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研究热点问题述要

中国近代史研究热点问题述要宋小庆
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提出了诸多新的见解。

其中有些涉及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原则性问题，已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和讨论。

现将有关情况介绍如下：
一、关于中国近代的社会性质
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思想理论界就曾围绕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展开了一场持续近十年的大论战。

参加讨论的人在政治理念、学术主张、所用依据方面虽不尽相同，但是，凡是否认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人，同时也就不赞成中共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反之，则大都会肯定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必要性。

这说明单从学术层面上看，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也不是一个孤立的、无关大局的问题，它同时关系到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改良和革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

事实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论工作者正是通过这场论战，不仅判定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而且重新研究、勾画了中国社会从古至今的发展进程和未来趋向，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作出了许多新的阐释，从而初步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科学的史学体系。

中国共产党也在对近代社会性质这一基本国情认识基础上，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观点，为史学界所普遍接受，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实践，则被公认为是对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明。

但是，近年来，有些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

有的学术刊物还曾专门开辟了专栏，邀请学者对此发表意见。

有人认为，近代中国社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系统全面冲突的产物，对此很难以形态区分标准来分析，所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半封建半殖民地等等概念，都带有认识上的偏差。

有人则提出，半封建半殖民地并不是个统一的整体，半殖民地与半独立相对应，是对国家地位的描述；半封建的另一半则是半资本主义。

中国近代的总趋向是封建主义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毛泽东“两半论”的失误，就在于忽视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巨大进步意义。

以往我们对于外国资本主义仅仅着眼于它的掠夺和奴役，而讳言它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推动和促进。

有的文章认为，帝国主义破坏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所以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仍是封建社会，此后则是半封建或半资本主义社会（也有人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

总的来看，一些学者虽已明确对“两半论”提出了质疑或否定，但对随之而来的一些问题尚缺乏进一步的阐述和论证尽管如此，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有着很大的影响。

因为它们大都是在讨论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取得突破、发展这样一个大问题的背景下提出的。

有的学者明确表示，否定毛泽东的“两半论”，重新检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就是要为设计新的近代史构架寻找理论基点。

对此持相反意见的学者认为，近代史研究应该努力论证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全面总结民主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的历史经验。

这样，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才是深刻的。

如果重写近代史突破了这个基本思路，就会使我们的史学研究倒退到旧中国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史学著作的老路上去。

有的文章强调，中国近代史研究，应当以为实践充分检验的科学“两半论”为其基点之一，这个根
本性的科学论断有待丰富与发展，但决不能轻率地否定。

二、关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
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给近代中国造成的深重灾难，肯定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在这方面我们的史学工作者曾做了许多的工作。

近年，
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一）殖民化与近代化的关系
一种观点认为，殖民化促进了近代化。

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打破了封建主义的禁锢，带来了近代文明，迫使中国走向近代化。

对此，不能再仅仅从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被压迫、奴役与被奴役的立场出发去审视，否则会对这段历史作出消极的、片面的、情绪化的彻底否定。

只有从价值论角度去重新评价“世界走向中国”这一历史问题，才有可能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更为本质的认识。

很显然，论者强调的是殖民化对近代化的促进作用，虽然他没有使用殖民侵略的说法，而是代之以“世界走向中国”这样一种中性的描述。

一种观点认为，殖民化无碍于近代化。

有学者提出，现代化的发展与民族独立不存在必然的关联。

近代中国所受的军事侵略，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但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外国在促进中国近代化发展方面作了不少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对于以上新观点，也有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是实现近代化不可缺少的历史前提。

帝国主义促使中国走向了某种程度的近代化，但它又是被严格地限定在是否有利于殖民统治范围内的。

另一种近代化则是要突破帝国主义所允许的范围，争取实现民族的独立自主，从而实现近代化。

对于近代史上这两种不同的近代化趋向应加以区别。

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来看，民族独立地位的不断丧失和政治上封建专制主义的顽固存在，堵塞了近代化前进的道路。

当历史前进到一定阶段，解决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两大问题，就越来越成为实现近代化的首要问题。

