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经典诠释学之我见_蔡方鹿
重诠与开新_从经典诠释学视角看朱熹对_大学_文本的解读
一
《大学 》原属于《礼记 》四十九篇中的一篇 ,位列第四十二 。《礼记 》是西汉宣元之世
的戴圣从前人论礼的文章中选择出部分精华篇章而编辑成书的 。“礼记 ”二字本为普通
对《大学 》的研究 。不单如此 ,他们还对《大学 》的文本提出了质疑 。他们认为 ,古本《大
学 》中的八德目 ,不应只有“诚意 ”以下六目有释文 ,而“格物 ”、“致知 ”二目无释文 ;《大
① 据《元史 ·选举志 》载 :元仁宗皇庆二年 (1313年 ) ,诏令于《大学 》内出题 ,用朱子《章句 》。明清 两代皆沿袭此制不变 。
其次 ,朱熹认为解读《大学 》不仅要从全篇来分析 ,更要抓住其“紧要处 ”。孔颍达把 解读《大学 》的重点放在“诚意 ”上 ①。他把原本《大学 》分为两大段 ,在第一段下作疏解 说 :“此经大学之道在于明明德 ,在于亲民 ,在止于至善 ,积德而行 ,则近于道矣 。”而在“所 谓诚其意者 ”下又疏解说 :“自此以下 ,至‘所谓知本 ’,广明诚意之事 。”在第二段之下则疏 解说 :“此一经广明诚意之事 ,言圣人不惟自诚己意 ,亦服民使诚意也 。”把两段联系起来 分析 ,他认为《大学 》的主旨就是“本明德所由 ,先从诚意为始 。”这是一种倒推法 。朱熹实 际上也是运用同样的方法来论证的 ,但是他认为孔颍达还没有把这个推理推到最后 ,所以 也就还没有抓住最“紧要处 ”。他在《答朱子绎书 》中说 :“知读《大学 》,甚善 ! 大柢其说 虽多 ,多是为学之题目次第 ,紧要处是‘格物 ’两字 ,却未尝说着下手处 。故学者之读此而 不得其要者 ,类如数遗弃之齿而求有获 ,亦没世穷年而无得矣 。须着精神领略个大体规 模 ,便寻个的当下手处 ,着实用功 ,始是会读《大学 》也 。”(《朱文公文集 》卷五十四 )他认 为最紧要处就是“格物 ”,也即《大学 》的主旨所在 ,其推理依据是 :“若夫《大学 》,却只统 说 ,论其功用之极 ,至于平天下 。然天下所以平 ,却先须治国 ;国之所以治 ,却先须齐家 ;家 之所以齐 ,却先须修身 ;身之所以修 ,却先须正心 ;心之所以正 ,却先须诚意 ;意之所以诚 , 却先须致知 ;知之所以至 ,却先须格物 ,本领全只在这两字上 。”(《朱子语类 》)卷十四 )经
蔡方鹿硬核理学家张栻
290张栻1133—1180年张栻（1133—1180年），字敬夫，号南轩，谥曰“宣”，南宋汉州绵竹（今四川省德阳市绵竹市）人，南宋著名理学家、哲学家、教育家，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
历任知静江府、知江陵府等职，皆政绩卓著。
南宋景定二年（1261），从祀孔庙。
张栻勤勉精思、见识宏博、践行笃实，在道学、政事、教学等方面均有建树，尤其对宋代湖湘学派和蜀学的贡献最大。
他发展宋代理学，确立理学中最盛的湖湘学派，并促进宋代蜀学的持续发展；其爱国爱民精神和躬行践履思想，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创建的城南书院之学风，影响深远。
四川历史名人专刊291蔡方鹿：硬核理学家张栻 文/《巴蜀史志》编辑部 考拉看看（创生文化）蔡方鹿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朱子学会副会长。
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中，张栻是非常特殊的存在。
他是其中唯一的理学家，其学识名气皆超越朱熹。
他在与朱熹的“相与博约”中，发展了宋代理学，确立了理学中发展最盛的湖湘学派，并促进了宋代蜀学的持续发展。
“但是张栻所创造的价值又与其当今的名气极度不符。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蔡方鹿，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研究张栻，发表了自1976年以来中国大陆最早关于张栻研究的论文，出版了中国大陆第一本专门研究张栻的学术著作。
蔡方鹿提到：“后世提到宋明理学，往往只是讲濂（周敦颐）洛（程颢、程颐）关（张载）闽（朱熹），程（程颢、程颐）朱（朱熹）陆（陆九渊）王（王阳明），很少提到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
”实际上，张栻在历史上的地位非常高。
“我们四川在历史上只出了4位从祀孔庙的历史名人，张栻就是其中之一”。
张栻博学多才，在道学、政事、教学等方面均有建树，尤其对宋代湖湘学派和蜀学的贡献甚大。
他在潭州城南的妙高峰上，创建城南书院，教导学生。
又在34岁之际，岳麓书院重修之后，主教于此。
至此，他在湘江两岸的城南书院与岳麓书院之间往来教书，传道授业。
当时，前来求学人数之多，达数千人。
正是如此，张栻奠定了湖湘学派的规模，成为一代学者宗师。
综括前贤 后出转精——评蔡方鹿《朱熹与中国文化》
位 百 科全 书式 的学者 和 思想 家 。
