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寺院教育对宋代书院教学的影响与启示

佛教寺院教育对宋代书院教学的影响与启示

佛教寺院教育发展到宋代,呈现出不断与儒学相融合的趋势,并且对宋代书院教学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使得书院形成独具特色的教学形式。在这种影响的背后,实际上是两种文化——佛教文化与儒家理学文化相互碰撞的结果。多元文化的融合对于我们今天教育思想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标签：寺院教育;宋代书院;教学影响;启示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到唐宋时期达到了顶峰,与此同时,佛教寺院教育在长期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可以说是一种在官方支持下的宗教教育。从中国教育史的发展历程看,佛教寺院教育对中国书院教育的形成与发展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书院兴盛的宋代,尤为突出。

书院的名称起源于唐代,唐朝皇室创设的“书院”,主要是指用围墙围起来的藏书、校书之所,到了宋代,书院的发展逐渐走向繁荣,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教育机构,并且在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与以往官学、私学的教学活动明显的差异性,如果要找其根源,它与佛教的寺院文化或者是禅林讲学制度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下面集中论述的书院的五个教学特点——研究型教学、开放型教学、自由型教学、美感型教学和融洽型教学中,一直贯穿着佛教寺院文化对宋代书院教学的影响轨迹,并且这种影响轨迹是深远而又潜移默化的。

一、书院将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形成研究型教学

隋唐时期结束了中国分裂混乱的局面,重新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帝国,伴随着佛教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佛教宗派也大量涌现,它吸收了汉代经学教育中师法、家法的经验,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宗派团体以及理论体系。各个宗派团体通过寺院教学制度,宣传本宗派的主张,每一个寺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某一宗派研究与宣传其佛学思想的阵地。这些佛教寺院所体现出的非常稳定的教学传法系统,为宋代书院教学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支撑。

书院本来就是官方与私人藏书治学的地方,后来逐渐发展为研究学说的机构。到了宋代,由于朝廷对佛道持保护与崇尚的态度,所以佛道有了很大的发展,这对儒家的思想产生了威胁。为了复兴儒家文化,摆脱儒学的这种困境,宋代理学家通过大力兴办教育来抗击佛老思想,以此推动书院后来进一步成为一个教学机构。书院的这种研究与教学相结合的特点,应该是其教学思想的一大特色和精华所在。书院的创建者往往都是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宿学鸿儒,他们一方面致力于自己的学派研究,建立自己学派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招收学徒,讲授他们的研究成果,并且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断的完善与促进其学派的理论体系,使得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比如在南宋时期,书院讲授的内容基本都是理学,白鹿洞书院就是朱熹宣传理学,与学生共同研究理学的重要阵地,在这里,学术研究成为了教学的基础,而书院的教学又将教学成果进一步的拓展,汇集朱熹毕生精

力的《四书集注》正是他在白鹿洞书院一边教学,一边研究完成的。

书院把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结合起来,宣传本学派的思想,把推动学派的发展作为教学的中心,这与佛教寺院教育中把寺院作为某一宗派研究其佛学思想的阵地,而不是一个松散的团体,是有一定联系的。儒家的教学为早期书院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一个雏形。而佛教寺院教育却是早间教育和后世书院教育之间的一个重要历史环节。[1]174

二、书院实行门户开放、兼容并蓄的教学形式,形成开放型教学

书院崇尚自由讲学,注重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交流与探讨,倡导并推行“讲会”制度,进而打破了师徒之间授业的地域限制,这些教学形式在佛教寺院教育中是长期存在的。下面集中从升堂讲说、不同学派共同讲学这两个方面来论述寺院教育对书院的这种开放式教学的影响。

(一)升堂讲说

在佛教寺院中,高僧讲经通常采用升堂讲说的形式,这种讲经形式在南朝梁武帝时期发展形成的,后来逐渐发展为禅林讲经的一个定式,这种讲学形式被后来的书院所采用。朱熹在白鹿洞书院也升堂主讲过《中庸首章》、《白鹿洞讲堂策问》等讲义。事实上,这种讲学是将很多学生放在一起进行的集体授学形式,宋代的理学家们运用这种教学形式的用意是:结合社会现实去探讨儒学的传统文化理念,以此来达到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目的。

