到了明太祖的承认，信奉儒学的朝鲜王朝获得了外在的合法性，并与明朝建立起密切的宗藩关系。

具体规定与明交往的各项礼节、制度等，这也是其他朝代未曾出现过的。

朱元璋虽赐朝鲜国号，却并未册封李成桂为“朝鲜国王”。

所以，李成桂只能以“权知朝鲜国事”的身份属理朝鲜政务。

朱元璋不册封李成桂为“朝鲜国王”的原因，一是中国奉行君臣大义，对于高丽的权臣废立以及所发生的朝代更替，心中不能毫无遗憾。

其二，朱元璋对朝鲜的开国国君李成桂存有一个误会，即将李成桂当作了高丽权臣李仁任之子，并将之载入《皇明祖训》。

这样，当时的两国关系便在明廷承认李氏政权，又不正式对李成桂册封的情况下进行，明朝与朝鲜的关系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但李成桂定下的事大之策，为其后继者世代相承，成为朝鲜王朝世代遵循的国策，构成朝鲜与明朝关系的基础。

二、太宗朝外交政策的杰出实践
1400年李芳远即位，即太宗，这是一位是颇有建树的朝鲜国王。

在位期间，太宗大力发展社会生产、推动文化进步，为与明朝关系的全面恢复、尤其是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李成桂易代过程中，李成桂诸子中李芳远出力最多，其智慧及魄
力也为他人所不及。

李芳远即位初期，正值明朝处于“靖难之役”时期，李芳远利用明朝急需得到朝鲜战马以补充战争所造成的损失的机会，取得了在和平时期所不能取得的外交成绩，如建文帝册封李芳远为朝鲜国王。

朝鲜建立初期的三朝，由于鱼需取得明朝的册命以巩固其在国内的地位，对明展开了积极的“事大”外交，对于明朝的要求多委曲以从。

到朝鲜太宗时期，双方外交关系已经形成了稳定发展的局面。

三、光海君的两端外交与仁祖反正
光海君时期朝鲜与明朝的关系发生过一些波折。

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公开与明朝对抗。

双方从各自的战略意图出发，都力图把朝鲜争取到自己一方，使朝鲜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朝鲜与明朝维系了二百多年的宗藩关系，背明为礼所不容。

特别是壬辰战争时隔不久，明拯济朝鲜于水火之恩，也不容光海君背明。

朝鲜又必须
正视来自后金的军事威胁。

随着后金对朝鲜的入侵及明朝的衰亡，朝鲜被迫称臣于后金，明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也随着形势的改变而走向结束。

朝鲜与明外交的特色
朝鲜赴明的外交使团，人数较多、人员分工较为细密，属于全方位的常规外交。

明朝比较经常地被遣往朝鲜、充当使臣的官员，除了专职的行人以外，还有翰林、给事中、宦官等。

这些使臣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富于文刁‘的外官，或称文臣，包括行人、翰林、给事中等;二是内臣，即宦官。

文臣与宦官，往往具有迥异的人格秉性、文化素养、处事方法。

这样，出使人员的不同，直接影响到出使使命、交往方式、外交作用、社会影响等方方面面，进而构成明朝与朝鲜外交的两大特色，即诗赋外交、宦官外交。

如果说宦官外交是明朝对朝鲜外交的一个特色的话，那么诗赋外交则是明朝与朝鲜外交的共有特色，是明朝与朝鲜外交中最富有特色的外交方式。

朝鲜与明的外交在两国关系史上的作用
在明朝与朝鲜的外交中，两国的使臣起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在明朝277年历史中，朝鲜使臣出使中国的次数超过了明代以前历朝朝鲜半岛各国派遣使臣出使中国次数的总和;明朝使臣出使朝鲜的次数从相对数上也大大地超过了明朝以前历朝派往朝鲜半岛各国的次数。

”使臣的频繁往来，沟通着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密切联系，有力地推动了两国关系发展。

“外交原本严肃，尤其小国处大国之间，出言稍有不慎便会引起争端，辞令更得委婉含蓄，才能确保在外交中的利益，又维护双方的‘面子’，赋诗言志是极合适的方式。

”郭俊萍在此谈的是春秋时期的外交，但外交中巧妙运用辞令是适用于其他任
何时期、任何场合的外交的。

明朝与朝鲜所进行的诗赋外交是赋诗言志的延续和发展，成为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有力粘合剂，弥补了政治交往上的不足，促进了两国外交关系的良性发展。

朝鲜与明朝之间的交流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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