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空间与意象性叙事

时间、空间与意象性叙事

——重读张爱玲

李长中

一、现代知识分子的时间意识及其文学表述

1，中国现代社会文化思潮中的时间意识。自19世纪末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传入中国，被“先进的中国人”作为观察社会、反对封建专制和外国列强的思想武器。曾有人说，“《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

所以，先有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后有胡适所说：“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以吾所见言之，有三术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归纳的理论，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观念”。胡适还特别强调在形成文学革命思想时，“影响我个人最大的，就是我平常所说的‘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这个观念是我的文学革命论的基本理论”。胡适的“文学革命论”

的基本理论就是文学的进化论。以“进化”论之。与“进化”相对立的“老人”，便被赋予诸多负面和否定性的文化内涵，成为现代性主体的“他者”，与“青年”成为对立的范畴，自此成为现代中国一个独特的文化景观，也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主要表征。

在这里，“老人”作为现代性的“反证”：一指老人作为现代性叙述的反面例证。中国现代文学常常呈现为一种有浓厚青年色彩的文学，从晚清的“新民”到“五四”的“新青年”乃至以后的创作，作家往往将“同情和助力”“放在更年轻的一代人的身上” 。老人承载着专制、腐朽、落后、守旧、愚昧等诸多负面含义。二指从现代文化、现代文学对老人的想象，老人作为现代性主体的“他者”，与青年成为对立范畴。形塑出20世纪文学的反封建主题；老人作为家长制与传统文化的象征几乎天然地成为一种社会进步／进化的障碍。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讴歌：“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

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疑是指老人）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冰心的《斯人独憔悴》是最早通过父子冲突展示老一代对年轻一代压制的文本。颖石、颖铭兄弟被官僚父亲化卿先生“禁闭”在封建家庭的“幽灵塔”中，毫无反抗之力。

孙俍工《家风》中的祖老太太以五十余年的孤苦守节获得大总统赐题的匾额，要孙辈继承“家风”，可是年轻的孙子孙女却要求打破礼教，主张自由恋爱。洪灵菲《流亡》中的沈之菲感觉他的家庭是“坟墓”，“父母的思想和时代隔绝，确有点像墓中的枯骨”。以“枯骨”指代父母辈；《家》中的高老太爷以自己的权力阻断了青年对美好未来的召唤；周朴园（《雷雨》）悲剧的内涵已表明他作为封建专制代表的不合理性、腐朽性；吴老太爷（《子夜》）一到上海便被五光十色的“现代”喧嚣刺激而中风，象征性地标志了老一代退出历史舞台的无可挽回；“老马”（《二马》）“是一点不含糊的‘老’民族里的一个‘老’分子”，他死抱着陈腐的规矩和一文不值的面子，麻木不仁，不思变革。《咆哮的土地》中的李敬斋、茅盾“农村三部曲”中的老通宝等习惯忍从，与青年的进步、革命、顺应潮流对比，老人们落后、颟顸、愚顽的类型化特征被强化。其他诸如老栓、老包、老马、老通宝等以“老”呼之的形象，成为国民劣根性的注解符号。

2，张爱玲的时间意识及其小说创作

尽管成长于现代中国进化论的文化土壤之中，但张爱玲却不相信进化论，传统因袭的重量及其自身遭际，成就了张爱玲的日常生活情节。张爱玲曾说，她四岁起便有了怀疑一切的眼光。家族的败落，再继之以家庭的破裂，无疑使她染上一种深沉的孤独感和被遗弃感，清醒的失落感和没落感，导致了她对人性的悲观，对历史文明发展的悲观。张爱玲在《流言》里说过: “ 这个世界什么东西都靠不住, 一捏便粉碎了。她还说，“人是生活在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被抛弃了。为了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自己的文章》她不相信时代的发展能够根本改变每个人的命运，时代只是造就个别人或某个群体或英雄或悲剧的命运，对于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则难以撼动。所以，她不追求人生张扬的一面，而是关注人生沉稳的一面。

《传奇》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山河图书公司1946年增订初版

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的封面是她的好友炎樱设计的：一张晚清的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正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这幅画很能说明张爱玲的小说创作的命意和其时代特质。其次，画中那破窗而入的现代人正预示着现代文明对封闭的传统生活方式的介入。在现代思潮的冲击下，过去那种迂缓、安静的生活节奏一步步受到威胁和破坏。而这种快节奏的现代社会的来临，对于仍妄想留连于过去社会的人们来说，无疑是十分残酷的。

在《中国人的宗教》中,张爱玲说:“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为人一年年活下去,

并不走到哪里去;人类一代一代下去,也并不走到哪里去。那么,活着有什么意义呢? 不管有意义没有,反正是活着的。我们怎样处置自己,并没多大关系,但是活得好一点是快乐的,所以为了自己的享受,还是守规矩的好。在那之外,就小心地留下了空白———并非懵腾地骚动着神秘的可能性的白雾,而是一切思想悬崖勒马的绝对

停止,有如中国画上部严厉的空白———不可少的空白,没有它,图画便失去了均衡。不论在艺术里还是在人生里,最难得的就是知道什么时候应当歇手。中国人最引以为自傲的就是这种约束的美。”对传统、对过去的依恋成了张爱玲叙事的基本动力。反映在她的文本里就是对线性时间进化论的抵制。在《自己的文章》中,

她将“人生飞扬的一面”和“人生安稳的一面”作了鲜明的比照:“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带有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这种时间意识成为她一再在文章中张扬的主题。

她的《连环套》，题目本身就是对她的时间意识的绝妙隐喻。“连环套”是由“连环”和“套”组成。“连环”为一个套一个的一串环，喻一个接着一个互相关联,没有时间的区别和差异。曹七巧三十年来的故事都是在一个“昏暗暗的，永远是下午”的姜公馆里倾情演绎。她在文明的衰朽、时代的梦魇中意识到抗拒不可逆转的、线性的时间的某种可能性，即返回到‘过去’，以”过去”来对抗“现在”。在《五四遗事》中：罗先生在五四曾那么勇敢、热烈地追求自由婚恋，为了与心仪的新女性范小姐结成眷属，不惜与夫人打10年艰苦卓绝的离婚大战，然而没过多久，他便褪尽了理想的光芒，重蹈起传统的覆辙，不仅接回曾经离掉的前妻，而且又加上了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