从世界历史的发展来看，帝国主义也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把殖民地中各处妨碍民族进步发展的前资本主义关系有意保留下来，使资本主义只是在有限
的范围内发展。

其次，对于随侵略而来的近代文明的影响和作用，需要有一个全方位的客观评价，并确定其主导方面。

有学者指出，西方资本主义为
了侵略和掠夺的需要，在中国兴办了一些近代工业和设施，但侵略带给中国的更重要的还是灾难，它造成了中国的贫穷与落后。

况且这些近代文明也没有为广大的中国人民所拥有和享用。

入侵近代中国的资本、帝国主义，既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传播者，又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压迫者。

不区别两种作用的不同，会走上一个极端；不区别两种作用的主次，会走上另一个极端。

（二）抵抗侵略与学习西方
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学者提出的新见解突出地集中在两个方面：
首先，从性质上看，中国人对侵略的抵抗，实质是对西方先进文明的排斥，不利于中国的进步，违反了历史的发展趋势。

因为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矛盾是近代历史的基本矛盾，这是在世界近代史范围内的先进对落后、文明对野蛮、进步对保守、革命对反动的矛盾。

马克思等经典作家也从历史进步的角度，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所充当的“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在近代中国，所谓帝国主义实质上是属于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这时的中华民族仍然是中世纪的封建民族，他们对外来侵略的反抗，实质上都是站在维护本民族封建传统的保守立场上，对世界资本主义历史趋势进行本能的反抗。

其次，从实力上看，落后的中国也无力抵抗西方的侵略。

故此，近代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忍辱负重，维持和局，努力实现近代化。

有些学者强调，落后就要挨打，每次失败的抵抗，都给中国招致了更大的灾难。

由此出发，有人对中国近代史上的“和”、“战”问题进行了重新评价。

认为李鸿章等人奉行的“委屈求全”的对外政策，其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最高利益，只有保住和局，中国才能有强盛的一天。

有人还提出，对于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也应该信守，因为这条约就是当时中外力量对比的纪录，反映了中西方全面的、深刻的差距，改变之道在于先图自强。

同时，即使是不平等条约，也是国家信誉所系，今天签字，明天推翻，既足以招祸，又必然进一步失
去尊严。

对此持相反意见的学者认为：
首先，不能以资本主义文明先进为由，否定落后的封建国家对西方入侵的抵抗。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肯定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进步作用，却丝毫也不意味着落后国家应当欢迎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

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一方面形成了把世界上所有国家联结成统一的经济整体的进步趋势；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全世界广大地域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使之成为被掠夺的对象，阻碍了这些落后国家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

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侵略的斗争是一种更为重要的进步的历史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就非常关注亚洲国家的反侵略斗争，并给予高度的评价。

这种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不仅促成了国家的独立、解放，也能促进本地区资本主义的
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其次，抵抗侵略不等于排斥文明。

在近代中国存在着既要抵抗侵略，又要学习西方文明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运动。

实际上，只有民族独立以后，才有真正吸取西方文明的积极因素为我所用的可能。

而且所谓反侵略斗争，不仅包括实际的反侵略运动、武装斗争，也包括反侵略思想的设计和提炼，还包括民族的实业家同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争夺经济平等权和争夺利权的斗争。

反侵略斗争在初期是原始的，但随着经验的积累和理论的总结，中国人民的斗争的水准不断提高。

在整个反侵略斗争的过程中，也始终贯穿着对西方文明积极因素的学习。

第三，不能盲目颂扬主“和”论而贬低抵抗。

近代中外“失和”的根本原因，是西方不断扩大侵略所致，绝非中国政府和人民好战的结果。

有些论者恰恰颠倒了这其中的因果关系。

李鸿章等人主和的思想前提是错误的，即没有认识到列强正一步步把中国变为殖民地，而是相信洋人无害中国之心。

其主和也没有给中国带来和平的国际环境。

关于落后就要挨打，有学者指出不能将其解释为落后就应该挨打，从而否定中国人民的反抗。

因为以小胜大、以弱胜强，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乏其例的，而且失败为成功之母，中国人民正是以坚韧不拔的精神，积百年之抗击，终于打倒了帝国主义。

