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曼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

鲍曼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是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也是当代西方研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的最著名的社会学理论家之一。他以其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精彩对比和阐发而独树一臶，敏锐的洞察力与擅长文学修辞的理论风格使他的思想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并为他赢得了颇多的认可和赞誉。鲍曼不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内涵给出精确的界定，亦不显示出对二者的取舍好恶，他更多是才后现代性的角度审视现代性并对其承诺、矛盾、困境予以解释和批判。

一、现代性和后现代性

在鲍曼看来，后现代性并不是现代性之后的一个历史时期，不是“现代性的终结”，它自始至终都与现代性共存，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当然，社会状态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并不是一种进步。鲍曼倾向于把后现代性视为一种有别于现代性的观察问题的视角。

鲍曼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是以一种回溯式的、反思的方式进行的。

其目的不是分析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利弊得失，而是对于现代性尚未完成的承诺、受阻的希望或是令人不安的两难困境作出回应；

认清现代性带来的非意图后果及其限制，从而使现代性得以重构。

对于后现代性的分析，鲍曼将其作为一个成熟的社会系统予以描述，并且对其自身进行了内在与外在的双重批判。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鲍曼并不是采取“或者批判，或者接受”的态度，相反，对诸多悖论与两难困境的揭示成为鲍曼理论追求的目标。

因此，尽管鲍曼在其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存在着理论上的偏向（早

期侧重于从后现代性视角来反观现代性诸多的两难困境，逐渐地确认作为一个完全成熟的后现代社会系统，到反思后现代性自身存在的诸多困境），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孪生关系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策略贯穿于分析问题的始终。

二、后现代性理论视阈下的现代性分析

鲍曼始终认为，理解现代性就必须站在现代性之外。鲍曼将这种现代性之外的理论视角称之为后现代性。对鲍曼来说，引入后现代性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反观现代性诸多的两难困境。在对现代性进行回溯式地反思和超越的过程中，鲍曼确认了现代性的核心特征：

第一、知识/权力共生是现代性最显著的特征。

在鲍曼看来，这种知识/权力共生现象是现代初期两种趋势共同作用的产物：一是新型的国家权力根据某种秩序模式建构和管理整个社会系统；二是自治性与自组织性的讨论活动的确立。由于国家权力追求并实践对整体性社会的设计、规划与控制的秩序模式，这种讨论活动发挥了促进这种模式产生的作用。这种秩序模式导致了强制性监禁的发明，监狱，劳改场所，精神病院等是这一发明的重要产品。这些强制性发明导致有权力的少数人多作为权力对象的大多数人的不均衡监视，不均衡监视的重要后果是将专家臵于监视者的位臵。专家是具备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的人，他们适应繁杂多样的社会控制的需要。这样就形成了权力需要知识，知识赋予权力合法性与有效性，拥有知识就拥有权力的模式。通过这种模式，“专家”们设臵出纪律、规则等，对权力对象的身体活动和精神进行监控，从而达到完全控制，继

而实现权力的目的。

第二、建立秩序是现代性的不懈追求。

现代性表达了社会管理者将秩序施与自然与社会之上并由此克服不确定性的努力。鲍曼将现代性的展开比作从“荒野文化”向“园艺文化”的转变过程。荒野文化中的人无需要有意识的计划、管理、监督，过着代际复制的生活；而在园艺文化中，“园中的野草，一种不请自到的、漫无计划的、自生自灭的植物，增强了强加于自然的人为之序的脆弱性，他们让园丁们想到需要对田园进行不间断的管理和监视”。在前现代社会，统治阶级是一个看守人集团，而通往现代性的过程是园丁角色取代看守人集团的过程。

在鲍曼看来，大屠杀的根源即是现代性的这种“园艺文化”的区分与排斥策略。“园艺文化”渴望清晰的秩序，要求区分并用适当的机器和农药清除杂草。在人们的观念中，犹太人不属于任何国家，当然也不会有爱国心，他们只是国家内部的敌人，因此犹太人被视为一股邪恶的、具有破坏性的力量，是骚乱和无序的代表，所以他们应该被杀死。可以说，大屠杀成为了现代性的牺牲品。

第三、时空的重组——现代性之社会结构的转型。

鲍曼从社会结构的层面上来剖析当代西方社会所经历的结构转型，他将这一转型称为是一次比资本主义和现代性来临更为激进、更具深远影响的新的起点。这种结构的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空间丧失了它存在的优势地位。鲍曼指出，在沉重的现代性中，空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福特主义工厂”作为最理想的管理模式

体现了早期现代性的沉重、庞大、静止、固态的特征。但随着软件资本主义的到来和轻快的现代性的出现，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空间不再对行动和行动绩效产生约束，空间已没有多大意义，或者根本没有意义。在轻快的现代性中，谁运动和行动得更快，谁在运动和行动上更为接近瞬时，谁就可以统治别人。

其次，资本与劳动力的分离。在沉重的现代性时期，资本和劳动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鲍曼将沉重的现代性称为伟大的协定的时代。但在轻快的现代性中，资本却单方地离开了劳动力，而自由流动起来。鲍曼将这一时代称为伟大的分离的时代，或解除管制的时代。

第三，权力与政治的分离。资本和劳动力的分离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以资本形式呈现的权力从政治活动中解放出来。真正的权力是超越地域的全球性权力，它居无定所，而政治还和过去一样局限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中，仍然和以前那样附着在原地。由于权力具有全球性和超地域性，政治依然是地域性和局部性的。因此，权力与政治分离开来。这种权力与政治的分离，标志着全景权力关系模式的终结，预示着权力关系双方相互抗争时代的终结。

三、对后现代性的分析

由于鲍曼是从后现代性经验的角度来确定现代性的内涵，因此，我们有必要厘清鲍曼后现代性概念的内涵。具体来说，鲍曼所使用的后现代性概念有三种内涵。第一，作为知识分子新奇体验的后现代性。典型的后现代世界观认为，世界的本质有无限种类的秩序模型构成，每种均产生于一套相对自主的实践。秩序不先于实践，因而不能作为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