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政治史研究的一种新路径—— 读《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

第34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2年11月 Vol.34 No.6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Nov.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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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2-04-25

作者简介：李新艳（1980-），女，河北沧州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为中共近代现史。 -57-

探索政治史研究的一种新路径

—— 读《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

李新艳

（河北大学 马列教研部，河北 保定 071002）

摘 要：费约翰的《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一书，以其独到的视角，抓住了“唤醒”中国这个主题，采用多种角度来审视中国的民族主义革命，展现了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觉醒的各个方面，揭示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使人们对于近代中国的革命有了一个新的认知，探索了政治史研究的一种新路径。

关键词：唤醒；国民革命；政治文化 中图分类号： K 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2)06-0057-04

A New Path to Study Political History

—— An Impression from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LI Xin-yan

（Department of Marxism-Leninism Teaching and Studying,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

Abstract: John Fitzgerald’s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 with its unique perspective, focus on how to “wake up” China, using a variety of perspectives to look at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which show the aspects of social arousal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It reveals some deep-seated problems which give people a new cognition of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 and it explores a new path to study political history

Key Words: awakening;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political culture

对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进程而言，中华民族从沉睡中被唤醒过来。在这个过程中，由西方传入的“启蒙”“、“觉悟”等观念，转变成一种中华民族觉醒的话语。由此，一场民族导向的文化运动，从“自发的”自我觉醒观念，发展为一场以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为目标的运动。但“觉醒”这个概念在中国曾经有过什么含义，被谁以及针对谁而使用，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而言究竟有什么影响，却鲜有人论述。费约翰教授的《唤醒中国——

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①

一书，则在这个问题

上进行了一次历史的跋涉，把中国的觉醒置于近代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加以论述，探讨了一段隐喻的历史，即“唤醒政治”是如何在一场群众运动中逐渐变得体制化。

一

在英语中，“awakening ”一词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介于及物与不及物之间。这样，“awakening ”也就具有两个意思，即自动的觉醒与被唤醒。费约翰正是通过一种觉醒含义向另一种觉醒含义的转变研究，考察了民族觉醒怎样从一种不成熟的冲动演变为一种鲜明的纪律化的群众政治风格，并被置于高度纪律化的训导型国家的监管之下。

“唤醒”在当时中国社会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词汇，遍及于当时的日记、自传、艺术、文学、伦理、教育、历史、考古、科学、医学、地理学、人种学等之中。在回答为何“唤醒”一词如此普遍存在于现代中国民族主义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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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这个问题上，费著的“叙事结构拒绝以传统叙事方法为模本，而是开辟了近代中国历史新的分析途径”，着力于从多重隐喻中解决“历史难题”[1]。作者对全书结构作了如下安排：第一章，文化史；第二章，道德规范；第三章，人种学；第四章，治国策；第五章，政治制度建构；第六章，纪律；第七章，组织；最后，语言。而“唤醒”这一主题把这些分散的领域连接在一起，并使各个部分环环相扣，层层深入，展现了从“自发的”自我觉醒，到“马基雅维利式的”民族唤醒过程中的一个个清晰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觉醒的主题变得越来越狭窄，觉醒一词的使用领域也越来越窄。

作者在文中首先对觉醒与被觉醒的关系展开讨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带来的觉醒，不仅指向民族，也指向个人的独立和自我实现，是启蒙、进步和科学等普遍理想的觉醒。关于拿破仑对中国觉醒的预告，作者认为并不真实，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人需要将自己重新组织成为一个民族，并为自己心目中的拿破仑留出位置。这个传说展示的是中国对拿破仑式人物的呼唤，这一形象也弥合了唤醒者与被唤醒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列宁及其政党组织方式和领导方式的到来，又取代了拿破仑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中国需要寻找自己的列宁。孙中山形象的塑造，可以说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关系。国民革命在军事斗争的同时，也进行着政治竞争，就是制作和占有中华民族的新偶像，孙中山的名字最终成功地与中华民族的认同连接在一起。