这 一 定 位 ， 仅 抓 住 了 朱 熹 思 想 不 的根 本 特 质 ， 且 揭 示 了 朱 熹 思 而
天 理 治 国 、 君 心 、 内攘 外三 正 修 个层 面进 行分 析 ， 定 了其 中包 肯 含 的 反 对 绝 对 君 权 主 义 、 刑 结 德 合 、 国 主 义 等 合 理 因 素 ， 出 爱 指 了 天理 治 国是 其政 治 思想 的核
经 学 思想 ， 无从 全面 、 入 、 就 深 准 确地 认识 朱熹 的整 个学 术 思想 。 这 不 仅 从 朱 熹 的 众 多 思 想 成 分
中 ， 住 了其 学 的 根 基 ， 且 弥 抓 而
熹 哲学 是理 一元论 ， 是 朱熹哲 理
学 的宇 宙 本 体 、 高 范畴 ， 地 最 天 万物 与人存 在 的根据 ； 散于万 理 物 ， 物 皆 具 同 一 之 理 ； 理 又 万 但 不 同 于 万 物 ， 是 无 形 体 的 形 而
之 弊 ；又 反 对 离 开 经 文 训 诂 ， 以
上 ； 、 、 、 便 是理 的件 数 ， 仁 义 礼 智 但 必 须通 过 事 亲 交友 的 践 行表 现 出来 ： 有 一物 ， 必 有 是理 。 凡 则 从 中 清 楚 地 体 现 了 朱 熹 理 本 论
念 ， 夷 夏 之 别 ， 正 统 ， 篡 重 明 斥 逆 ， 人 心 ： 然 朱 熹 将 史 学 置 正 虽 丁经 学 之 后 ， 同 时 强 调 在 以 经 但 为 本 的 前 提 下 ， 应 经 史 相 互 发 明 ， 史 学 予 以 应 有 的 重 视 。其 对
的逻 辑 联 系 ， 由此 构 成 该 论 点 并 完 整一贯 的有机 组成 部分 。 论 如 天 理 论 中 的 理 本 论 ， 中 指 出 朱 书
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看朱熹经典诠释学
由此分析并 比较两位大师 的诠释理论 ，从 中找 出共 同之处与互补之处 ，可 以促进 中西方诠 释理论 的发展 。
【 பைடு நூலகம்键词 】哲学诠 释学 ；经典诠释学 ； 本体 ；前见 ；理解之蔽 ； 实践智慧
中图分类号 ：Ｂ ４ ．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 ７６ （００ ２— １９— ７ ２ ４７ ００— ６ ０ ２ １ ）０ ００ ０
② 张汝伦 ：《 朱子的释 义学》，洪汉鼎主编 ：《 中国诠释学》 第 １辑 ，济南：山东人民 出版社 ，２ ０ ０ ３年 ，第 ２ ６页。 ２
《 现代哲学》２ １ ０ ０年第 ２期
释学 实现 了从 作为一 门理解 技艺 和一 般方 法论 的
被区分之前 ，理解就是此在 的存在 方式 ，因为 理 解 就 是 能 存 在 （ ｅ ｋｎ ｅ ） 和 ‘ 能 Ｓｉ ｏｎｎ ｎ 可
从 伽 达 默 尔哲 学诠 释学 看 朱 熹 经 典诠 释学
武 娟 蔡 方鹿
【 摘要】伽达默尔是 西方诠释学顶峰时期的代表人 物 ，朱 熹的经典 诠释学也 达到了 中国经典 诠释 的高 峰。两者 在理论
上有着相似性 ，如哲学诠释学与经典诠 释学 的本体 、伽 达默 尔的前见理论 与朱熹关于 理解 之蔽 的论 述 、实践智慧等 。
性 ，从 而建立 起 “ 在诠 释学 ” 此 ；伽 达 默 尔 在海
释资料 。张汝 伦甚 至认 为 ： “ 释义 学 作 为一 种
人类 普遍 的思想 方式 ，在 中 国早 已存 在 ，早 已被
创建 。在有些 重要 的思想 家 如朱 熹那 里 ，还表 现
得相 当系统 。我们 甚 至 可 以说 ，从 ‘ 而不 作 ’ 述
在西 方 ，诠 释学作 为 一 门关 于理 解与解 释 的 学科 ，经历 了 曲折 的发展 历程 ：古 代神 学诠 释 学
朱熹经典诠释方法论及其启示
朱熹经典诠释方法论及其启示朱熹是新儒家的创始人，也是中国解经史上重要的学者，他在解经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方法论，包括语言诠释、体验诠释和躬行诠释。
他的经典诠释方法论对当代大学生阅读经典有着重要启示，高校学生在阅读经典时应注意尊重文本的客观性、发挥主观性并且勇于实践。
标签：朱熹;经典;诠释;大学生;方法论朱熹不仅是著名的儒学集大成者和理学家，他的解经思想更是让后人十分赞叹，对后世学者解经有着巨大影响。
著名西方诠释学研究专家潘德荣非常赞赏朱熹的诠释思想，认为“他在中国诠释思想史上的地位，相当于施莱尔马赫在西方诠释学发展史上的地位”[1]。
朱熹在谈到读书方法的时候涉及他的经典诠释方法论，他说：“读书之法，要当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
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然后心静理明，渐见意味。
”[2]（《文集》卷五十六《答陈师德》）在这里，朱熹实际上表明了三种经典诠释方法，“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是对文本的语言诠释，其目的在于求得文本的本意;“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则是对文本的体验诠释和躬行詮释，目的在于求得文本的义理。
