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瑗的教育思想

胡瑗的教育思想
胡瑗的教育思想逍遥行者
中国古代教育家思想研究·胡瑗的教育思想（801）
2011年4月13日
摘要胡瑗教育思想丰富，其“成天下之材者在教化”、“明体达用”等思想和首创分斋教学制度对后世影响较大。

教人有法，与学生亲如父子，是胡瑗在教育上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胡瑗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活动对今天教育工作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胡瑗教化明体达用分斋教学示范
胡瑗（993—1059），北宋泰州海陵（今如皋）人。

胡瑗祖上世居安定（今陕西省安定县），门人学者“溯其源”，称其为“安定先生”。

胡瑗是北宋初年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与孙复、石介并称为“宋初三先生”，同为宋初理学先驱。

《宋元学案·安定学案序录》云：“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

但就教育而言，胡瑗的影响则更大。

他毕生从事教育事业，锐意改革，勇于创新，对宋初教育理论的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教育主张有些至今仍对我们有启发。

一、“天下之治”在人才的教育作用论
胡瑗深刻认识到学校教育对于培养人才、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

他在《松滋儒学记》一文中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材，成天下之材者在教化，职教化者在师儒；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而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精辟地阐明了实现“天下之治”关键在于人才，人才培养的根本在于学校教育的思想。

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他批评自汉唐到宋初的学校教育所存在的各种弊病，认为已违背“先王教化之意”。

主张改革教育，改变空疏的“俗学”，讲授穷经治事的实学，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

值得注意的是，胡瑗重视学校教育，重视人才培养，不只是局限于文职人才。

他从宋朝当时边事频繁，迫切需要军事人才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中国教育史上较早地提出设立武学，培养既“知忠孝仁义之道”，又“知制胜御敌之术”的武职人才。

中国古代培养军事人才的武学，最初设于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但设置仅数月即废。

胡瑗认为这是由于“官非其人”，而不是不要设置武学。

翌年，他上书请设武学，并提出了如何设立的具体主张。

他说：“顷岁吴育已建议兴武学，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废。

今国子监直讲内梅尧臣曾注《孙子》，大明深义。

孙复而下，皆明经旨。

臣曾任丹州军事推官，颇知武事。

若使尧臣等兼莅武学，每日令讲《论语》，使知忠孝仁义之道；讲《孙》《吴》，使知制胜御敌之术。

于武臣子孙中，选有智略者二三百人教习之，则一二十年之间必有成效。

”他还撰成《武学规矩》一卷进呈。

胡瑗的建议虽然由于遭到反对而没能成为现实，但是他从当时实际需要出发，提出设立武学，培养军事人才的主张是正确的。

尤为可贵的是，胡瑗在培养人才时，对那些初步显露出一定才华的学生往往给以特别的爱护，热心扶植。

《宋史·道学列传》记载，程颐在18岁时游太学，当时胡瑗刚到太学任教，他以“颜子所好何学”为题问诸生，程颐写了一篇《颜子所好何学论》（见《河南程氏文集》卷第八）作答。

“瑗得其文，大惊异之，即延见，处以学职。

”类似记载，在《宋元学案·安定学案》《安定言行录》中还有。

例如：
周之道，字觉民，湖州长兴人。

少刻意于学，年十三以文谒胡先生，先生奇之，因留受业。

潘及甫，字宪臣，扬州人。

励志文行，闻胡安定倡学于湖，负笈从之，以其文呈安定，安定喜曰非诸生比也，遂补学职。

胡瑗不愧为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其爱才之心，育才之切，跃然纸上。

这是值得我们教师借鉴的。

二、“明体达用”的教育目的论
自隋唐盛行科举制度以后，士人通过科举考试，就可以入仕参政。

唐朝科举考试重词赋。

于是一般士人便热衷于科举功名，他们专习辞赋以应付考试，崇尚浮华文辞，而鄙视真实学问，“尚文词而遗经业”。

学校日益成为准备科举考试的场所，“科举日益重，学校日益轻”。

科举考试制度对士人学风和学校教育带来的这种消极影响，在北宋初年严重存在。

刘彝在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说：“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陋薄。

