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士绅的消费文化——以旅游风尚为例

晚明士绅的消费文化——以旅游风尚为例-旅游管理

晚明士绅的消费文化——以旅游风尚为例

王安琪

晚明士大夫阶层中兴起了旅游的风气，约当同时大众旅游一词也开始盛行。从消费的角度来看，晚明大众旅游活动的普及与娱乐性，正好冲击了士大夫的旅游文化，于是旅游消费成了另一种社会竞争的场域，促使士大夫塑造各种形式的消费“品味”，以作为身分区隔的工具。

20世纪50年代起，国内明清史的学者，开始关注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学者所讨论的重点，总是围绕着“生产关系”的问题，而往往忽视经济活动中的消费环节。从1980年代开始，明清史学界开始关注到奢侈消费的问题。自从改革开放之后，也因为消费经济抬头，推动了消费文化的探索。于是近十年来，兴起一股明清奢侈风气的研究风潮，包括探讨明清奢侈风气的时空变化、奢侈风气风行与普及的程度、奢侈风气兴起的原因、奢侈风气的带动者，以及奢侈风气的历史作用等。

一、奢侈消费的社会背景

晚明社会，整体处于以转型为特征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四民”之一的士绅阶层，往往处于社会变革中的先锋位置。这些士人通过儒学教育获得知识，又或者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他们是儒学教育和科举制度下创作出来的社会新兴的阶层。自明中期以后，由于社会转型特征的日益显现，晚明奢侈风气的盛行与消费社会的形成，势必会冲击到士大夫。万历《上海县志》的作者描写当地在嘉靖以后的社会变化时就叹道:“右族以侈靡争雄长，燕穷水陆，宇尽雕镂，减获多至千指，厮养舆服至陵栋士类。”可见士大大己深切地体认到，富家

豪门透过奢侈消费的形式，抬高他们的身分地位，甚至就连他们的仆隶随从之众多、车舆服饰之精美，已经到达所谓“陵栋士类”的程度。然而。晚明士大夫对消费现象会有如此的反应，也和其身分地位的遭遇有关，这又涉及到当时的政治制度与经济环境的变迁，以及其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

在晚明的士大夫中，少数士人透过科举制度，一举高升至高级官员，当然在经济方面的压力还可以获得一部分的舒缓。但由于明朝生员的激增，大部分士人却因为科举管道的壅塞，终其一生只是个生员身分。虽然商品经济的兴起，提供他们另一条生财之道，但也不保证人人皆可致富。于是功名身分与其实际的经济实力，会出现一段落差。而商品经济与捐纳制度，造就了富人——尤其是商人，可以借由经济力量，取得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晚明士大夫这类地位群体正面临了新兴的经济阶层——商人的挑战，尤其是经济实力较弱的下层士人。面对透过财富捐纳获得身分地位的商人阶层，士绅阶层所受到的威胁更大。如此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反映在士大夫的消费文化上。

二、晚明士绅的旅游生活

“旅游”一词在中国古籍中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时，梁朝诗人沈约在题为《悲哉行》的诗中写道:“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到了唐代“旅游”一词开始被大量运用。就定义而言，“旅游”或“旅遊”同与“旅行”一词最大的差异是，后者重点在“行”字，游览并不是它的主要目的；而旅游的重点是在“游”字，游览就是它的最终目的。论及“爱旅游，乐山水”，势必得说明士绅阶层与旅游的关系。中国历代统一帝国时期因为幅员广大，地方官通常都会派任到离原籍很远的地方，因而所谓“宦游四方”是早已有之。但是到了晚明，“宦游”的意义渐渐转向休闲旅游。明代地方官最重要的行政工作不外乎钱谷与刑名，钱谷税收

方面是例年特定时候的事情，而刑名则是日常的行政工作，所以官员在“无讼事”的时候就是他们旅游的时机。

从消费的角度来看，晚明大众旅游活动的普及与娱乐性，正好冲击了士大夫的旅游文化，于是旅游消费成了另一种社会竞争的场域，促使士大夫塑造各种形式的消费“品味”，以作为身分区隔的工具。而且品味的塑造还升华到理论层次与具体的实践面。晚明有一些士大夫极力想发展一套“游道”的旅游理沦，并借着推陈出新的“游具”(或是展示方法)，来区分自己与一般人在身分地位上的不同。

士大夫实际旅游时先要选定旅游地点，从士大夫所撰作的所谓“游记”的文体来看，对他们而言，最能称得上值得“游”的不外是名山、大湖与园林三大类。一般选择作为旅游地点的名山，通常还具备有几个条件:包括了有古迹、古刹、奇泉、名石、大观寺庙或是宗教圣地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名山大泽常是著名的旅游景点，但是因为距离遥远，旅费高且风险大。所以能够到达赏游的人并不多，当然更不用说偏远的不知名景点。

交通工具对旅游来说是一大要件，晚明士大夫很重视所谓的”游具”或“济胜之具”，指的就是旅游时的交通工具与携带的器具，旅游的目的地可否到达就要看游具或济胜之具是否备全。从晚明文人的游记也可以看到他们很重视旅游时交通工具的舒适性，如张瀚在《松窗梦语》中提到他游蜀的经验，当他由三峡而下湘江时.两岸桃花盛开，放舟千里间，“良一快游”。然而遗憾的是:“但舟制不佳，四橹摇撼，板木皆动，舟中之人不能稳坐，况咿哑之声聒耳，对面语不相闻，较他处舟航迥异。”他在意游船的不舒适而使游兴大减。

至于旅游需要携带的器具有哪些呢?我们也可以从明人向友人邀游的信函中窥

见一二。信中细录了出游时需携带的东西，包括了食物，如茶点、二碟小菜，一篮壶茶酒与薪米之属；以及旅游的器具，如坐毡、盏著、香炉等等。其所列之器具并不完全是旅行用的必需品，而多有茶酒等奢侈消费品。当然以士大夫的个性而言，少有自己背负携带这些器具，更何况所带东西又如此之多，所以通常都有奴仆随从。仆人中还包括了善歌的童子，如李日华的口记有多次记载他和友人出游，携有歌伎与歌童，“游者鼓吹间作，丝肉杂陈，亦有以火花烟爆佐之者”，或是“令家童度新声或演剧，以佐欢笑，超然自得”。

晚明士大夫喜欢旅游的风气，从一些士人对自己性格的描述，或者是对某些文人的形容都可以看到，甚至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谈也多涉及。这波风气影响所及遍于上、下层的士大夫，无论是当官的“宦游”或是下层士人的“士游”，在当时都是非常盛行的活动。从当时游记的大量出现，也可以看到这股风气的影响层面。

三、结语

士大夫的游记中有许多关于品味塑造的论述，充分反映出来士大夫的心态。虽然晚明士大夫中有的人喜好雅俗共赏的旅游活动，愿意与庶民同游，但是仍有不少人把旅游和身分地位联系起来，认为士大夫的旅游文化就是应该与庶民不同，他们把旅游分等级，强调惟有文人雅士才能神会名山胜水的意境。或有士大夫明显地表现不愿和庶民同游，一则是在旅游时刻意地选择时间以于与庶民旅游时间错开来，或者发展自己特意独行的旅游时间，要不然就是选择一般庶民不聚集去的地点作为其旅游地。甚至还有一些士大夫极力想发展一套旅游理论，即所谓的“游道”。细看这些将旅游理论化或形而上的说法，其实是一种消费品味的塑造，为的就是与众不同。

作者简介：王安琪（1990-）女，湖北荆门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