(二)不同学派之间共同讲学,形成书院“讲会”制度

佛教寺院教育更多的是主张自己打上门去进行辩难,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学有成就的一些高僧就游学于四方,各寺院门户开放,形成自由讲学之风,这些特点在佛教教育中表现的非常充分,并且逐渐随着寺院制度的完善而趋于定式。寺院教学中存在着“普说”与“普茶”的讲学形式,“普说”不同于正式的讲经,人人都可以发表见解,类似于讨论研究;“普茶”由寺院住持宣布寺规,讨论平常出现的事情,类似于现在的茶话会。佛教寺院的这些讲学形式有力的补充了正式的讲经仪式,为宋代的书院形成门户开放的政策以及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

书院在宋代的发展中,更加注意去打破官学的自我封闭、呆板的教学特点,实行兼容并蓄的开放式教学,使得学生有机会去聆听来自不同学派大师的见解,以此来拓宽思路,并形成了书院极具特色的“讲会”制度。所谓“讲会”,通常是一位大师讲课,有一群学生去听,但是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简单师生教授形式,类似于现在的学术研讨会,提倡的是一种双向性的互动式教学,不去遵奉权威,鼓励师生之间通过交流和对话来达成共识。

比如淳熙二年(1175年)吕祖谦在江西信州主持的“鹅湖之会”,是有名的一次讲会,与会的有朱熹、陆九龄、陆九渊等,争论的双方为朱熹和二陆。朱熹认为应先打好学问的基础,然后再身体力行,以求人格的完善;二陆认为应先端正思想,而

后扩充知识。虽然讲会因各方相持不下而以无果告终,但是朱熹和陆九渊的争论,意味着理学和心学在这里的第一次交锋,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鹅湖之会开始的朱陆之争,构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公案,对后代儒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101书院所倡导这种的相互切磋、门户开放的教学方式受到了寺院禅林的影响,但是其形成与发展的讲会制度是宋代书院教育对中国古代教育史做出的特有贡献。

三、书院形成以自学为主导,质疑问难为特色的自由型教学

自由讲学是私学教育的传统,书院出现之后,成为了儒家学者自由讲学的基地。但是书院除受到传统儒学的影响外,佛教寺院教育中的自悟教学法,各个宗派之间的质疑问难精神对于书院的影响也是潜而默化的。

(一)寺院教育中的自悟教学法对书院读书法的影响

佛教中在讲经时很注意教学方法,以使受教育者能够更好的领悟其中的含义,使得一些深奥的道理变得通俗易懂。比如武则天时期,一位高僧释法藏为了使大众容易领悟佛经道理,利用直观的教学方法,在四面八方安置镜子,中设一佛像,用火把照明,光影互射,从而使学者懂得佛法无边之义,并且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使得武则天较为容易的理解了他的教义。[3]341佛教寺院教育善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讲解深奥的经义,在这个过程中,寺院教育很注意人在接受教义时的自我领悟和理解,这种自悟的教学方法源于佛教禅宗中强调的顿悟见性说,它对后来陆九渊的心性学说也有一定的影响。简而言之,寺院教育是通过直观的教学和受教者自我的领悟来达到理解经书的目的,这与宋代书院教学重视读书方法不无联系。

(二)寺院教育中质疑问难的教学法对书院的影响

佛教教学重视在讲堂上质疑问难,如设讲师与都讲两职,都讲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发难,由讲师回答,讲堂上,除都讲之外,座下学僧听众均可发问作难,这种质疑问难的教学方法,对宋代书院教学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朱熹主持的白鹿洞书院,师生之间相互切磋,相互质疑问难,后来朱熹的学生将师生质疑问难的言论记录编成了《朱子语录》,一直流传到现在。陆九渊在他的《语录》、《文集》中记录了书院师生大量的问难辩论言语,他说:“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4]214他也认为读书要敢于怀疑,不能盲目听信,只有独立去思考问题,学问才能有所长进。在书院的这种充满质疑精神的影响下,学生的学习并非被动的去接受,质疑的精神激励学生大胆发出不同的声音,最终使得学生殊途同归,塑造出完美的人格。

四、书院重视陶冶学生的心性,在美的环境中形成美感型教学

佛教寺院中的各种清规戒律对于书院的教学制度是有深远影响的。最值得指出的是朱熹的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是我国著名的学规。在学规中,朱熹集儒学经典语录于一体,提出了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明人伦”,以达到人人都自觉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