”当时虽然设立了国子监，但成为品官子弟游寓的场所，有教育之名而无教育之实。

仁宗时天章阁侍讲王洙说：“国子监每科场诏下，许品官子役然试艺，给牒充广文、太学、律学三馆学生，多致千余。

就试试已，则生徒散归，讲官倚席，但为游寓之所，殊无肄习之法。

居常听讲者，一二十人尔。

”王应麟在《玉海》中也这样记载仁宗时国子监的情况：“每逢解试期，国子监召集四方学子前来应试，优者选送，此时监内，颇有人满之患。

迨考试终结，即云消烟散，热闹一时，寂寞永久，有教育之名而无教育之实。

”胡瑗对此状况深为忧虑。

蔡襄在《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志》中记述胡瑗当时的心情，常常“患隋唐已来，仕进尚文词而遗经业，苟趋禄利”。

胡瑗的学生刘彝也回忆说，在宋仁宗明道、宝元时期（1032-1040年），臣师“尤病其失”。

为了纠正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专讲究声律浮华的辞藻，使世风民俗浇薄，学校教育蜕败的时弊，胡瑗遂提出以“明体达用之学”教授学生，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作为学校教育的根本目的，即所谓“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

对于什么是“圣人体用”，刘彝曾对宋神宗作过概括的说明：“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

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

”很清楚，所谓“明体”，指懂得君臣父子、仁义礼乐等封建伦理纲常和道德规范的基本内容和要求；所谓“达用”，指不仅要自己“明”，而且要能把封建伦理纲常、道德规范等通达于实际，运用于实践。

也就是说，学校教育不能只是为了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而是要培养既精通儒家经书，具有封建道德，又能在实践中运用，具有实际才干的人才。

胡瑗终身从事教育事业，可以说一直在为贯彻这个思想而辛勤努力，并取得了很大成功。

欧阳修在《胡安定先生墓表》中说，胡瑗在湖州州学，以“明体达用之学”教授学生，他们学成之后，又各以所学传授，这样“行之数年，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

胡瑗的学生刘彝更是概括了老师一生的教学活动，说先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始于苏湖，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

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

充分肯定了胡瑗一生贯彻“明体达用”思想的成功，以及对于纠正时弊、改变学风所起的积极作用。

胡瑗“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对宋代书院及后世的教育也发生了积极影响。

如宋代东山书院，“规矩为国初书院，肄业则明体达用如湖学”。

宋代以后有些著名教育家，也非常推崇胡瑗“明体达用”、“敦实学”的思想。

如清初的颜元说：“惟安定胡先生，独知救弊之道的实学不在空言……可谓深契孔子之心矣。

”提出儒者士人“当远宗孔子，近师安定”。

他自己称胡瑗为师，并因为不与胡瑗同时，不能当面求教而抱恨，安定先生“真吾师，恨不及门”。

他主张治学当“宁粗而实，勿妄而虚”，显然是受胡瑗的影响。

三、首创分斋教学制度
为了贯彻“明体达用”的思想，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胡瑗对教学制度作了大胆改革，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先创立了分斋教学制度，这是胡瑗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活动中最具有创新意义的内容，也是他对中国古代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独特贡献。

分斋教学是胡瑗在主持湖州州学时创立的一种崭新的教学制度。

这种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在学校内分设经义斋和治事斋两部分，经义斋选择“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学习儒家经义。

治事斋，又称治道斋，斋内分设各种不同学科。

《程氏遗书》载：胡瑗“在湖
州置治道斋，学者有欲明治道者，讲之于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数之类”。

治事斋的学生可选择其中一科为主修，另选一科为副修。

“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

”很显然，经义斋和治事斋的培养目标不同。

经义斋以培养比较高级的统治人才为目标，即所谓“可任大事者”，因此，它对学生的来源要求较高，学习内容是儒家经典；治事斋则意在造就在某一方面有专长的技术、管理人才，“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

