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历史

*理性的历史发展历程
作为人类所特有的一种能力，理性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

可以说人类的起源就是理性的起源。

一．古代的理性观
（1）古代的哲学家，无论中国的还是西方的，都把理性视为人类区别于野兽的一种特征。

*西方：
古希腊早期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用自然的原因来说明和理解自然。

当泰勒士提出“水是万物的本原”命题的时候,也就开始了用自然的原因说明自然的历程。

水是万物的本原,当然也是人的本原。

恩培多克勒认为人是由水、火、土、气四元素结合形成的。

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认为人是精致的、园滑的原子的柔和运动构成的。

总之，人是一种自然的存在。

人是自然的存在物，是自然界发展演变的结果。

但人与自然万物，与其它的生命形式毕竟是有区别的。

在古希腊人看来,生命是肉体和灵魂的统一。

肉体是构成生命的质料，灵魂则是生命的形式。

灵魂和肉体的结合便是有机的生命个体。

亚里士多德以斧头与锋利、眼睛与视力的关系来说明肉体和灵魂的关系。

如果把肉体比作斧头，则斧头的实质锋利便是灵魂，如果没有了锋利，斧头便不成其为斧头。

同样，视力是眼睛的本质，没有了视力，眼睛就不成其为眼睛。

在肉体和灵魂两者间，古希腊人显然更看重灵魂的作用。

亚里士多德根据灵魂的不同，把生物分为植物、动物、人类三个等级。

这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系列，每一等级的灵魂都以较低等级的灵魂为前提，同时又潜在地蕴涵着更高级的灵魂。

植物灵魂具有营养和生殖的机能，它是为一切生物所共有的最低级的灵魂。

动物灵魂除了含有营养和生殖机能外，还具有感觉和运动的机能。

人的灵魂除了动植物灵魂两类机能之外，还独具思维的机能。

人的灵魂中的理性思维部分是人的本质，唯有它才使人同其它一切生物区分开来。

因此，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理性的动物”。

把理性看成是人的本质，用理性来区别人与物，不是个别人的观点，而是古希腊哲学家普遍一致的主张。

如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等。

虽然具体表述上各有差别，但把理性看成是人的本质，则是共同
的。

*中国
荀况曾经说过：“水火有气而无声，草木有声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声、有知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在这里，“义”就是指能以统率生命和感知，能以协调人们之间的关系，能以判断善恶的理性。

相对西方来说，中国古代的哲人更注意知与义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但总体来说，古代中国重视理性的人不多，以儒家为代表的绝大多数思想家都主要关注人文社会方面的认识和问题，这就形成中国思想和文化注重非理性、轻视理性的传统。

比较一下古代中国和希腊对理性的不同的理解，是非常有趣的。

中国思想家之所以避免了对理性的纯工具性的理解，是因为他们关注的是人伦需要。

他们坚定不移的认为，理智能力应该是为人的，智慧只有符合人际需要才是值得肯定的。

中华民族的先哲们不太热衷于超越人伦需要之上的东西，因此中国古代的理性表现为一种人世的人文精神。

这种精神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没有出现宗教势力一统天下意义上的“中世纪”。

我们的先民更执着于现世的世俗生活，他们把人生的价值基础放在家庭和人际关系之中，正因为如此，他们才相对的不关心鬼神即来世生活的问题吗，只是敬老携幼和延续家族香火就足以让他们感觉充实了。

与之不同，希腊人之所以未把理性视为一种纯粹有用的工具，是因为他们相信人的灵魂是宇宙灵魂的一部分，“灵魂是不死的”，对这种普遍超越的无限追求，使欧洲相对容易的接受了独一无二的无限上帝的概念。

如果说中国的理性服务于人伦的目的而有了价值方向，那么希腊的理性则因为超越人类的特殊性而具有了理念的意义。

（2）中国哲学和希腊哲学对理性理解上的差异，就造成了理性在中西两大文化圈中发展的不同命运。

在中国，理性的道德理念价值就在于它是为人的，对人伦生活的秩序有用，但是为了强调理性的道德价值，人们也就越来越把理性和道德联系在一起，甚至把二者等同起来。

到朱熹那里，理性的内涵中已基本没有了为人们的日常生活而服务的认识理性或工具理性的含义。

这样一来，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理”就变成了一种非理性色彩愈来愈浓的形而上学的道德命令。

在西方，由于理性的根源不在人身上，因此人们必须超越自身去探索宇宙理性的秘密。

宇宙理性是无限的，而人的理性则是有限的，面对无限和有限的鸿沟，人们就是为自己锻造一种获取真理的理性工具。

这样一来，西方世界的理性就发生了分裂。

具有目的理念的理性被淹没在非理性而又全知全能的上帝概念之中，作为认识工具的理性则成了外在的手段。

西方中世纪的黑暗把理性降低到次要的婢女的地位。

（3）当中国古代的理性从人伦走向天理实现他的辩证过程时，西方的理性却从天理下降到人的供用性理智，从而完成了同样但方向相反的辩证法。

在中国，由于价值或道德理性独占了理性的牌位，因此人的解放是以控诉“理”开始的。

对于宋明理学来说，只有仁义礼智的天理才是“理”，认识活动的能力并非属于理的范畴。

对于西方的知识分子甚至于神学家而言，作为天理的上帝是理性不能理解的，理性作为人们有限的认识工具只能处理功效之事。

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的命题，确立了个人主体，标志着理性摆脱了希腊“宇宙理性”的束缚，成了个人理性。