一、朱熹的经典诠释方法论（一）唯本文本意是求——语言诠释宋朝初期的文人学士多用“义理”去解读经典，丰富和发展了儒学，但是后来出现了很多弊端，有学者为了彰显新意，不顾儒学经典之本意，仅凭己意解说。
朱熹针对此种现象指出：“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唯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
至于近世，先知先觉之士始发明之，则学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为陋矣。
然或乃徒颂其言以为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于脱略章句，陵籍训诂，坐谈空妙，辗转相迷”[2]。
（《文集》卷七十五《中庸集解序》）朱熹认为，造成这种学风盛行的原因在于不少学者不去反复求证圣人的本意，甚至有人脱离文本的章句结构、不尊重经典本意而凭己意解释，为求新意而高谈阔论、空谈义理，用朱熹的话来说就是“只是非圣人之意，硬将圣人经旨从他道理上来。
宋明理学之经典诠释思想刍议_兼论与西方诠释学的异同
2011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Jan 2011第1期(总181期)JOU R NA L OF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 D EMY OF SOCI A L SCI ENCES N o 1宋明理学之经典诠释思想刍议*兼论与西方诠释学的异同蔡方鹿提 要 中国有两千多年注释儒家经典的传统,有丰富的关于诠释学的思想资料,并形成了较有代表性的若干诠释方法和理论。
然而有严密逻辑和完整体系的诠释学尚不多见。
从借鉴西方哲学诠释学的思维成果出发,在探讨理学家丰富的经学思想的基础上,以各派理学家对儒家经典所作大量诠释及其诠释方法论为依据,从中概括提炼出宋明理学的经典诠释思想,并将其与西方诠释学作一比较,以便为构建当代具有中国特色的诠释学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 宋明理学 经典诠释思想 西方诠释学中图分类号 B244、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52(2011)01-0031-08宋明理学经典诠释思想有自己产生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内在逻辑,通过各派理学家对儒家经典所作的诠释表现出来。
诠释学虽然是从西方引进的一种理论学说,在西方有较长的演变发展历史,并在当代发展成为较有影响的哲学思潮之一,但在中国却是一门正在建立过程中的学问。
把西方诠释学与中国经学史上长期形成的经典诠释思想结合起来,对宋明理学的经典诠释思想展开系统的研究探讨。
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双方存在着相同相异之处。
其相同处体现了中西方诠释思想的共性,其相异处又是中西方各自特点的反映。
一、宋明理学的经典诠释思想中国经学发展到宋代,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不仅产生了宋代义理之学,更重要的是在义理之学基础上产生了具有思辨哲学色彩的理学,理学家既吸取佛、道精致的思辨哲学又批评佛、道不讲儒家伦理的宗教教旨教义。
理学是对传统训诂注疏之学、笺注经学流弊及佛教冲击儒学的深刻反思和回应。
理学的兴起,促进了中国经学及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持续发展。
《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研究》导论：诠释与意义
《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研究》导论：诠释与意义本文旨在考察和探讨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的体系结构和基本美学意蕴。
在探讨之前，有几个问题在此作一必要的说明。
一、关于本课题的研究价值本文的旨趣基于两点考虑：第一、尽管中国传统的“经学”时代已经过去，但作为中国的“诠释学”的“经学”研究则刚刚开始；第二、包括朱熹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家是在对“经典”诠释中建构起自己的赋予时代气息的思想（包括美学）体系的。
作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遍注群经”的一代宗师，朱熹建构起了以经学为基础的庞大思想体系。
朱熹的诗经诠释学美学是中国诠释学美学的重要典范，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