这种专长一般多掌握一门就多一样好处，于是便有主修和副修的考虑。

可见，胡瑗不仅分别设置经义斋和治事斋，规定学习不同科目，又提出各斋不同的培养目标，这确实是很有创造性的。

胡瑗创立分斋教学制度，其目的在于提倡实学，反对当时崇尚的专讲究声律浮华的辞藻，以应付科举考试的空疏之学，根据学生的不同材质，把他们培养成为通经、治事的有用人才。

《宋史·选举志》载：“安定胡瑗设教苏、湖间二十余年，世方尚词赋，湖学独立经义治事斋，以敦实学。

”清末易甲南在《经义治事两斋论》中说得更透彻：“夫隋唐以来，仕进多尚文辞，苟趋功利，实学之不明久矣。

安定先生起而正之，鄙词章记诵之功，而以经义之讨论养其德；薄寻行数墨之士，而以治事之干济扩其才。

既有以深之于根柢，使其学切而不浮，复有以练之于材，能使其学实而可用。

”事实也正是如此。

经胡瑗分斋教学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信其师说，敦尚行实”。

有的谙于经义，有的老于吏事。

史载胡瑗在湖学的学生很多，经常受业的有数百人。

从现在能考的二十多位学生中，其中精通经学的有顾临、朱临、翁仲通、杜汝霖、倪天隐、陈高等。

练达治事的，有的善治民，如莫表深中进士后，累官光禄丞、知饶州，“称循吏”；有的善战，如卢秉因“击夏酋有功”，官迁龙图阁直学士；又如苗授因“累立战功”，官拜武泰军节度使、殿前副都指挥使等；有的善治水，如刘彝，“守章贡，州城东西濒江，每春夏水潦入城，民尝病浸，水退则人多疾死，前后太守莫能治。

彝至，乃令城门各造水窗凡十有三间，水至则闭，水退则启，启闭以时，水患遂息。

”因此，当时社会上盛赞湖州州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湖学多秀异，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为政，多适于世用，若老于吏事者”。

看来，这赞誉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胡瑗创立的分斋教学，是对教学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

在中国教育史上，早在孔子设立的私学里，就有孔子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教人的记载。

后来的魏晋南北朝时，宋朝设立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个学馆，又有开分科设学之先的说法。

孔子以四科教人和宋朝开四馆设学，在教育史上确实有其积极意义。

然而，就分科的具体内容来说，无论是孔子的四科，还是南朝宋朝的四馆，基本上仅是囿于文科，还没有包括自然科技方面的一些学科。

隋唐时期，设立了算学、书学、律学等专科学校，在中国学校发展史上是一大进步。

但是这些学校的地位比儒学低得多，规模也小得多。

直至胡瑗创立分斋教学制度，才在中国教学制度发展史上，第一次在同一学校中分设经义斋和治事斋，同时传授经义和时务；治事斋分设多科，把民、兵、水利、算历等实用、自然学科正式纳入官学教学体系之中，破天荒地与儒家经典取得了同等的地位；并且，治事斋学生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开了主修和副修制度的先声。

分斋教学制度产生后，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四方之士，云集受业”，纷纷到胡瑗主持的湖州州学来求学。

甚至京城开封设立的太学，也“取胡瑗法以为法”。

而且，这一制度对后世影响很大。

颜元曾说：“秦汉以降，则著述讲论之功多，而实学实教之力少，宋儒惟胡子立经义、治事斋，虽分析已差，而其事颇实矣。

”晚年他规划漳南书院，分设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理学、贴括六斋，是直接借鉴和发展了胡瑗的分斋教学制度。

另外，清朝有些书院，如中江讲院等，直接仿效胡瑗分斋教学的思想和经验，设立经义和治事斋。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清末在兴学堂、改书院的热潮中，胡瑗分斋教学制度又受到社会重视，作为一种理想的教学制度重新被提了出来。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在著名的《请推广学校折》中，提出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其省学大学所课，
门目繁多，可仿宋胡瑗经义治事之例，分斋讲习。

”同年，翰林院侍讲学士秦绶章提出整顿书院三条办法：定课程、重师道和核经费，其重点在于制定课程，要求仿胡瑗分斋教学制度，分设六类课程，书院生徒可以自由选择，专攻一艺或兼习数艺。

他说：“整顿书院约有三端：一曰定课程。

宋胡瑗教授湖州，以经义，治事分为两斋，法最称善；宜仿其意分类为六：曰经学，经说、讲义、训诂附焉；曰史学，时务附焉；曰掌故之学，洋务、条约、税则附焉；曰舆地之学，测量、图绘附焉；曰算学，格致、制造附焉；曰译学，各国语言文字附焉。