后来，更激进的哲学家，则干脆把“上帝”和“灵魂”斥责为违背理性的迷信，从而宣布了理性的胜利。

因此，西方“人的解放”是高擎着理性的旗帜而进行的。

理性的进步就是宗教的衰退，理性的拓展就意味着宗教的式微。

因此伴随着理性思想权威地位的确立及其理性思想由潜在转化为经验现实，人类的理性替代了上帝的神性，理性审判代替了宗教的审判。

在近代的中国先驱者们才认识到科学技术或认识理性的作用，但却不能完整的理解理性，而是把现代科学技术为代表的理性仅仅视为一种单纯的工具。

在中国变化了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开始把宋明理学的理与知的二元论转化为人精神与科技理性的二元对立。

近代由于科技落伍而备受欺辱的中国人，总是把科技理性视为一种没有灵魂的工具。

科学认识又获得了“理”的头衔，但却并未获得内在理念的尊贵。

科学知识只被视为实现某种目的的外在工具，而没有把它看成整体理性的一部分。

二．近代的理性观
按照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的看法，理性在近代被分裂了，一方面是以笛卡尔为代表的主观主义理性，另一方面则是伽利略为标志的客观主义理性。

事实上，近现代理性主义的抽象性多是以笛卡尔为出发点的。

无论是笛卡尔还是洛克，他们
任旧承认上帝至高无上的地位。

面对上帝，人的理性仍然具有有限的特征。

可是到了以狄德罗、拉美特利和赫尔巴特为代表的法国唯物主义者那儿，理性的权威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理性成了新的上帝。

当然，与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理性相比较，德国哲学家们的理性具有不同的抽象性质。

法国理性是一种超历史的抽象，德国是一种超现实的抽象。

这似乎又回到了古代宇宙理性的范畴，但德国哲学家们强调只有通过自我主体理性的辩证发展过程，本体理性才能得以实现。

法国的启蒙理性是对社会现实的直截了当的批判，德国理性则表现为内在意识，是对社会现实的间接批判，它是思辨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法国是批判的理性，德国是理性的批判。

因此德国理性把所有的现实问题都理论化。

在资产阶级的“理性”意识形态背景下，最初的那些反映尚未成熟的无产阶级的理想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也没有克服那个时代理性的局限性。

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理性的形而上学的抽象理解，在程度上一点也不亚于18世纪的资产阶级思想家。

马克主义对历史上所有的理性主义特别是近代理性主义的各种体系进行了批判和扬弃，否定了它们对理性的形而上学抽象理解，继承了它们所孕育的所有积极成果。

马克思对自然和社会历史都取科学和理性的态度，但他不认为自己创立的是一种理性主义哲学。

三．现代西方的理性观
至19世纪以来，理性受到非理性思潮的一次次批判，迫使理性被进行了新的改造和界定。

在理性重建的过程中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理性到合理性。

马克斯*韦伯和法兰克福学派是这种理性观的代表。

理性从神秘的绝对的地位走向了相对的平常的面目。

韦伯提出了“价值理性”的概念，要人们在当代合理化的活动中，不要只顾忌经济效益，更应聆听道德良心的呼声。

可是，这并没有康德实践理性或道德律令的抽象性质。

自韦伯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等人也对理性进行了反思。

哈贝马斯更进一步提出“交往行为”理论，以便调解功能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冲突。

他指出：“行为的理性化不仅对生产力有效，而且对规范结构也独立的发生效用。

”但哈贝马斯仍然没有克服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分裂。

第二，从理性理性到工具理性。

以罗素、早期的维特根斯坦和卡尔纳普为代表的现代实证主义者认为，近代以来的理性之所以陷入困境，就在于它过分的张扬浸入了不属于它可以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理性之所以从一种革命性的力量成了权力和否定性话语的源泉，成了约束人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东西，其原因是理性被当成了永恒正确的生活理想。

实际上只有工具理性，目的理性是根本不存在的。

如果说韦伯所代表的合理性理性还是想弥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鸿沟的话，那么现代实证主义者则干脆认可了二者之间的分裂。

第三，从独断理性到批判理性。

近代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理性的能力被看成是绝对真理的保证。

从笛卡尔到莱布尼兹都认为理性真理是普遍有效的绝对真理，而经验知识只具有相对的性质。

康德首先对这种独断论的理性进行了反思，他认为在运用理性之前应当对理性能力的性质、适用范围和界限进行批判性考察，以免误用理性。

可是康德仍旧把知性范畴当成静态的和普遍真理的根源。

当代科学哲学家波普尔重新竖起了“批判理性主义”旗帜，认为理性是一种怀疑和批判的能力。

波普尔断定，理性推动人们不断地探索真理的新边疆。

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克服了形而上学的绝对理性的概念，的确有积极的意义，但他只关注理性的否定性力量，没有考虑理性自身的建设性因素，只是把理性视为一种探索和猜测的工具。

这显然不是一种全面的理性观。

第四，从先验理性到实践理性。

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下，再加上现代西方“反形而上学”的浪潮，原来作为先验本质的理性已经被许多人摒弃。

某些人利用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重新解释理性的内涵。

加拿大哲学泰勒指出：尽管不存在天赋同一的先验普遍理性，但人们可以在共同的活动和交往中形成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时代特征的“实践理性”。

麦金太尔也否认有自我的理性本质结构的存在，认定个人或自我的理解同一性无非是社会关联和历史故事的一部分。

但是泰勒和麦金太尔的理性具有两个致命弱点。

一是它缺乏普遍性。

二是它的保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