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评刘知几的史学思想

试评刘知幾的史学思想

10级历史学杨建 10202041

摘要：刘知幾（661—721），字子玄，唐徐州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是唐朝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史通》是他私下整理历年所写的札记而撰成的著作。刘知幾一生著述颇丰，但大都失传，只有《史通》流传至今。《史通》是刘知幾的史学理论著作，集中体现了他的史学理论成就。书中对各种史书体裁、体例等都有详尽的论述，反映了他的历史撰学理论及思想。

关键词：刘知幾；史通；史学思想

刘知几生活在武后、玄宗时代，供职史馆多年，虽然自身才气勃发，却因为官职卑微，修史时处处仰承监修旨意，郁郁不得志，因而后来退出使馆，私自编撰了一部史书《史通》。这部史书与唐代以前的作品有所不同，即他并非描写某一时代的人物史实，而是对之前的各种史学作品作出评论，是我国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这可以说是时代的需要，因为此时正处唐朝全盛时期，此前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中国产生了数量庞大的史学作品，时代的发展需要对此做出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因此《史通》应运而生。由于刘知几除《史通》以外的各种作品都已流失了，因此，要想研究刘知几的史学思想，只能从《史通》和新旧《唐书》去寻找材料。但是新旧《唐书》成书于后代，因此《史通》更能直接客观的反映出他的史学思想。

一、刘知幾史学思想中的进步性

（一）历史观方面的进步性

1、敢于对过去的圣贤经传提出怀疑批判，具有一定的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史通》的《疑古》和《惑经》中。《疑古》指出《尚书》有十条疑事。如认为《尚书》的尧舜禅让说不符合实际及他为商纣王翻案等等。在《惑经》中，刘知幾敢于对孔子的《春秋》提出十二条“所未谕”的问题，指出对孔子存在着五种“虚美”现象。这些都表现出了他敢于批判的史学思想。

2、反对天命论。司马迁在《史记.魏世家》中说：“说着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亨之佐，曷亦乎？”对此，刘知幾批判道：“夫论成败者，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刘知幾的“当以人事为主”论兴灭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

（二）历史编纂理论方面的进步性

1、关于历史编纂的目的和作用，刘知幾说“盖史之为用，记功司过彰善惩恶，得

失一朝，荣辱千载”；“史之为务，申以为戒，树之风声”。总的来说，是要“劝善惩恶”，“激扬名教”。刘知幾在这方面的理论比理论的创始者孔子要完善彻底。

2、关于编纂内容，刘知幾主张在以往史书“五志”的基础上“广以三科”，增加“三志”。“五志”即荀悦提出的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这里只有“劝善”而无“惩恶”的内容，为此，刘知幾主张“广以三科”，即“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恶，三曰旌怪异”。所谓“三志”，“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这可以是说写地方志的建议。

3、关于编纂体例方面，刘知幾有“六家”、“二体”之说。主张断代的编年与纪传二体并不相悖。即所谓“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在断代的编年体史书方面，刘知幾则推崇《左传》，认为“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根据上述观点，宋人郑樵说刘知幾“尊班而抑马”。而两汉、魏晋以来，史家盛誉左丘明而深抑司马迁几乎成为风尚，刘知幾“尊班抑马”论只是理论性的总结。

二、“史才三长”说的提出

刘知幾关于史学家素养的“史才三长”理论，即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应该具备三种才能，史才、史学、史识。这是刘知几对中国以往史学优点的深刻总结，对日后史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1、史才，是指一个史学家必备的能力，包括掌握和运用文献史料的能力，运用体裁体例的能力，进行文字表述的能力。简略言之，既是一个史学家必须学会博采史料，集腋成裘，这是史书编著的基础；同时他还必须学会恰当的运用题材体例，善于剪裁纷繁复杂的史料，以使史书条理分明，便于读者去了解当时的史实；最后，一个史学家还必须善于进行文字表述，原则是真实（秉笔直书）和简洁。

2、史学，是指一个史学家必须具备丰富的学问，因为史书编撰的基础是史料，因此史学家最重要的学问就是鉴别史料的真伪。这种鉴别要求将一些夸大不实或者根本就是虚构的史料剔除，否则就会影响作品整体的真实性。

3、史识，是指一个史学家的历史见识，对历史的分析评价能力，这是刘知几认为的史学家最重要的素养。史学家作为人，总是会将自己的主观观点或多或少的加入作品中去，而史实本身却是客观的。因此刘知几要求一个史学家应该“兼善”、“忘私”，“兼善”是指博采各家之所长，不要厚此薄彼；“忘私”是指排除自己的主观看法，抛弃个人好恶，完全根据客观事实描述。

“史学三长”论是刘知几《史通》提出的关于史学的重要观点，在中国史学史上具

有重大意义。后世的史家们，都力求达到他所说的这三点。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小觑。

三、刘知幾思想中的局限性

1、对怪、力、乱、神取“若存若亡”的态度。刘知幾说：“怪、力、乱、神，宣尼不语；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圣人于其间，若存若亡而已。”这不仅仅说的圣人，也是刘知幾自己的态度。

2、主张天人感应说。《史通•五行志错误》指出班固《汉书•五行志》的所谓错误，实际上反映了他严重的天人感应思想。如他批评《汉书•五行志》“多叙其灾而不言其应”就是如此。又如《史书•通志》中说：“至如荧惑退舍，宋公延龄；中台告圻，晋相速祸；星集颖川而贤人聚；月犯少而处士亡；如斯之类，志之可也。”

3、迷信灾祥福瑞。在刘知幾看来，“夫灾祥之作，从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诬也”。因此，他竭力主张要在史书中详细记载灾祥福瑞现象。《史通•书事》中说“幽明感应祸福萌兆则书之”。

4、轻视人民群众。刘知幾认为，“民者冥也，冥然无知”；说“陈胜起自群盗”，“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认为司马迁称之为“世家”是“名实无准”。

四、总述

综上所述，刘知幾史学思想有相当的进步性，对后世影响既深且远，应给予充分的肯定。同时，也要看到刘知幾毕竟是一个封建的史学理论家，其史学批评目的在于使史学更好地维护封建纲常名教，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服务。他所谓的“劝善惩恶”，就是劝遵循“三纲五常”之善，惩违抗“三纲五常”之恶，而他主张的“直书”、“实录”也主要是对于“贼臣逆子”而言。总的来说，刘知幾这样杰出的史学批评家，在思想上和著作上都不可能完全不带着时代的印记。

参考文献:

[1]宋衍申.《中国史学史纲要》.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