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巴斯内特的文化翻译思想简述-精品文档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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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巴斯内特的文化翻译思想简述

1、苏珊巴斯内特简介

Susan Bassnett（1945--- ）国际知名翻译理论学者、比较文学家和诗人，是英国沃里克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资深教授，曾任该校副校长、“翻译与比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早年在欧洲多国接受过教育，掌握多门语言并了解多种文化，在意大利开始其学术生涯，到沃里克大学任教前曾在美国短期工作。现担任英国国家委员会英国研究咨询委员会主席、国际翻译理事会理事、欧洲翻译协会理事等学术团体职务。

巴斯内特教授学术兴趣广泛，从莎士比亚到西尔维亚普拉斯，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到后殖民时期的印度，都在她的视域之内。她的研究范围包括：比较文学、翻译研究、英国文化、拉美文学、戏剧作品、女性作品和后殖民时期的翻译现象、旅行文学研究、传媒研究等等。

从1969年翻译出版意大利艺术评论家阿尔甘（G. C. Argan， 1909-1992）的《复兴之城》，到2009年出版与别尔萨博士合着的《全球化时代的新闻翻译》，巴斯内特已出版专着、编着和译着共30余种。

2、文化转向的历史背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语言学翻译观在翻译研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翻译被视为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60年代后期，西方

翻译理论研究从字、词、句为单位过渡到以语篇为单位，翻译的功能学派大行其道。70年代，以色列学者Even Zohar提出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西方的翻译理论研究真正从文本转移到文本以外的文化、社会、历史及政治因素的相关研究。这一时期的翻译研究虽然以不同的名称命名，“翻译研究”、“描述翻译学”、“多元系统理论”、“操纵学派”、“低地国家学派”等，但它们从事翻译研究的基本范式和方法却非常相近。

作为描述学派的前身，多元系统理论并没有将注意力集中在某种特殊的体裁（genre）上，而是着眼于各个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多元系统理论为翻译的“文化转向”奠定了基础，强调翻译活动应有目的文化的各个系统决定，强调翻译能促进文化的发展。此后，以Toury和Hermans为代表的描写学派（descriptive studies）发展了多元系统理论。1976年，在比利时勒芬（Leuven）召开的翻译界学术会议标志着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成立。

“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这个术语涉及描述翻译生产和过程中的各种不同的研究路径、方法和问题。学者们更多地从跨学科的角度，从比较文学、语言学、语言哲学、解释学、交际理论、符号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借鉴新的研究方法，开拓新的思路。

3、巴斯内特的文化翻译观

巴斯内特（2004）对文化功能对等观的阐述主要在与勒菲弗尔在共同主编的《翻译研究》[1]（Translation Studies）专着中，这种对等观蕴含三层含义：首先，翻译过程中必须考虑语言背后的文化因素，因为任何一种语言与载荷它的社会文化都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其次，“对等”（equivalence）绝不意味着“同一”（Sameness），而是有着不同的层次，如词汇对等、语法结构对等、功能对等，如果把语言背后的文化因素纳入关照范围，功能对等为权宜之计；第三，要使译文在目标语文化中发挥的功能与原文在原文化中发挥的功能相同，翻译过程中必须进行文化转换。

对等问题涉及两个思路，一个是翻译中语义的特殊问题，以及从原文到译文的语义传递，另一个是具有审美特点的文学作品翻译的对等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思考，都要把对等问题放置在具体文化背景下讨论。

然而，译文与原文之间如何才能取得功能对等呢对于翻译中的文化因素，我们又该如何处理呢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认为，要达成两者在功能上的一致，译者就不得不对原文进行大量的调整（substantially adapt）。对原文“进行适时的文化整容，也只有这样才能在文化视野的关照之下充分地满足‘功能等值’概念现在所具有的全新内涵”（傅勇林 2001）。确切地说，巴斯内特主张通过文化转换的方式来取得功能上的对等，譬如

就成语翻译而言，如果目标语中有表达相同含义的成语，她主张直接用目标语的成语替换原语的成语。

巴斯内特强调，翻译中不同功能的对等只是翻译的手段而已，而文化转换才是翻译的目的。翻译就是要满足目的语文化的需要，或特定群体的需要。然而，巴斯内特的功能对等理论上并没有作系统阐释，事实上仍然依赖语言功能理论。

4、巴斯内特的翻译文化观

《翻泽研究》（2004）从书的总序中指出：“翻译当然是对原作的改写（rewriting）；所有的改写，不论其动机如何，均反映了一定的意识形态（ideology）和诗学（poetics），因而操纵（manipulate）文学在一定的社会以一定的方式发挥功能。……今天，我们正处于各种操纵方式日益增强的时代，研究通过翻译昭示的文学操纵过程无疑有助一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

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指出：翻译不可能在真空中产生，也不可能在真空中被接受。翻译的产生与接受都是在一定语境中进行的。这个语境一指历史，一指文化。如果说翻译活动受历史文化语境的制约是一种必然的话，那么有一种现象也因此必然产生：那就是翻译过程中的“操纵”现象，即译者由于各种文化因素使然而对原文本实施的“操纵”。

因此，翻译过程既受目标语文化需要的制约，同时还受原语与目标语所隶属文化在世界大多元文化系统中的地位的制

约。翻译过程实际上是两种文化协商（negotiation ）的过程，是译者权衡各种文化因素最后做出抉择的过程。在《翻译研究何去何从》[2]一文中，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2001）总结了三种翻译模式，即：哲罗姆模式（the Jerome model）：传统的“忠实”模式；贺拉斯模式（the Horace Model）：以译者为中心、以满足客户要求为宗旨；施莱尔马赫模式（the Schleiermacher Model）：刻意保留原语的文化特征，保留原作的异国情调。

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认为，与施莱尔马赫模式相比，贺拉斯模式有助于拷问翻译操纵过程中发生的有关权力与强势文化等问题，以及翻译过程中发生的控制（dominance）、臣服（submission）与抵抗（resistance）等问题。

巴斯内特重视研究翻译的过程，尤其是文本被操纵的复杂过程。文化学派将翻译文本的选译、赞助人因素、译者策略的运用，以及文本的接受效果等统统纳入其视野。在这一转变中，文化而不是文本，是译者首先应该考虑的因素。这种观点是首先从宏观上把文化看做一个大的翻译单位，视点从原文文本移向了译文文本，突出重交际、重描述、重跨学科、重目的语言和文化的需要。其中操纵和制约文本的过程，而不是对等，成为文化学派研究的重点。

那么，“操纵”的目的是什么呢在《“文化转向”导言》[3]中，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1990）指出，“译文和原文不可能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