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前期法官独立审判制度研究

民国肇始，司法界逐步认识到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关键所在，而法官独立主要表现为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军政官员、上级法官以及同级其他法官的干涉。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北京政府逐步构建了近代的法官独立审判制度，成效虽不显著，但却体现了司法制度的现代化导向。对这一课题，当代学者关注不够。据笔者考察，只有马志刚在《近代中国法官制度》中把它作为近代法官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有所涉及①，但该文内容极为简略。笔者不揣浅陋，试对民国前期法官独立审判制度进行初步研究。

一、法官独立审判观念的流布及制度的建构

中国传统社会中，司法、行政不分，行政官兼理司法，因而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法官，更无法官独立审判的观念与实践。清末以降，随着西方法律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司法独立思想也逐渐被国人接受。在清末宪政和司法改革中，司法独立逐渐从观念走向实践，主要表现为各级审判厅的筹建和法官职业的形成。民国肇始，司法界对司法独立的认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逐步认识到法官独立审判是司法独立的核心问题。

民国第一任司法总长伍廷芳力主将改良司法作为治国的首要问题，而改良司法的关键在于保障司法独立，司法独立的关键则在于“审判官之独扼法

权，神圣不可侵犯，其权之重，殆莫与京也……审判官为法律之代表，其司法之权，君主总统莫能干预，裁判之后，铁案如山，除上控于合格衙门，若再由合

格法官判结，无可再反矣”［１］５９４

。

１９１２年５月１３日，国务总理唐绍仪及国务员

在参议院宣布政见，其中司法总长王宠惠提出整顿司法要在五端，第一端即为实行司法独立，而司法独立首在司法官的独立。“故司法官之任用，虽属于司法行政，惟既经任用之后，非依据法律不得干涉之。诚依司法权之行使，寄之以司法官，欲令其保障人民，不得不先予以法律之保障。夫然后司法官独立审判，非惟不受行政之干涉，并不受上级司法官之干

涉，始为真正独立之精神”［２］。

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期间曾上书袁世凯，要求按照《临时约法》

的精神，确保司法独立，使司法官“在使审判之际，专凭法律为准绳，不受他力之牵制”［３］８２。

１９１６年１０月３０日，司法部在加强司法监督的

部令中，强调“司法独立之意义，谓司法官独立审判，不受行政上之干涉，并不受监督长官之指挥，其微旨无非使司法官执法不阿，以保审判之公平，而尽听断

之能事”［４］。

１９１７年４月３０日，国务院复众议院的咨文中，

国务院遵循《临时约法》关于法官独立审判的宪法性规定，强调指出：“下级审判厅法官所为判决，只须在法律范围以内，纵使误解法令以至判决不当，亦不能

民国前期法官独立审判制度研究

毕连芳

（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石家庄

０５００９１）

摘

要：民国肇始，司法界逐步认识到法官能否独立行使审判权，是司法独立的关键所在。在

这种观念下，北京政府在为收回领事裁判权而实行的司法改革中，逐步构建了近代的法官独立审判制度。从民初一些个案中，彰显出民国前期法官不畏强权，追求司法独立，坚持独立审判的法治精神。但是，由于诸多因素的存在，使得法官独立审判制度未能有效实施。

关键词：民国前期；法官；独立审判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９７２（２００６）０４－００３４－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４－１６

基金项目：河北师范大学青年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毕连芳（１９７０－），女，河北肥乡人，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法律系讲师，南开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政治史、

法制史。①参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科研处编

《政法评论》，２００１年卷。第８卷第４期石家庄学院学报

Ｖｏｌ．８，Ｎｏ．４２００６年７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ｕｌ．２００６

遽加以处分，以法官有独立审判之权也。此为绝对之原则，亦即司法之精神。”［５］从这一方面而言，法官的独立地位受到了国家的尊重。

可以看出，北京政府在整顿和改良司法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法官审判权的独立对司法独立和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性，随之开始了对法官独立审判制度的构建，这种制度建构主要体现在当时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中。