士之肄业者，或专攻一艺，或兼习数艺，各从其便。

”当然，在西学东渐，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已陆续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清末，仍然推崇胡瑗的分斋教学制度“法最称善”，其观点未免有失偏激。

但是，在新创设的省城大学，主张仿效胡瑗分斋教学的成功经验，分斋讲习各门课程，对以学习八股文、贴括为主的书院进行整顿，改而学习经学、史学、掌故学、舆地学、算学、译学等，在当时仍不失为一种积极可行的主张。

因此，分斋教学制度在清末兴学堂、改书院热潮中重新受到青睐，并不是没有积极意义的。

总之，胡瑗在主持湖州州学时创立的分斋教学制度，是中国古代教学制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不但对于当时学校教育的改革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对于宋代以后的学校教育，也有深远的影响”。

可以说，这种制度是近代教育中实行的文、理分科教学和主修、副修相结合制度的先声，无论是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是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有重要意义。

四、教人有法，“科条纤悉备具”
长期的教学实践活动和勇于改革的探索精神，使胡瑗逐渐摸索出一些积极有效的教育和教学方法。

《宋史·胡瑗传》说：“瑗教人有法，科条纤悉备具”。

具体说，胡瑗的“教人之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1、突出重点，联系实际
胡瑗精通儒家经书，尤长于《易》和《春秋》。

他向学生传授的主要内容是儒家经义。

他讲经抓住要领，重点突出，着重阐明儒家经典的“要义”———忠孝仁义礼乐之道，循循诱导学生掌握修已、治人的道理，很受学生欢迎。

蔡襄在《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志》说，胡瑗在苏、湖两州教授，“解经至有要义，恳恳为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后治乎人者。

学徒千数……信其师说，敦尚行实”。

《宋元学案·安定学案》也说，他在太学执教，讲经“音韵高朗，旨意明白，众皆大服”。

胡瑗讲经还重在通经致用，他往往联系实际，运用当时典型事例说明经义。

他的学生王得臣在回忆当初在太学听讲的情形时说：“朝廷命主太学，时千余士，日讲《易》，予执经在诸生列，先生每引当世之事明之。

”还说，当胡瑗讲到《易经》小畜，解释“畜，止也，以刚止君也”时，举了赵普不顾宋太祖的反对，接连三次推荐一个谏臣，直到宋太祖最后采纳的事例。

2、因材施教
根据学生的不同材质，学习不同的科目；针对学生的个性和爱好，“因其所好”，发展其长，实施因材施教。

这是胡瑗在长期的教育实践活动中，不断丰富并认真采用的基本教学方法，也是他的学生成才各不相同的重要原因。

早在他主持湖州州学期间，创立了分斋教学制度，把“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选入经义斋，学习儒家经典；其他学生则选入治事斋，学习治事、治民、讲武、堰水等具体实用学科，体现了因材施教的思想。

待到太学任教，他更是自觉地实施这一教法。

他十分细致地了解学生的个性和才能，依据各人的志趣和特长，分成相应的组互相进行讲习，使每个人都能够发展专长，学有所成。

而且，胡瑗还采取多种方式，启发学生积极思考，引导他们展开讨论。

《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这样记载了胡瑗在太学的教学活动：“先生初为直讲，有旨专掌一学之政，遂推诚教育多士。

亦甄别人物。

故好尚经术者，好谈兵战者，好文艺者，好尚节义者，使之以类群居讲习。

先生亦时时召之，使论其所学，为定其理；或自出一义，
使人人以对，为可否之，或即当时政事俾之折衷。

”胡瑗采取因材施教的方法，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取得了“人人皆乐从”的良好教学效果，培养出了许多各有专长的人才。

有的长于经义，如顾临对于训诂的研究，朱临和翁仲通对于《春秋》的研究，以及杜汝霖对于《易》的研究；有的长于政事，如范纯仁、钱公辅、江致一；有的长于兵战，如苗授、卢秉；有的长于文学，如滕元发、林晟；有的长于节义，如徐积、周颖；有的长于治水，如刘彝；也有的长于古乐钟律，如欧阳发，等等。