对信守和约问题，有文章指出，帝国主义强迫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后，可以随时违背条约，从而再逼迫中国签订更为苛刻的新约，以扩大其侵略权益，而中国人民稍有不满和反抗，却被指责为“违约”，是以“愚昧”抗拒“文明”，
这是一种强盗逻辑！
三、关于革命与改良
如何评价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革命与改良，也是一个热点问题。

对此，一些学者提出了以下新的观点：首先，肯定近代的改良活动，特别是统治阶级所进行的改革。

认为从洋务运动的开展、清末新政的实行，到北洋政府的统治政策的实施，都推动了中国近代化，顺应了历史的潮流。

有人提出，西太后、李鸿章、曾国藩等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渴望中国的富强与进步的，他们所设计的近代化方案如果能得到实施，本来是可以挽救中国的。

有人肯定北洋政府在政治上多元化，经济上私有化、自由化，思想文化、社会风俗也是呈现改革开放的势头，认为袁世凯推行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正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其次，对近代的革命提出批评和否定。

近代革命是激进主义的产物；孙中山等革命者不顾中国的国情，超越了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陷入了理想主义和革命的误区。

其结果不仅导致了社会的长期混乱，而且开启了20世纪中国政治浪漫主义的先河。

还有人提出，应该彻底否定近现代历史上的革命，断言革命只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并把这种对革命的看法，进一步概括提升为一种规律：改良可能成功，革
命则一定失败。

也有许多学者认为，上述对革命和改良的评价是不符合实际的。

第一，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反抗。

有学者指出：对革命和改良，不能作抽象的价值评估。

辛亥革命并不是主观意志的结果，而是当时民族危急严重和社会矛盾尖锐的产物，是腐朽的清朝廷不愿意或没有能力抵御外国侵略和领导国内变革的结果。

许多革命者，都是在改良道路走不通时才提出了革命的主张。

第二，革命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许多学者肯定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扫清了历史前进的障碍，带来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进步。

历史证明，靠封建统治阶级自身的改革，是不可能完成中国的近代化任务的。

只有走革命的道路，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取得民族独立，才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打开了新的天地。

要革命，就必然会有破坏、流血和牺牲。

但是，如果不进行革命，而容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中国人民必将长期遭受更大的痛苦和牺牲。

辛亥革命后出现的混乱局面，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是革命不够彻底的结果。

不应笼统地说中国近代斗争太多、动荡频繁，致使社会无法发展，而应该进行阶级分析，指出其原因所在，是中国侵略、压迫了别的民族，还是别人侵略、压迫了中华民族？统治阶级之间的争斗与人民反抗斗争是否可以混同？动荡是怎么引起的？矛盾来自何方？被压迫者进行反抗造成的破坏，其责任是否也应由被压迫者承担？
四、对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
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人物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这本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但现在研究中出现的一个明显的趋势却是，以往基本受到否定的封建统治者都被大加赞扬，而原本被肯定的历史人物则受到批评和责难，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有人认为，西太后不是顽固的守旧派。

她渴望着中国的繁荣与昌盛。

她同情、支持有利于中国富强与发展的改革。

而戊戌变法的失败，根本原因也不是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扼杀，而是因为维新派的过激。

谭嗣同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激进主义的始祖，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还有人称赞西太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是足可称为文化精英的杰出的历史人物。

曾国藩曾被认为是近代军阀的鼻祖，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妥协媚外的卖国贼。

但现在有的文章又把他赞为“一代伟人”，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集大成者。

他的对外妥协，被视为不顾个人屈辱而为国宣劳的爱国情怀；他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镇压，是阻止了中国向黑暗中世纪的倒退；在他及湘军将领身上，反映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塑造的人格美。

相反，洪秀全及其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则被指责为背离了民族
的利益，造成了文化的断裂。