二、关于“诠释学”的理解问题1．“诠释学”及其本文的应用“诠释学”是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学科，源于西方。
关于“诠释学”，学界有六种基本规定：（1）作为圣经注释理论的诠释学；（2）作为语义学方法论的诠释学；（3）作为理解和解释科学或艺术的诠释学；（4）作为人文科学普遍方法论的诠释学；（5）作为此在和存在理解现象学的诠释学以及（6）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
而这六种诠释学的规定，表明西方诠释学理论在历史上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这一变化主要在于三次重大转向：第一次转向是从特殊诠释学转到普遍诠释学即从局部诠释学转到一般诠释学；第二次转向是从方法论诠释学转到本体论诠释学即从认识论转到哲学；第三次转向是从单纯作为本体论哲学的诠释学转到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
[1]本文的“诠释学”是在介于“普遍诠释学”和“本体论诠释学”之间的意义上应用的。
即强调诠释学是一种方法论问题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同时又突出诠释者在对“经”的诠释中的建构意义。
因此，本文使用的“诠释学”概念并不局限于西方的“诠释学”理论。
2．中国的“诠释学”——经学本文中的“诠释学”不同于西方诠释学理论的“诠释学”，只是一种借用。
当然，中国古代虽未出现“诠释学”一词，但并不是说中国就没有自己的“诠释学”理论，实际上，“经学”就是一种中国特色的“诠释学”，有自己诠释的对象——《六经》，有一套完整的“诠释方式”如“传”“注”“疏”“笺”等，更有各种不同的“诠释学”流派，如汉学和宋学，而汉学中又有所谓的“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等，从而形成了声势浩荡的“经学”诠释学历史。
朱熹的圣经解释学
38宋明理学研究︵中英文︶朱熹的圣经解释学□ 陈乔见摘要：朱熹的解经学认为圣经（圣人之言）体现着融贯一致的天地之理，这是解经得以可能与必要的先验条件，也表明解经的目的是通过圣人之言把握天地之理。
就具体方法而言，朱熹一方面充分吸收汉唐注疏的训诂成果，但也认识到注疏学之陋，不足以理解圣人之意和天地之理；另一方面他与其他宋代学者一样强调义理之学，但却也十分警惕宋人好为高论新说的空疏之敝。
一方面主张随文（经）解义，另一方面也强调理会意味，切己体验。
虽说追求圣人原意和圣经本意是朱熹解经的首要目标，但他也认为有的解释未必是圣经本旨，却也是一极有价值之解释，因为它揭示了某种道理。
虽说朱熹具有强烈的圣经贤传意识，但他也认为对于以往错误的解释不应当由人情回护，而应辩其是非曲直。
在不疑与有疑、训诂与义理、原意与发明、善意原则与人性原则之间，朱熹总是保持着某种张力与平衡，使得解释成为一项既有规范亦不乏创造的意义活动。
关键词：朱熹 解释 圣经 圣人之心 天地之理作者陈乔见，中山大学哲学系暨东西哲学与文明互鉴研究中心教授（广东 广州 510275）。
一、引言[见英文版第35页，下同]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宣称：实用主义是各种理论的公共走廊。
a仿其言，吾人可以说：诠释学是精神科学或人文科学的公共走廊。
诠释学（德文Hermeneutik，英文hermeneutics，又译解释学、阐释学、释义学等）在西方发展颇为成熟，洪汉鼎先生如此概括：“综观西方诠释学的发展，我们一般可以区分两种诠释学：一是以方法论为主要取向的诠释学理论或解释理论（Interpretationslehre），其代表人物有施莱尔马赫、狄尔泰，以及以后的埃米尼奥·贝蒂和汉斯·伦克（Hans Lenk）等；一是以存有论为主要取向的诠释学哲学，其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以及其后试图批判和综合哲学诠释学的哈贝马斯、利科和阿佩尔等。
朱熹对宋代易学的发展——兼论朱熹、程颐易学思想之异同
朱熹对宋代易学的发展——兼论朱熹、程颐易学思想之异同蔡方鹿
【期刊名称】《周易研究》
【年(卷),期】2001(000)004
【摘要】朱熹提出《易》之本义为卜筮的见解，由此对程颐易学和义理学派提出批评。
朱熹主张区分《周易》经传，提出易学发展阶段说。
通过比较《周易本义》和《周易程氏传》，可见两者之异同。
朱熹以象数、卜筮求易理，把义理学派与象数学派统一起来，从而发展了宋代易学。
【总页数】11页(P37-47)
【作者】蔡方鹿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四川成都 61007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224.6;B221=44
【相关文献】