欧阳修赋诗曰：“吴兴先生富道德，诜诜子弟皆贤才。

”（21）充分肯定了胡瑗因材施教教学方法的成功。

3、游历考察
胡瑗认为广为游历考察，对于开阔人的眼界，不断获得新知识是非常有益的。

他曾说：“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卑陋。

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为有益于学者矣。

”（22）因此，为了使学生的知识避免“滞于一曲，隘吝卑陋”，他的教学中除了重视书本知识的传授之外，还十分注重组织学生游历、参观和考察，“以广其闻见”，不断增加知识和切实掌握知识，形成了胡瑗教学的又一个特点。

在湖州州学任教时，他曾亲自带领学生数人，从吴兴出发到陕西潼关等地游历考察。

丁宝书辑《安定言行录》一书，生动地描绘了这次教学活动的具体情况：“一日，尝自吴兴率门弟子数人游关中，至潼关，路峻隘，舍车而步。

既上至关门，与滕公（宗谅）诸人坐门塾。

少憩，回顾黄河抱潼关，委蛇汹涌，而太华、中条环拥其前，一览数万里，形势雄张，慨然谓滕公曰：“此可以言山川矣。

学者其可不见之哉！’”
人的知识来源于间接经验和直接经验。

胡瑗当时虽然不可能有这样明确的认识，但是，他已经注意到游历考察可以对人的知识起到“广其闻见”的积极作用，并且在教学实践活动中身体力行，亲自带领学生广为游历祖国的名山大川等，进行实地考察，了解人情物态、南北风俗等，这在当时“尚声律浮华之词”，一般士人热衷于科举功名的浇薄社会风气中，无疑是吹进了一股清新的气息。

4、注重人格感化
胡瑗重视经学教学，也重视对学生的道德教育。

他既是一位卓越的经师，又是一位封建社会杰出的人师。

胡瑗进行道德教育的显著特点是注重人格感化。

他以身作则，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去感化学生，使他们如坐春风，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接受封建道德规范。

蔡襄在《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志》中说：胡瑗为苏湖二州教授，“严条约，以身先之”。

《宋元学案·安定学案》也称“先生倡明正学，以身先之”。

即使是在大热天，他也必定是终日穿着公服坐在堂上会见诸生，行“严师弟子之礼”。

胡瑗本人对于反映当时社会道德规范的各种封建礼节，如事父兄之礼、事君之礼等，平时也悉心研究，模范地执行。

因此，当接受皇帝召对时，他无须“先就合门习仪”，而能做到拜舞之容，登降之节，蔼然如素宦于朝者”。

胡瑗曾孙胡涤曾生动地记述了这一情景：“侍讲当召对，例须先就合门习仪。

侍讲曰：“吾平生所读书，即事君之礼也，何以习为？’……人皆谓山野之人，必失仪。

及登对，乃大称旨。

上谓左右曰：“胡瑗进退周旋，举合古礼。

’”（23）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学记》也说：“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

”胡瑗以身作则，严格遵守封建道德规范的模范行为，产生了强大的教育力量，取得了十分理想的教育效果。

他的学生不仅勤奋努力进德修业，而且养成了“醇厚和易之气”。

他的高足弟子程颐经常对人说：“凡从安定先生学者，其醇厚和易之气，一望可知。

”（24）甚至他的学生在言谈、举止、服饰、容貌等方面，也深受胡瑗的影响，使人一望便知道是他的弟子，欧阳修曾说：先生弟子“其高第者，知名当时，或取甲科居显仕。

其余散在四方，随其人贤愚，皆循循雅饬，其言谈举止，遇之不问可知为先生弟子”（25）。

《宋史·胡瑗传》也称：“礼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随材高下，喜自修饬，衣服容止，往往相类，人遇之虽不识，皆知其瑗弟子也。

”
当然，胡瑗进行道德教育，除了自己带头示范、以身作则之外，也强调对学生的严格要求。

由于这种要求是建立在他自己“以身先之”的基础上，因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容易为学生所接受，变成他们自己的要求与行动。

他的学生徐积初次见他时，头容少偏，胡瑗就厉声地说：“头容直。

”徐积猛然反省，领悟到不但自己头容要直，而且心也要直，从此不敢有邪心。

后来，徐积常说他在安定先生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对于先生所教导的道理，他一个字都不违背。