南京临时政府颁发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首次以宪法的形式规定了法官独立审判的地位，其中第５１条：“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从而为法官独立审判制度确立了合法性依据。为保障司法官的独立审判，约法还明确规定了法官的身份、待遇的法定标准以及不得随意废免。第５２条：“法官在任中不得减俸或转职，非依法律受刑罚宣告，或应免职之惩戒处分，不得解职。惩戒条规，以法律定之。”［６］３１－３２

北京政府时期，由于发生了宋教仁案，袁世凯认识到法官独立审判对其专制统治构成威胁，因此，由他一手炮制的《中华民国约法》不再明确规定“法官独立审判”，只是原则性地规定了实行法院的独立审判，“法院依法律独立审判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但关于行政诉讼及其他特别诉讼，各依其本法之规定行之”（第４５条），这与《临时约法》相比，在法官独立审判问题上是一个严重倒退。因为审判活动不可能由法院这样一个抽象的机构进行，只能通过法官进行，法官作为司法行为的具体实施者，如果其行为受到干涉，司法独立必然成为空谈。不过，《中华民国约法》仍然承继了《临时约法》对法官的保障制度。

袁世凯死后，中国政治并没有走向正规。由于缺少了像袁世凯这样一个强权人物作支撑，各派军阀更是争权夺利，混战不止。在这种局面下出台的《中华民国宪法》虽然落得一个“贿选宪法”的骂名，但对法官独立审判的规定更加明确，第１０１条：“法官独立审判，无论何人，不得干涉之。”第１０２条：“法官在任中，非依法律，不得减俸、停职或转职。法官在任中，非受刑法宣告或惩戒处分，不得免职。但改定法院编制及法官资格时，不在此限。法官之惩戒处分，以法律定之。”［６］４３

此外，为了保障法官独立、公正的地位，北京政府还以大总统令、司法部部令等形式规定法官不得兼职，包括不得兼任行政职务、议员，不得兼任其他有报酬的职务，尤其强调法官应超然于党派之外。１９１２年１２月１１日，司法部通令京外各地法官不得参加政党，以维持其独立地位。１９１４年２月１４日，大总统又训令各地审检厅：“京外各司法机关为保障人民权利而设，凡属法官尤应破除偏私，自处于不党之地位，以保持其独立之精神。”［７］这些法令是针对民国前期党派纷争的现实状况而发，显然是为了防止法官因党派利益而影响独立审判。

在实践中，针对地方军政长官干涉司法的状况，北京政府经常以大总统令的方式加以制止。１９２０年２月１４日，北京政府针对司法总长朱深“明令申禁地方长官不得干涉司法以重法权”的呈请而颁发大总统令，禁止地方长官干涉法官的司法权：“嗣后各省军民长官，凡关于司法事务，除有法令明文规定外，均应恪守权限，毋滋凌越。”［８］１９２０年８月７日大总统颁发“法官不得列名党籍长官不得干预审判”令，特别强调各级法院的长官不得干涉法官的审判活动，令曰：“各该管长官，除依照法令规定，得行使监督权外，所有裁判案件，不得违法干预。”［９］可见，当时人们对法官独立、法院独立以及司法独立还没有区分清楚，甚至把它们等同起来看待，但是，也不难看出，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法官独立审判已经具备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法官要独立于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不受其他机关的干涉和指示；二是法官要独立于职务监督长官、独立于上级法院。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北京政府通过立法的形式初步完成了法官独立审判的制度设计。

二、法官独立审判的实践

民初法官独立审判并非只停留在制度构建层面，也进行了初步的实践。行使最高审判权的大理院诸推事，身体力行，“所有审判案件无不希望做到不许干涉与请托，旧时顾忌徇情舞弊为之一扫；因新职人员大都具有独立不羁，不畏强权的精神，一般来说，尚能遂行无阻；法界尊严，始终未坠”［１０］。此外，从民初一些个案件中也彰显出民国前期法官不畏强权，坚持独立审判的法治精神。下面以宋教仁案、应德宏案和罗文干案为个案，来考察民初法官独立审判的实践。

其一，宋教仁案①。宋教仁是国民党领袖之一，

①参见《宋教仁被刺史料》，《革命文献》，第４２、４３辑，台湾国民党党史会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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