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三次重大的政治体制变革

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三次重大的政治体制变革

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将古老的中国强行轰出了中世纪的大门。由此，中国开始了步履艰难的近代化历程。如果把鸦片战争时期的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思想家、政治家们的改革呼声，作为近代中国改革的滥觞的话，那么，整个近代中国历史上先后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次是19 世纪60 年代初的总理衙门之设。总理衙门是清政府遭到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双重打击下，应西方列强的要求而被迫设立的，因此本身蒙着一层耻辱的阴影。对清政府来讲，总理衙门的设立是一种无奈；但就政治运行机制和效率而言，总理衙门的设立则是对冗滞衰迈的晚清政府老衙门进行的一次历史性的改革，使中国统治机构迈出了趋向近代化的重要一步，并给衰朽的晚清政府注入了一些新鲜的活力，其作用和影响不可低估。第二次是19 世纪末戊戌变法期间的政治体制改革。此次改革是在甲午战争后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下，光绪皇帝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知识分子策划进行的，虽然如昙花一现般随着戊戌维新的失败而夭折，却在中国社会近代化过程中留下了辉煌的一页，为清末新政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基础。[1]第三次是20 世纪初清末新政中的政治体制改革。清王朝经过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慈禧太后于颠沛流离中在西安宣布实行变法，从此开始了晚清最后十年的所谓“新政”时期。此次新政，清王朝扮演了被他们扼杀的戊戌维新派的“遗嘱执行人”的角色，这既体现了历史的发展规律，又不能不说是历史的一种讽刺和悲剧。总之，这几次改革虽未能最终挽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的统治，但以其开创性意义成为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近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尽管历经曲折，但总的趋势是从传统的封建专制政体向民主、开放的政体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改革最终能否真正取得成功,还在于统治集团能否顺应变革的要求，容纳新兴阶层切实参与新政权，以加强其统治基础。而历史事实表明，满清王朝实行的改革，非但没有加强其权力基础,相反不断向皇族倾斜和集中，这就导致一个怪圈，使其既不能回归到传统专制政治秩序中去，又无力引导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应付近代化改革中出现的种种新问题和矛盾，并且使矛盾愈演愈烈，结果只能是统治进退维谷，步履艰难，最终被由改革所引发的各种合力的总汇——革命所推翻。

反观近代中国政治体制的近代化历程，许多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汲取:

第一，在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处于改革前沿，掌握权力核心的政治领导人

物和领导集团的主导意识、能力、素质及改革具体运作中所采取的策略、方法、

手段等，直接决定着改革的成败。比如,中日两国近代化从表面现象看有着诸多

相似之处，时间上相近，历史背景相似，改革的目标、措施雷同，但为何一成一

败?除了国际、国内因素外，两国领导人物和领导集团本身的差异是一很重要的

原因。[2]

第二，民族涉外文化心理，是改革进程中不容忽视的一种因素，它直接影响

着改革的进程和面貌。晚清政府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本身是在外力的压迫下进

行的，这是事实，但任何外来的冲击不论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只有通过中国内部

因素才能起作用。

第三，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而政治体制改革又是其间最为敏感

的部分，因此，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很好的处

理三者之间的关系，才有可能避免因改革而出现的社会不稳定和混乱现象。这就

要求改革必须依据具体国情，充分认识改革的社会承受力。

总之，考察近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历程可以看出，清王朝当政者对于改革充

满了被动和无奈。每当统治者还能控制政局时，他们就不情愿进行改革，到了时

机已过、迫不得已时，才匆匆地进行变革，只是改革愈迟，则包袱愈重，最终难

免丧失主动权，被革命的浪潮推翻。

参考文献：

[1] 梁严冰、刘蓉.总理衙门: 近代中国政治体制的第一次重大变革[J].人文杂

志.1998(1)

[2]梁严冰.近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启示[J].延安大学学报.2003(10):4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