1.论朱熹对"德礼"与"刑政"关系的发展——兼论朱熹"严刑"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J], 郭文
2.朱熹先天易学思想探析 [J], 张宏华
3.朱熹易学思想与诗歌关系考论 [J], 李育富
4.朱熹的易学思想 [J], 余敦康
5.朱熹在思想主题上对程颐的发展 [J], 李禹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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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看朱熹经典诠释学
作者： 武娟[1];蔡方鹿[2]
作者机构： [1]四川省朱熹研究会,成都610066;[2]四川师范大学,成都610066
出版物刊名： 现代哲学
页码： 109-115页
年卷期： 2010年 第2期
主题词： 哲学诠释学;经典诠释学;本体;前见;理解之蔽;实践智慧
摘要：伽达默尔是西方诠释学顶峰时期的代表人物，朱熹的经典诠释学也达到了中国经典诠释的高峰。
两者在理论上有着相似性，如哲学诠释学与经典诠释学的本体、伽达默尔的前见理论与朱熹关于理解之蔽的论述、实践智慧等。
由此分析并比较两位大师的诠释理论，从中找出共同之处与互补之处，可以促进中西方诠释理论的发展。
朱熹论修身
On ZHU Xi＇s Theory of Cultivating One＇s Mortal
Character
作者： 蔡方鹿
作者机构： 四川师范大学政教学院,四川成都610066
出版物刊名：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页码： 24-27页
年卷期： 2012年 第2期
主题词： 朱熹 修身 穷理 笃行
摘要：朱熹的修身思想是其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继承了孔孟儒家的修身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时期加以发展,通过注解儒家经典尤其是＂四书＂,把修身与穷理联系起来,而具有新时代修身思想的特征。
朱熹在重视和提倡修身的同时,亦强调把修身落实到笃行上,主张修身之要在于实际去做,而非空谈心性修养。
朱熹的修身思想对于现代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现实价值。
朱熹理学与经学
朱熹理学与经学
蔡方鹿
【期刊名称】《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6(033)002
【摘要】朱熹集宋代理学和宋代经学之大成,以说经的形式,论证并发展了理学之天理论、格物致知论和心性论.既创新发展了理学,又创新发展了经学.朱熹理学的特色集中体现了其经学思想的特色,而与陆王心学有别.
【总页数】6页(P14-19)
【作者】蔡方鹿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学院,四川,成都,610068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244.7
【相关文献】
1."六经注我":宋代理学的阐释学——兼谈朱熹在经学阐释史上的贡献 [J], 李凯
2.《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 [J], 蔡方鹿
3.一部研究朱子经学的力作--评《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 [J], 钟肇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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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承古哲思接当代-评蔡方鹿《朱熹与中国文化》
学承古哲思接当代-评蔡方鹿《朱熹与中国文化》
学承古哲思接当代-评蔡方鹿《朱熹与中国文化》
杰出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曾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普遍意义这样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比人民本身更“人民”，比整个的农民阶级加在一起更“人民”，他并非是在“农民”中寻见“人民的真理”——成为人人的兄弟、成为四海一家的人，因为那真理本就在他精神的深处，在他生命的最内在部分。
别尔嘉耶夫的意思无非是，在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伟大灵魂身上所体现的民族精神乃至人类精神的深度和广度，都要远远超过作为群体的、自然的、无意志的民众。
...
