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民国时期的海派服装风格

盘点民国时期的海派服装风格
从基本形式上看，男女服饰均为30年代的延续。

但风格却愈加西化，海派时髦为全国效仿，海派西装与海派女装、裘革服装成为民国时期的时尚。

海派服装的源起
开埠之初，上海只有专做中式服装的苏广成衣铺。

随着外商沙船邮轮来沪日渐增多，黄浦江沿岸一带就有不少中式裁缝上船为洋人修补洋服，并在拆洗和修补的过程中逐渐学会了洋服的缝制技术。

当时，把这些拎着包裹和缝纫器具到外轮上兜揽加工洋服生意的人称作“拎包裁缝”或“落河师傅”。

由于加工洋服的收入十分可观，日积月累，拎包师傅们便攒下钱来，先后在四川北路一带开设了不少洋服店，专为外侨和洋行职员、富家子弟缝制洋服。

上海第一家有相当规模的洋服店，是开设在四川北路8号的“和昌洋服店”，它以承包租界工部局的制服而享誉沪上。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海派服装起源于四川北路。

中式服装与西式服装的裁缝流派
由于当时社会上大部分人仍以穿中式服装为主，因此为了区别起见，便把专做中装的苏广成衣铺称作“本帮裁缝”；把专为“红毛”（洋人）缝制洋服的称作“红帮裁缝”；此外，还有专做布类制服的“大帮裁缝”；统称“三帮”。

又由于洋服店是宁波商帮长期经营的传统行业，因此“红帮裁缝”中又以“奉帮裁缝”人数最众、技术最高、势力最大。

红帮裁缝
Tip: 中国最早的洋服店——荣昌祥呢绒洋服店
南京路上最早出现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洋服店，是1910年由奉化江口镇人王财运开设在西藏路拐角处（即市百一店现址）的“荣昌祥呢绒洋服店”，拥有8开间街面楼房。

铺面经营零剪呢绒和定制加工西服；二楼经营批发业务，内设工场，共有从业人员近百人，是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洋服店，全部资产达10万银元之巨。

名闻遐迩的上海“荣昌祥呢绒洋服店”
王财运的父亲王滨谟原系中式裁缝，后东渡日本学习洋服制作技艺。

王财运子承父业，他的门生也都是家乡子侄晚辈，后来，这些门生又各自自立门户，如王才兴、王和兴昆仲开设的“王兴昌”，王辅庆开设的“王顺泰”，王廉
芳开设的“裕昌祥”、王丰富、王丰来开设的“王荣康”，王士东开设的“汇利”等洋服店。

由于这些洋服店都开设在南京路，故当时商界有“南六大户”之称。

此外，王财运门生在闹市中衢其他路段开设的洋服店还有王继陶的“汇丰”，王正甫、王介甫的“洽昌祥”，王增表的“开林”等。

由此不难窥见“奉帮裁缝”对海派服装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

据当时出版的一本《甬光》初集记载，三十年代，奉帮在上海开设的洋服店多达90家，另有28家是经营女子时装的。

另据资料统计，1937年在今黄浦区的区域里，就有奉帮西服店35家。

上海“荣昌祥”创始人王才运海派服装的典范——培罗蒙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上海人穿西服的越来越多，西服店也就越开越多。

市场竞争的激烈，使西服的缝制质量相应提高，品种日益增多，风格趋于多样，有罗宋派、英美派、日本派、犹太派等，而海派西服则广泛吸取了各派特点，以全面讲究质量而博得消费者的青睐。

“培罗蒙”就是海派服装的典范。

昔日位于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培罗蒙西服店
“培罗蒙”创办于1934年，开设在南京西路284号，创始人许达昌始终把产品质量作为立店之本。

他以高薪聘请了从哈尔滨学艺归来的名师庄志龙、王阿福、鲍召海和沈雪海，业内称“四大名旦”，及方阿土、吴德才、阿阳、阿根“四小旦”。

对服装的缝制，他不求迅速，重在质量，缝制一套西服，工艺全过程不下60小时。

制作的服装无一不平、直、挺，成为独树一帜的海派西服。

培罗蒙创始人许达昌当年和大徒弟戴祖贻的合影
一般地说，当时南京路上各大西服店缝制的西服，面料高档，款式新颖，做工精细，工价也比较高，做一件西服往往要七工人工，行内称为“七工师傅”；四川路的西服店多数花五工人工，被称作“五工师傅”。

“王兴昌”使海派西服名扬四海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各西服店都有自己的看家绝活。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马裤呢中式大衣风靡上海滩。