对于袁世凯的新评价，也是前所未有的。

有人认为，袁世凯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其积极作用是他人所无法替代的。

其就任总统和所实行的内外政策，也都是有利于中国的发展的。

甚至对于袁世凯的尊孔复古和复辟帝制，也有学者表示了理解。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则受到研究者的种种批评，认为孙中山的主张根本不合国情，其活动导致了民初的社会动荡、高潮迭起。

对于历史人物评价中出现的这一趋势，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首先，进行全面翻案，是不科学的。

纠正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片面性是必要的，但要防止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

建国后，史学家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对近代封建统治者的罪行进行了批判，其间固然有某些把握不准和过火的地方，但大方向基本上是正确的。

其次，应掌握正确的评价标准和方法。

第一，以是否反帝反封建作为评价近代人物的主要标准。

现在的一些新观点实际是以近代化作为评价人物的标准，而这个近代化又被片面地理解为经济的近代化。

这样必然就会把走向近代化的主要功劳归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可能和条件从事开工厂、修铁路、派留学生等活动。

然而，近代化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尤其是在近代中国，决不能把争取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的斗争，排除在近代化内容之外，更不能人为地把二者对立起来。

第二，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作为基本的分析方法。

有文章指出，在现在争论的焦点，实际上反映了研究者立场的不同。

一些人就是站在清朝廷和袁世凯北洋政府的立场上，对洪秀全、孙中山提出了否定性的评价。

第三，注意把握历史人物的本质和主流。

如果不是把历史人物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作全面的考察，而只是把历史人物抽象孤立地加以描述，或抓住某些言行加以片面渲染，以偏概全，随意拔高、美化，将会导致对历史的歪曲。

五、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问题
如何运用、评价马克思主义及其史学理论，学者们也存在着些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历史研究方法必须根本变革。

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理论都早已过时，对其坚决捍卫的结果，就是被世界学术潮流所抛弃。

对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已经形成的中国近代史学体系，有人提出应进行全面的反思和突破。

理由主要有这样几点：其一，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质是一种“战时史学”，其特点是学术听从于政治，缺少学术价值。

在进入和平年代后，它自然也就随之过时而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其二，毛泽东是革命家而非史学家，他对中国近代史的论述有着很大的局限和不足，对此应该重新检讨。

其三，以往近代史研究的最基本的理论原则、体系框架等，都是值得从新的角度去检讨和推敲的。

还有人彻底否定建国以来的史学研究，并对唯物史观进行
了严厉的批评。

一种观点认为，史学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因为只有它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阶级斗争学说等，才能最清楚、最全面地解释历史。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中国
近代史研究体系，有待进一步的发展和丰富，但决不能从根本上予以否定。

学者们还特别强调并澄清了这样几个问题：首先，提倡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并不是要搞教条化。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与史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并不矛盾，应该力求建立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为指导的，由多角度、多层次、相互联系交叉并互为补充的多样化统一的史学方法体系。

其次，历史研究必须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和出发点。

现在许多新的观点，是建立在系列对历史进行假设的基础上的。

我们可以也应当在既定的历史背景下，客观评价各种历史事变的功过得失，但不能也不应当根据自己对历史的臆测和情绪，去重新假定历史的发展道路。

第三，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

今天的中国是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的，以史为鉴，是史学的项重要功能：现实的发展，又常能给立足当代而回首从前的史家以新的灵感。

现实和历史不能割断。

但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随意混淆，把现实中的某些观念硬往历史上套。

第四，注意创新与求真的统一。

科学进步有赖于不断的创新，但创新的本质是为了进一步的求真。

在史学研究中把创新与求真相割裂甚至对立，将严重损害创新的价值与意义，甚至导致对历史的编造和歪曲。

所谓创新，一种是通过对前人某种不科学认识的纠正来达到新的科学认识；另一种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往前进。

这里就有一个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与继承问题。

现在有人只是用一个简单的判断就一概否定了以往的研究成果，这是不公平的。

上述所反映的都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些重大的原则性问题。

在双百方针的指导下，排除干扰，通过开展健康有益的学术争鸣，以求在这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形成一个合理的共识，从而推进近代史研究的正常发展，这是非常必要的，同时它也是当前许多史学工作者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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