作者：周瑾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28 刊名：中华文化论坛 PKU英文刊名：FORUM ON CHINESE CULTURE 年，卷(期)：2001 ""(4) 分类号：B0 关键词：。
论朱熹对经典文本的体验诠释
论朱熹对经典文本的体验诠释摘要:朱熹在诠解儒家经典文本时所运用的体验诠释方法,既是求得圣人之心的心理诠释,又是基于经验之上的力行践履,是反求诸己的切己体察工夫。
朱熹的体验诠释立足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是对“惟本文本意是求”的语言诠释的超越,体现了儒家学说经世致用的特质,也反映了朱熹与西方诠释学家对体验的不同理解以及不同的诠释目的诉求。
关键词:朱熹;经典文本;体验;诠释;践履儒家的传统经学在宋代是以理学的形式出现的。
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在诠释经典文本时重视义理的阐发,认为义理的阐发必须在正确地理解经典文本本意的基础之上。
他提出在解释文本时“然必先释字义,次释文义,然后推本而索言之”①,揭示了经典文本所蕴含的三重意义及诠释经典文本的三个步骤。
文本的意义有三重,一是字面意义,二是文本本意,三是推说意,即根据文本本意所阐发出的义理。
朱熹又说:“圣人之言,即圣人之心;圣人之心,即天地之理。
”②圣人之言(经)、圣人之心(思想)、天理这三者是三位一体的,经典文本是圣人之心的体现,要求得圣人之心,必须依据圣人之言(经),进而据圣人之心,求得天理。
朱熹非常重视文本的本意,他提出解经要“惟本文本意是求”。
但经典文本的语言并不能完全表达圣人的思想,如果在解经时执泥于经之本文本意,圣人的微言大意可能被遮蔽,便不可能去求得文本的推说意,这样就会影响到文本义理的发挥。
朱子实际上已认识到“惟本文本意是求”这一客观的解经方法的不足,认为要求得圣人之心,进而求得文本的义理,还必须有解释者主观心理因素的参与,即主体的体验。
在朱熹看来,没有个人的切身体验就不可能完整准确地把握圣人之心。
因而体验事实上就是以自家之心去体验圣人之心;同时朱熹的体验着眼于力行践履,基于经验基础之上,强调主体在身体力行中诠释经典文本。
如果说魏晋言意之辨尚停留在语言层次上的理解的话,那么可以说,朱熹的体验概念已深入到对社会生活与心理因素的理解,亦即理解何以可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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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6346/ k i.37-1101/c.2003.02.010文 史 哲JO U RN A L O F L IT ER A T U RE,HI STO RY AN D P HILO SO PHY 2003年第2期(总第275期)N o.2,2003(Serial No.275)朱熹经典诠释学之我见蔡 方 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四川成都610072) 摘 要:朱熹以其毕生的精力诠释儒家经典,通过释经进行哲学理论的创造,同时也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经典诠释学。
朱熹的经典诠释学融合经学诠释和哲学诠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本体论诠释学体系。
他认为经典诠释应以经典原文和原义作为经典诠释的依据,以义理为经典诠释的标准,并且提出了系统的经典诠释方法论原则。
朱熹为中国诠释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作出了创发性的贡献,达到了中国诠释思想发展的高峰,也为当代中国诠释学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朱熹;经典诠释学;本体论诠释学;经典诠释方法论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3)02-0042-06 朱熹经学是中国经学发展到宋代的理论代表,朱熹不仅集宋学之大成,而且兼取汉、宋,融合义理之学与训诂之学,其经学思想达到了当时中国经学发展的高峰,并对后世中国经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朱熹通过注释儒家经典的形式,对中国经学乃至中国哲学加以思想理论的创造,把中国经学和中国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独具特色的经典诠释学。
朱熹的经典诠释学内涵丰富,融会经学诠释与哲学诠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本体论诠释学思想体系,他提出经典诠释的依据和标准,并在诠释儒家经典的过程中,提出系统的经典诠释方法论原则。
在这些方面,同样也达到了中国诠释思想发展的高峰。
诠释学虽然是从西方引进的一种理论学说,在西方有较长的演变发展历史,并在当代发展成为较有影响的哲学思潮之一,在中国却是一门正在建立过程中的学问。