尽管当时不少西服店都缝制马裤呢大衣，但以南京路“王兴昌”的产品最负盛名。

这是因为“王兴昌”选用了德国进口的优质“孔士牌”马裤呢作面料，并采用精细的制作，因此自然在消费者中口碑载道了。

由于名店和名师的代代相传，制作技艺日趋成熟和完善，使海派西服名扬四海。

上海女子时装开山祖师——赵春兰
上海女子时装业的兴起，稍迟于男子西服业。

它的创始人当推上海浦东川沙县赵家宅的赵春兰。

他从小继承父业，学习本帮裁缝。

1848年，他23岁时，在一基督教牧师家做裁缝，才开始接触到女式洋服，并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后来，他随牧师去英国学艺三载，艺成回国，在南市曲尺湾开了一家专做女子洋服的成衣铺，收的徒弟都是同乡亲属中的子弟。

因此，与男子西服业“奉帮裁缝”几乎一统天下的局面迥异其趣，女子时装业的最初几代技师，毫无例外地都是浦东人。

民国时期女装
上海的女子时装的“黑白”两大派别
由于当时上海女子中穿时装的风气尚未形成，女子洋服铺的营业对象主要为洋人家属，与男子西服业相比，生意要清淡得多。

不少女式裁缝纷纷南下或北上，以求谋生。

后来，那些北上谋生的都擅长缝制女式呢大衣、西装和茄克衫，被称作“硬货师傅”（也叫“黑货师傅”）；而南下的则以缝制女式内衣、衬衫、浴衣、晨衣、夜礼服、连衣裙等著称，
被称作“软货师傅”（也叫“白货师傅”）。

上海的女子时装由此分为“黑货”和“白货”两大类。

Tip: 上海第一家中国人开设的女子时装店——鸿翔时装公司
上海第一家由中国人开设的女子时装店，是1914年由浦东南汇人金鸿翔、金仪翔昆仲创办的“鸿翔时装公司”。

他们是海派女子时装鼻祖赵春兰的第四代传人，曾北上谋生。

开业之初，针对沪上女界尚未盛行西式时装的实际情况，他们专门设计制作了一批揉和女子洋服工艺的新潮旗袍，在橱窗内陈列，对女装的改革和中西服装的合璧有筚路蓝缕之功。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上海女性的穿着观念开始解放并日趋西化，鸿翔时装公司不失时机地利用新生工艺、吸收西洋时装之长，结合上海女性的体态特点和审美趣味，创新设计了一批中西结合的新颖女子服装，受到新派摩登女子的青睐，并逐渐风行开来。

随着“鸿翔女子时装”的名声大振，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同孚路（今石门一路）一带，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一批女子时装店，经营品种以各种刺绣内衣，晨衣、夜礼服等“白货”为主，做工精细，款式新颖，在海内外享有口碑。

当时来沪的不少外侨女郎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到上海不去晏芝路（同孚路的外语名称）做礼服，可以说是虚此一行。

翔时装公司创始人金鸿翔
鸿翔时装公司从1914年在静安寺路张家花园（今泰兴路）择吉开张（仅有三开间店面）起，规模逐渐扩大，1928年，盘进升发时装公司（今南京西路863号），将门面扩大到六开间；1932年，该公司在西藏路703号开设了一家支店，不久即迁往南京路（即今日的鸿翔时装公司东号）。

早期的鸿翔时装公司
当时的教育部长蔡元培先生对“鸿翔”积极响应“提倡国货”，备有大量国产面料为顾客定制时装的经营作风十分赞赏，欣然命笔题写了“国货津梁”的大字匾额，以志褒扬。

在三十年代，孙夫人宋庆龄也为鸿翔时装公司题辞：“推陈出新，妙手天成；国货精华，经济干城”。

"鸿翔"很早就为宋家女眷做衣服了，而宋庆龄尤其喜欢鸿翔做的旗袍
后来宋家三姊妹的衣柜里都有了鸿翔的旗袍，她们在中国的影响力让”鸿翔”也名满天下。

“鸿翔”之所以能在时装竞争中力挫群雄，一枝独秀，其最主要的原因是重视服装设计，不断以新潮款式领先市场，赢得时代女性的垂青。

金鸿翔不惜重金，礼聘外籍服装师设计新款时装，力求造型新奇，款式别致，配色调和，做工精细，形成独特的风格。

1934年，鸿翔时装公司在
静安寺路大华饭店举行规模盛大的时装表演会，特邀名噪一时的影星胡蝶、阮伶玉、徐来以及社会上的名媛淑女莅临，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1946年，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举行婚礼大典，“鸿翔”闻讯特地精工绣制了一件礼服作为贺礼，事后，英国女皇亲笔签名发来了谢函。

蝴蝶对"鸿翔"情有独钟，在蝴蝶与潘有声的婚礼上，金鸿翔设计了一件绣满100只蝴蝶的婚纱礼服，当蝴蝶以高票当选为"电影皇后"时，"鸿翔"成为了中国最大、最成功的时装公司。

