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评梁启超

梁启超评梁启超

梁启超在其所著《清代学术概论》中，以“超然客观之精神”论列学术，事实求是，言必求证，不虚美，不隐恶，摈除门户之见，对各家各派之功评，客观公允。对于自己也有比较客观的评价，本人试分析之。

一、善变多变

近代中国是一个风云激荡、发展迅疾的时代。多变的时代造成了多变的人物。梁启超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然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而事实也确实这样的。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竭力呐喊，四处奔走，付出了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张却又因时而异，不断变化，前后矛盾，以致难以令人信服。

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随康有为亦步亦趋，无论办报或教学，都注意并且用力阐述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和变法理论。他以公羊三世说和西方进行论为依据，鼓吹变法，讲求维新，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宣传西文科学文化，充分显露了年轻爱国志士的朝气。戊戌变法失败，使梁启超一度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进行一次破坏：“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以先破坏时代者，此一定之阶级。无可逃避者也。有所顾恋，有所爱惜。终不能成。”但是这种居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摇摆，并没有在梁启超身上持续多久，他仍然和康有为一道，

鼓吹改良。主张“斥后保皇”。当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展开后，梁启超又改变旧说。转而提倡实行“开明专制”，试图与“革命”理论相对抗。使梁启超难堪的是。正当他还在口干舌燥地鼓吹开明专制，反对实行宪政的时候，清廷却正式宣布要“预备仿行宪政”了。以后，梁启超又高唱宪政。在立宪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清王朝即将灭亡，眼看革命派就要取得政权，共和之制势在必行，梁启超再一次改变了以前的政治主张，提出了“虚君共和”的口号，直到民国之后。这种多变的特征。在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中依然时有融，从拥袁到反袁。从护国到拥段，一变再变，终于技穷。

无论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主张怎样变，时代潮流却总是毫不留情地把他抛在后面。这当然不能说是历史的不公平，而是梁启超的种种变化，归根到底都不能超出改良主义的樊篱。改良、渐进，是他政治思想的基本点。

二、勤奋好学

梁启超说：“启超与康有为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去治学也亦有然。……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自在旁皇求索中，”“启超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启超‘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正是因为这样，他一生总是在不断地学习、充实、完善之

中。他从十九岁时留下我们今天看到的最早的文字《读书分目课程》起，直到1928年病魔使他停止《中国文化史》的写作为止，三十六个春夏秋冬，“平昔眼中无书，手中无笔之日亦绝少”。他没有哪一年没有留下文章和著述。卷帙浩繁长达一百四十卷的《饮冰室合集》，虽然还没有将他的全部著述一一收录，数量已达一千四百万字左右。每年的著述总量近四十万字。这样如此的多产，在中国近代著作家中，实无一人能望其项背。其用功之勤，著述之速，是不难想象的。梁启超积极的参与了中国近代的几乎一切政治活动。他的大量文章，涉及到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的各个方面的问题。从戊戌变法至一九a年国民党新军阀代北洋军阀统一全国止，中国近代三十年中的发生的任何重大事件，几乎都是他的文章和著述中得到了反映。梁启超的学术著作，涉及到哲学、史学、文学、经济、法律和道德、宗教等许多学科，时间上，囊括古今、地域上兼及中外。尤其在先秦和明清、近代的学术思想研究方面，留下了一大批颇有见地的著作，显示了资产阶级在学术领域的实绩，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不避师讳”敢于直书

梁启超一方面对其老师康有为大加赞扬，另一方面又指出康有为的不足。如“今文学运动之中心。日康南海。然有为盖斯学之集成者，非其创作者也。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穿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平……颇知守公文家法……然有为之思想，受其影响，不可诬也。”从这一段话，梁启超肯定

康有为是今文学的集大成者。但康有为却深讳其事，而梁启超不为师讳。对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一方面把它誉为“思想界之一大飓风”，另一方面又指出该书中强史就我，歪曲史实的真实情况。“有为以为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短也。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也有然。其在学问上也亦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数崛起一时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健实之基础者亦以此。”知师莫如弟子。梁启超对他老师的长处和短处是比较清楚的，梁启超曾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但敢于坦率地客观地写出来，不加曲意回护，这种忠于事实的态度是可贵的。

四、善于解剖自我

梁启超说：“启超学问欲极炽……。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得，以移时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被尝有诗题其女令娴《艺蘅馆日记》云：‘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百凡可教我，此二无我如。’可谓有自知之明。启超曾自知其短，而改之不勇，中间又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耗其精而荒其业。”如梁启超刚到日本后。为总结维新变法失败的原因而写成的《戊戌政变记》，他自己也认为存在一些问题：“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梁启超兴趣广泛，思想驳杂，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文史哲经，佛

道佛法，他都有浓厚的兴趣，但不少文章，是遇事辄发的文章，因而也就显得粗率浅芜，深度不够。

尽管梁启超对自己的评价是比较客观、实事求是的，但也有不准确的地方。如梁启超说：“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萎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之陈涉。”对待传统文化，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应该有鉴别的吸收，有鉴别的批判。意识形态是非常复杂的，有其历史合理性，不能像梁启超所说采取“卤莽手段”，像陈涉用造反的手段来对待比较复杂的意识形态，正因为梁启超大力倡导用这种手段来对待传统文化问题。所以导致维新变法后思想界一种不良状态。还有：“识者谓启超若能永远绝意政治，且裁敛其学问欲，专精于一二点，由于将来之思想界尚更有所贡献。否则，亦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而已。”梁启超有夸大自己的口气，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是大变革的时代，这样的时代，使其学术研究与政治密不可分。离开当时的政治环境，未必能有思想之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