尽管中国有两千多年注释儒家经典的传统,有许多关于诠释学的思想资料,并形成了较有代表性的若干诠释方法和理论,然而有严密逻辑和完整体系的诠释学尚未多见。
本文从研究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的相互关系出发,在探讨朱熹丰富的经学思想的基础上,以朱熹对儒家经典所做大量诠释及其诠释方法论为依据,从中概括提炼出朱熹的经典诠释学,以为创建中国的诠释学作出一些努力和探索。
一、本体论诠释学的建立朱熹在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中,不仅从认识论上提出了一系列系统的经典诠释方法论原则,而且建构起本体论诠释学,从而丰富了中国哲学的理论体系,这集中体现了朱熹经学与哲学的结合,亦是朱熹经典诠释学的突出特色。
朱熹在对儒家经典作诠释的过程中,注意把经学诠释与哲学诠释结合起来,建构起本体论诠释学,为建立具有时代气息的理本体论哲学体系作论证,这是对以往中国诠释思想的发展。
宋以前的中国诠释思想,道家、玄学和佛教各自对经典的诠释,有本体诠释的思想,其中道、玄提出道本论的思想,佛家提出心、性本体论和理本论的思想,然而居中国思想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家在宋代以前却少有提出系统的本体论思想,儒家经学对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儒家经典的诠释,停留在以训诂考释为主的阶段,儒家政治伦理学说缺乏本体论的哲学依据,难以与建立在本体论哲学基础上,并以之为依据的道玄佛思想相收稿日期:2002-06-08作者简介:蔡方鹿(1951-),男,四川眉山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研究员。
42抗衡,以至动摇了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产生理论危机和社会危机。
朱熹在新形势下,通过对儒家经典的注释,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加以理论创新,提出系统、完整的以天理论为主体,贯通道本体、性本体的本体论诠释学,从而大大丰富并发展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诠释学。
朱熹以说经的形式,提出并论证了中国哲学的一系列范畴、命题和重要理论,使得哲学本体论与儒家伦理政治学说紧密结合、融会三教的理学思想体系占据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发展的主导地位,并对后世中国文化与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天理论是朱熹哲学最重要的理论,体现了其理学乃至宋学的本质特征,也是其经典诠释的形上依据。
然而,朱熹天理论哲学体系的建构,却是通过对儒家经典的诠释提出来的,并反映了时代发展的要求,最终完成了自宋初以来,思想家们致力于建立一种直接把哲学本体论、思辨性的哲学形式与儒家伦理学统一起来的哲学体系的尝试。
当然,这种本体论哲学体系的创立,离不开注经的形式,是哲学诠释与经学诠释相结合的产物。
正因为这种诠释不完全等同于经学诠释,它既包含了诠释经典的原义,同时也在注经的形式下从事本体论的哲学创造,为建构理本论哲学体系作论证,故称之为哲学诠释与经学诠释相结合的本体论诠释学。
朱熹通过诠释儒家经典,建构本体论诠释学具体表现在:他在遍注群经,对儒家经典作深入研究、探讨的过程中,既训诂考释,探讨经文之本义,又发明义理,探索圣人作经之寓意,并进行哲学理论的创造和发挥,从而建立起以天理论为核心,贯通道本论、性本论的本体论哲学体系。
朱熹对“四书”之一的《论语》十分重视,通过注解《论语》,肯定读《论语》的大纲在于“极天理之实”,而要“极天理之实”,就须从圣人的言行,即从《论语》所载中求得。
朱熹认为,《论语》所载,蕴涵着天理,但须十分详尽透彻地考察,才能发明出来。
故朱熹重视对《论语》义理的阐发。
在《论语集注》里,朱熹阐发义理处甚多。
如通过对《公冶长》篇“夫子之言性与天道”的解说,阐发其关于性、天道、天理均为同一层次的本体范畴的思想。
朱熹说:“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
”[1](P79)认为性即理,天道是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也即是理。
性、天道、天理三者涵义相当,相通为一,同为其哲学的本体范畴。
其中性与天道是《论语》本有的,而天理则是宋代理学尤其是朱熹哲学的最基本范畴,朱熹分别将天理与性及天道相沟通,并将三者视为“一理”,均为本体论的哲学范畴,赋予其理学本体论之时代精神。
朱熹又通过对《孟子》的注解,阐发其性本论哲学,以批判佛教性本论的空虚。
为了抗衡佛教对儒学的冲击,朱熹注重建构具有儒家伦理内涵的性本论哲学以对抗之,企图解决旧儒学哲学思辨性不强的问题。
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先是受儒家心性之学尤其是孟子心性论的影响,大讲“尽心知性”及“穷理尽性”。