由普遍的“我”的觉醒，转向特定的“我”的觉醒，也就是新的民族认同形式的出现，需要通过伦理的功能来解决。中国社会内部的众多差异，伦理可以起到沟通、整合的作用。只有当伦理道德与治国策略结合起来的时候，个人的觉醒才会与民族的觉醒相汇合。从康有为的自我觉醒到国民革命时期民众的觉醒，勾画出一个伦理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轮廓。但康有为的大同世界构建是不可能实现的，民族最终被选择作为理性的社会单位。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均向此方向努力，中国需要发展出一种“民族主义”的伦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个人的觉醒逐渐与民族的认同联系在一起，个人的独立、自由成为民族独立与自由的原型。这期间，五四新文学也通过探索束缚、解放和浪漫之爱等主题，帮助塑造了觉醒的民族。这种自我觉醒和浪漫主义的写作方式在国民革命中得到发扬，被应用于民族服务之中，浪漫之爱和革命的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

民族认同的建构完成，随之而来的是民族国家形式的选择。到底是应该选择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还是选择联邦制，孙中山与陈炯明存在分歧。孙中山想建立的是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民族自主的梦想，而在陈炯明的心目中，地方自治具有很高的地位。双方的这种冲突最终发展为扩张中的中央集权国家与地方精英的竞争，在公共纪念物、艺术、文学、语言等领域，民族主义者对其抵制势力展开了进攻。在这个过程中，“封建”一词获得新的含义，与倒退、家长制、迷信等联系起来，这就使得此后的非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模式被排除出民族主义运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框架开始建立。孙中山的中央集权理想击败了被冠以“封建”之名的陈炯明的地方自治理想。

中央集权的国家形式解决后，孙中山面对的是政治体制的选择，那就是中国究竟应该选择自由主义政体还是集权的党治国家形式。国民党与自由主义有着很深的渊源，孙中山本人就曾为此而奋斗。但屡次的失败，使得孙中山开始转向集权式的政治理想。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改组国民党要求党员忠于自己，1922年在修改党章时又提出训政的主张，这均是他的一些尝试。孙中山的主张遭到国民党内一些元老的反对，他们试图对此进行抵制。但孙中山对集权制的企盼难以更改，共产党和俄国也支持他这种思想，希望他进行大众宣传。于是，孙中山开始将目光转向党治问题，对国民党进行改组。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通过了一党建国的纲领。由此，一个纪律性的高度集权的政党，取代了不受约束的自由主义政体。国民党的权威得到确立，代表国民党就意味着代表国家。而这也是其他政治派别与国民党在自由主义框架内合作的终结，国家内部不再需要互相竞争的政党，党治国家的推行也不再允许其他政治派别的声音存在。

党治国家的确立，意味着对国民党党内纪律的强化。孙中山在世时，政党、国家和民族统一曾经物化为他自己。但随着他的去世，“卡里斯玛”型的领导逐渐让位于官僚纪律。孙中山的逝世，使得国民党内原先压制的矛盾日益严重，国民党需要一个单一的、一致的声音来说话，以便维护党治国家的权威，使国家成为一个整体。这种情况使得国民党宣传部意识到自己责任的重大，实现“宣传和意见的统一”成为宣传部的首要职能。正是这个时期，毛泽东出任宣传部部长（代理），他制定了一套制度和纪律来加强党内的宣传，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由此，国民党成为一个测试纪律的实验室，这些程序首先实施在广东人身上，并最终推向全国，力图使每一个国民党控制下的人民都成为国民党中国的觉醒公民。

从本书的内容可以看出，作者通过对“大同”普遍秩序的描述，发展为一个单一民族群体的觉悟，从一个民族的理想，转到一个统一国家的理念，再转到一个政党的理想，最后从一个政党的理想，转到先觉的领导者单一的、绝对的声音出现。在这个过程中，唤醒的形式、内容、范围逐渐发生转变，唤醒政治的焦点逐步变得越来越狭窄。

二

本书可以说是一部独具特色的著作，作者采用多种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