而且徐积在自己执教当老师后，在众多学生面前，“多于空中书一‘正’字。

且云：‘于安定处得此一字，用不尽。

’”（26）
5、注意体育和音乐教育
胡瑗重视传授经学，注重道德教育，也关心学生的健康，注意体育。

他在太学执教，常常教导学生吃饱饭后不可以马上学习，而应当开展一些体育活动。

《安定言行录》载：胡瑗“判国子监，其教育诸生有法。

先生语诸生：‘食饱未可据案或久坐，皆于气血有伤，当习射、投壶、游息焉。

’”而且，他还注意音乐教育，以调节学生的学习生活。

他对音乐很有研究，多次参加朝廷议乐和铸造古乐器。

著有《景祐乐府奏议》、《皇祐乐府奏议》和《皇祐亲乐图记》（与阮逸合著）等音乐专著。

在太学，每次考试结束，他便“掌仪率诸生会于肯善（堂），雅乐歌诗，乙夜乃散”（27）。

其他各斋学生也纷纷自己“歌诗奏乐”，以至在学校外面也能听到琴瑟之声。

太学的学习生活既是紧张的，又充满了活泼欢乐的气氛。

五、亲如父子、情同手足的师生关系
胡瑗与他的学生之间的关系，《宋史·胡瑗传》是用这样一句话概括的：胡瑗“视诸生如其子弟，诸生亦信爱如其父兄”。

许多事实表明，这不是一般的溢美之词。

胡瑗把学生视为自己的子弟，关心他们的生活和成长。

如有学生病了，他会像慈父一样关怀。

学生安焘勤奋好学，胡瑗曾多次当众夸奖他。

安焘患有疾，但仍坚持听胡瑗讲经。

由于听讲的人数多，安焘常常被挤在正房对面或两侧的小屋里站着听，有时毛病就突然发作。

胡瑗对他十分关心，急忙“使人掖之以归，调护甚至”。

后来，安焘三作执政，官至观文殿学士以终。

对于勤奋好学的学生，胡瑗是如此关心，对于那些在人生道路一度走过弯路的青年学生，他也同样满腔热忱，寄于希望。

他不是一味苛责他们的过失，而是重在开导，启发他们自觉“洗心向道”。

他说：“圣人不贵无过，而贵改过，勉勤事业。

”（28）《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记载了胡瑗谆谆教诲一个青年学子迷途知返的生动实例：“某先生，番禺大商子也。

安定为国子日，遣之就学京师，所赍千金，儇荡而尽，身病瘠，将危，客于逆旅。

适其父至，闵而不责，携之谒安定，告其故。

曰：‘是宜先警其心，而后教谕之以道也。

’乃取一帙书曰：‘汝读是可以知养生之术，知养生而后可学矣。

’视之乃《素问》也。

读未竟，惴惴然惧伐性之过，自痛悔责。

安定知已悟，召而诲之曰：‘知爱身则可修身，自今以始，其洗心问道，取圣贤书次第读之，既通其义，然后为文章，则汝可以成名。

’”这位青年学生果然不负胡瑗的教诲，他痛改前非，勤奋学习，最后终于“取上第而归”，考取了进士。

胡瑗如此关心爱护学生，难怪有人把他比作像冬天的太阳一样温暖可爱。

胡瑗对学生深沉的爱，博得了学生对他的尊敬和爱戴。

在学生的心目中，胡瑗不仅是他们道德和学业上的良师，也是他们为人的楷模。

因而，他们努力效法胡瑗的言谈、举止、容貌、服饰等，以至“人遇之虽不识，皆知为先生弟子也”。

对于胡瑗教诲的道理，学生更是牢牢记住，认真去实行。

徐积就常说：“吾于安定之门，所得多矣，言之在耳，一字不违也。

”（29）而且，他们还将所学去教育别人。

范仲淹次子范纯仁，早在苏州郡学就从学于胡瑗，后来他因曾患目疾，不能看书，但遇有来访者，仍不忘“举诸经大义告之”。

并且在讲完之后，他总要说明“此先公之训也”；或曰此翼之先生之语也，此明复先生之语也”。

他还常说：“学者当有所宗，其自受教于翼之先生，不敢有非僻之心。

”（30）表示了对自己老师的尊重和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