后来佛教发展了儒学心性论,主要是以本体论心性,佛教哲学的佛性论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其哲学理论的思辨性明显高于先秦儒家心性论,但却抛弃了儒家心性论中的伦理内涵,这遭到朱熹的抨击。
朱熹在建构理学心性论以对抗佛学的过程中,阐发了《孟子》一书的心性思想,并注意把心性论与天理论结合起来,赋予其时代的意义。
他在阐发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
知其性,则知天矣”思想时指出: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
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
人有是心,莫非全体,然不穷理,则有所蔽而无以尽乎此心之量。
故能极其心之全体而无不尽者,必其能穷夫理而无不知者也。
既知其理,则其所从出,亦不外是矣。
[1](P349)强调心具众理,性即理,性本体即理本体。
在朱熹的本体论诠释学思想体系里,性与理紧密联系,均为哲学本体范畴,但性同时具有儒家伦理的意义,而不是佛教只具本体意义、不讲儒家伦理的所谓空虚之佛性。
从心性论与天理论的结合上阐发并发展了孟子的心性论,从而划清了儒佛两家心性论的界限。
这是朱熹通过诠释儒家经典,建立本体论诠释学所作的努力。
朱熹从各个方面论证了以天理为核心范畴的本体论诠释学,使以注经为形式的中国古代哲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朱熹不仅重视“四书”,而且对“六经”也予以充分的重视,尽管他认为“六经”的本义不在直接阐发义理,但他仍在探明其本义的基础上,以义理解之,从中发明理本体论哲学。
这也是朱熹把哲学诠释与经学诠释相结合,为建立本体论诠释学所作出的努力。
朱熹在对儒家经典《诗经·大雅·民》篇的“天生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的注解中,提出理为形而上之本体,物为形而下之事物的理本论思想。
他说: “天生民,有物有则。
”物者,形也;则者,理也。
形者,所谓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谓形而上者也。
人之生也,固不能无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则无以顺性命之正而处事物之当。
故必即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
[2](P2115)43认为理是形而上的宇宙本体,物是形而下的具体事物,虽然人之生离不开物,但理却是事物存在的根据,如果不明理,只见表面事物而不见理,就会违背性命之正,处理事物时就会失当。
形上之理作为宇宙的本体虽然是无形的,它深藏在事物内部,通过形下之物得以表现,明理却是更为重要的,所以必须即物以求理。
朱熹并以天理论解《诗》,在对《诗经·大雅·文王》篇的注解中指出:“命,天理也。
……言欲念尔祖,在于自修其德,而又常自省察,使其所行,无不合于天理,则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外求而得矣。
”[3](卷16,《大雅·文王》)把天命解为天理,强调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为此要求统治者修德自省,使自己的行为不违背天理,这样才能保其天命之不易,而国长存。
此外,朱熹在注解《诗经·周颂·维天之命》篇时亦指出:“天命即天道也。
不已,言无穷也。
纯,不杂也。
此亦祭文王之诗,言天道无穷,而文王之德,纯一不杂,与天无间。
……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纯于天道亦不已。
”[3](卷19,《周颂·维天之命》)在朱熹的哲学体系里,天道亦即天理,二者相通互用。
朱熹把天命解为天道,也就是解为天理。
他认为,文王之德治仁政与天道无二,亦是天理的体现。
从而把圣人与天合为一体,以赞美文王之德。
朱熹把天理论贯彻到解《诗》中去,这体现了其经典诠释学的时代特征。
朱熹对儒家经典《周易》,也作了本体论哲学的诠释。
在理与事物之物象的关系问题上,朱熹通过解释《周易》之象数与理的关系,进而诠释“体用一原,显微无间”的命题,亦体现了其本体论诠释学的思想。
他说:“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
体用一原,显微无间。
盖自理而言,则即体而用在其中,所谓一原也;自象而言,则即显而微不能外,所谓无间也。
”[2](P1279—1280)认为理与物象的关系是,理至微、无形,为体;象至著、有形,为用。
理与事物及物象虽有体用之分,但显微同体,互不相外。
理寓于象数之中,通过象数表现出来,不须在象数之外去寻求理;象数作为理本体之用,虽然表现在外,但却以理为其存在的根据。
从本体论哲学的角度讲,朱熹以理为本,故有理,则有象数,自然法象也以阴阳之理为其存在的根据。
伏羲因理而画卦,象数之中存在着理,故通过象数可知其理,理产生象数,又通过象数表现出来。
以象为理的外在表现形式,以理为本,先有理,后有象数,理决定象数,这是朱熹通过注解《周易》所阐发的理本体论哲学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