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文化之争的背后

中韩文化之争的背后

韩国新近提出，将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暖炕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再次引发了中韩舆论的争议。过去多年来，围绕多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韩国和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民众打了不少口水官司。中国人虽然从未将暖炕（中国称之为火炕）技术当作一回事，但当韩国媒体想当然地将中国作为暖炕申遗的主要对手时，立即触动了其敏感的民族主义神经，抗议之余希望政府有关部门也将火炕列入申报计划，与韩国一争高低。不过，中国官方有关部门的反应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已经申报成功的文化遗产居世界之首，而且中国申报文化遗产有自己的程序，须经专家论证选择项目，所以暂不会考虑将火炕技术申报非遗。

分析中韩两国在此问题上的心态和动机，是很有趣的一件事。韩国政府部门要把暖炕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说明它打心眼里认为暖炕是其传统文化的重要遗存，亟需予以保护，以使之得到更好的传承。而韩国媒体在报道此事时立即联想到中国也将地热采暖视为自有技术，可能成为其主要障碍，因此产生紧迫感，建议政府部门加快申报进度。考虑到以往中韩在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问题上的争吵，韩国媒体的这种引申应在合理范畴之内。

比较而言，中国朝野就此产生分歧，暴露了不少深层次问题。

从民众的角度来说，敦促政府申遗的出发点和动力，是因应韩国的“挑战”，其内在的心理意蕴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它们关注的是中国地大物博，非遗众多，申报需要程序。无论民众还是政府，都没有从文化本身来看这个问题，或者没有主要从文化的角度来决定自己的想法。

在他们眼里，火炕技术本身的文化价值并不重要，要紧的是与韩国展开竞争，或者遵守既定的程序。中国传统文化要么是国际竞争的工具，要么沦为程序主义的牺牲品。究其实质，他们都对文化缺乏基本的尊重和敬仰情怀，都没有认识到文化以其自身的存在和价值而非任何外在附加物，在亘古历史长夜中闪耀着光芒，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是历史赋予当代人的使命和责任。

中国人文化意识的淡薄，同样体现于中国那些热衷于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者。公众早就指出，人们争相将自己属地的文化遗存向国家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主要目的是从功利主义出发，希望借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牌影响力，发展本地区的旅游产业，为地方官员政绩和经济增长服务。本着这一原则精神，不少地方对传统文化抱着“古为今用”的态度，对它们进行“为我所需”的改造，将传统文化保护变成对传统文化的任意篡改，使之变得面目全非，失去了传统文化保护的题旨。

由是可知，中国人在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上，存在急功近利的思想，文化的内在价值，

文化遗存的保护、弘扬和传承，都没有摆到应有的位臵。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国人则拥有非常自觉的传统文化保护意识、竞争意识和传播意识，文化归属感和优越感强烈，深透到民族精神的深处。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两会期间谈到，韩剧之所以“走在咱们前头”，是因为其“内核和灵魂，恰恰是传统文化的升华。”

他的观点虽然不能概括韩剧的全部优点，然而至少精准地指出了韩国人注重在影视作品中融入传统文化基因，展示传统文化自信，并致力于传播和推广传统文化的特点。

作为“韩流”文化的主要承载者之一，韩剧充当了重要角色。在韩国古装剧中，令人印象的是对古代韩国文化的尊崇、描述和展现。如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大长今》一剧，对朝鲜的传统饮食文化进行了精描细画，并将它融入了动人的历史人物和故事的演绎之中，获得了生动传神、润物无声的传播效应，随着该剧的热播及在海外的广泛流行，韩国文化在各国深入人心，无形中提升了国家的品牌形象。像大长今这样的韩剧为数不少，《商道》、《李算》、《医道》、《马医》、《大风水》等都从某个具体的文化现象展开剧情，而在现代剧中，浓郁的家庭观念和传统文化精神则是其主要文化背景。

反观中国，虽然号称拥有数千年文明史，但在各种影视剧中不仅不能客观描述古代文化，反而竭力虚构之，使之变得不伦不

类。此举对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

韩流风靡全世界，韩国传统文化保护、传播和传承走在中国前面，不是没有原因的。其中，政府和民众对文化保护高度契合，形成全民参与、官方支持的有利格局，是重要因素。韩国从政府到民众，对传统文化遗存的保护、弘扬和传承的意识，都高度自觉，且在保护和传播的过程中，注重保留文化遗存的原汁原味，仅在有限的范围内，根据时代要求进行适度创新。

比如，“江陵端午祭”是韩国江陵保有的一项传统非物质文化遗存，与中国的端午节同宗同源，但它却成功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在祭仪、演戏和游艺等方面保存了传统风貌，同时积极开拓新的生长点，但不是生搬硬套地将现代文化植入其中，而是从其原体上进行新的提炼、整合，使传统升华，并富有时代风貌。他们在端午的集市中发现了“江陵人的共同体礼仪”，增强参与民众的集体归属感；通过强化活动的神圣性，给民众带来参与的自豪感；在广泛传播之中，为民众带来荣誉感体验等，都是基于传统适度创新的体现。

韩国政府建立了法制化、体系化和制度化的传统文化保护机制。早在1962年，韩国政府就颁布了《韩国文化财保护法》（文化财即类同汉语之文化遗产），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直到1981年才开始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定，1983年才制定相关政策规定，对韩国经验多有借鉴；多年来形成了以“文化财委员会”

为核心、以文化观光部下属的文化财厅为行政管理架构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在事件中不断摸索实行了文化遗产保存记录和传授教育制度、无形文化遗产海外传播制度、文化遗产标准化、竞争性、动态性和针对性认证制度等一系列制度。韩国政府官员不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或者发表一些走过场、空洞无物的讲话，而是深入到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播的具体环节之中，参与互动，与民众和游客打成一片。

不仅政府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各种社会组织、学者和普通民众也乐于参与其中。生活在当代的韩国人也十分热衷于融进非物质文化遗存的活动过程中，在远离尘嚣中得到超脱的体验，丰富了其人生内容。韩国各类文化遗产的发现、申报、推广过程中，民俗学者都表现十分活跃，而在每年的传统活动中，都有民俗学者的积极介入。例如，20世纪60年代初期，韩国民俗学会前会长、中央大学教授任东权先生首次发现了“江陵端午祭”，此后他积极研究并向政府申报了此项目，引起政府重视，将其列为国家重点文物，直到成功获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各博物馆所要展示的内容也都会充分听取民俗学家的意见。

从更深层次看，韩国人对非物质文化遗存活动的热衷，是富有文化底气和文化自信，乃至文化优越感的表现。众所周知，韩国是发达的“西方国家”之一，西方文明深深地浸润在现代韩国的骨髓之中，然而却并未割裂现代和传统的关系、影响甚至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