专为外籍女性服务的高级时装店——“朋街”
当时，上海还有不少外籍人士开设的女子时装店。

今天驰誉海内外的朋街服饰公司，就是由德籍犹太人立西纳于1935年创办的。

当初，立西纳为了躲避法西斯纳粹的迫害，只身从莱茵河畔逃到黄浦江畔，在南京东路61号二楼开设了一家专为外籍女性服务的高级时装店，店名“朋街”是借用他家乡的一条街名“Bong Street”来命名的，以慰藉他对故乡的眷恋之情。

四十年代是上海女子时装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开业的商店不断增多，淮海路、福州路、湖北路女子时装店鳞次栉比，在数量上大有超过男子西服店之势。

在女子时装业空前繁荣的基础上，上海第一届时装业同业公会于1946年成
立，金鸿翔出任首任董事长。

海派商业服装的旁枝——裘革服装业
与海派男子西服业和女子时装业的发生发展几乎
同步，上海的裘革服装业自形成迄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成为海派商业服装的旁枝。

上海的裘革服装业，最初是从浙江嘉兴传入的。

乾隆年间。

嘉兴城内有一家专门经营“以绸易裘”业务的“潘裕记”绸缎庄，每年都把江浙一带的丝绸贩运到北方去，南返时则带来北方的皮货。

约在同治年间（1864年左右），“潘裕记”在上海城内开设了第一家专营皮货的商号店肆，之后，在南市小东门、四牌楼学院路一带又陆续开设了一批皮货店，计有“王万兴”、“王万顺”和“乾发源”皮货店。

19世纪中后叶，随着上海租界商业的兴起，原先开设在城里的不少皮货店开始陆续向租界转移。

“乾发源”从十六铺迁到抛球场（即河南路南京路拐角处），并正式定名为“乾发源”皮货局，由于生意兴隆，引来不少同行，于是这一带又先后出现了“源珄泰”、“郑祥泰”、“庆庆和”、“恒润祥”、“天发祥”、“大集成”等皮货局。

俗话说“店多成市”，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抛球场一带渐渐成为上海裘革服装业的集中地之一。

据有关统计资料，1930年，上海全市的裘革皮货商已发展到34户，此外，还有专营外侨翻毛女大衣的商店5户，专营皮货批发的商店6户，总数达45
户，是裘革服装业发展的第一个巅峰。

目前在上海有“皮货大王”之誉的大集成皮货服装公司，就诞生在二十年代末。

它原是“乾发源”的一家分店，羽翼丰满后，居然一举吞并了总店，成为本市服装业绝无仅有的典型个案。

穿着裘皮大衣的民国女子
“大集成”经营的服装皮货品种繁多，既卖服装成品，也售裘革毛皮原料，而且高、中、低档商品一应俱全，适应了不同消费层次的需求。

当时，走进“大集成”，犹如步入了动物世界，各地珍贵毛皮，应有尽有，而且加工精细，做工精湛，赢得消费者的交口称赞，声誉日隆。

如果说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抛球场一带是海派裘革服装的集中地，那末到了三四十年代，原先还十分冷落的静安寺路西摩路（今南京西路陕西路）附近，也逐渐形成了另一个裘革服装集中地。

这些皮货店大多由俄罗斯人和犹太人经营，因为这一地段靠近上海西区──旧上海的高尚住宅区，裘皮生意便渐渐地兴隆起来。

当时，有一个谙熟裘皮硝、缝技艺的南京人陈长华，早在三十年代初，就在抛球场附近的四川路宁波路开设了一家“陈长记”皮货店，擅长精制翻毛皮大衣，销售对象为来沪的国外旅游者。

数年后，陈长华年迈，由长子陈金荪继
承父业。

陈金荪为人精明，极善经营，看准了裘革业在静安寺路西摩路一带的潜在发展优势，就从一俄罗斯人手中盘下了一爿店面。

由于附近已有两家皮货店分别取名“西比利亚”和“西伯利亚”，为了与洋人经营的皮货店争个高低，陈金荪便把自已的店取名为“第一西比利亚”，并用“虎啸”作为商标。

他不仅起用一个名叫地在夫的俄罗斯人作经理，还把“陈长记”的主要技术力量转移到“第一西比利亚”。

在陈金荪的经营下，“第一西比利亚”终于闯出了新路，成为当时对洋人皮货店构成相当威胁的竞争对手，声誉鹊起，名闻遐迩。

老上海西伯利亚皮货店
综上所述，裘革服装业就其在上海地区的数量和发展规模而言，虽不能奏响海派商业服装的主旋律，但作为一支协奏曲，仍有其辉煌一一席之地。

到本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裘皮服装再度风摩上海，形成上海裘革服装发展的第二个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