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_十四行集_与里尔克_马永军

2008年11月 学　术　交　流 N o v .,2008总第176期　第11期 A c a d e m i c E x c h a n g e S e r i a l N o .176　N o .11

[收稿日期]2008-08-30

[作者简介]马永军(1968-),男,湖北枣阳人,副处长,副教授,硕士,从事教育管理研究。

冯至《十四行集》与里尔克

马永军

(襄樊学院教务处,湖北襄樊441053)

[摘　要]本文从冯至诗中表现的个体精神的分析入手,论述了冯至《十四行集》对里尔克的

接受与转化。在里尔克所擅长表现的两大主题:荒诞的存在与超越,死亡与新生中,冯至对里尔克

的思想都有所继承,但由于二者文化背景的不同,带来各自诗风的差异。

[关键词]冯至;《十四行集》;个体精神;里尔克;接受与转化

[中图分类号]I 0-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08)11-0217-04

冯至的《十四行集》以西洋格律诗的形式抒发诗人对人生哲理的感悟,从内容到形式都受里尔克影响很大。袁可嘉在谈到新诗现代化运动时指出:“冯至在1930年去德国留学,攻读克尔凯郭尔和雅斯贝斯的存在主义哲学。早在1926年,他就研究和译过里尔克的作品。他说,`他关于诗和生活的言论却像是对症下药,给我以极大的帮助。'他的《十四行集》(1942)从内容到技巧,都带着里尔克的印迹”[1]。近期研究者对《十四行集》的解读多从存在主义哲学入手。的确,冯至与歌德、里尔克、存在主义哲学等西方文化资源有着精神上的联系,但根据接受美学原则,接受者在选择对象及方式等方面都受到自身期待视野的影响。在这种寻求与应答的接受过程中,接受者的现实生活境遇、本土文化资源、个人精神气质都会对接受过程产生影响,甚或产生误读。里尔克晦涩的风格,幽深的思想,使其诗作,即使本国人读起来也颇为艰深。而在遥远的中国,冯至却对他倍感亲切,正如歌德对遥远的东方诗歌产生挚爱一样。何以会发生这种奇异的异国情结呢?冯至的解释同接受美学的原则暗相契合:“人需要什么,就会感到什么是亲切的。里尔克的世界使我感到亲切,正因为苦难的中国需要那种精神:`经过十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直到在缪佐他显示了全部的魄力,一举而叫什么都有了交待。这是一个诗人经过长久的努力后的成功,也就是奥登对于中国的希望'”[2]。由此可见,冯至接受里尔克是从对苦难的中国的拯救、对重建民族精神的期待视野出发的。实际上,冯至与里尔克之间有着更多的精神联系,以致1926年开始,冯至一直沉迷于里尔克。而非有的学者所论述的二者间只有外在的影响:“任何一个诗人,都必然要受到前辈或同时代诗人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可能是外在的,局限于诗歌语言或形象的因素;也可能是思想上的,内在的。里尔克对冯至的影响无疑属于前一种。”[3]同时,在二者的相似中又横亘着中西文化资源的差异,最终使得冯至在对里尔克的接受过程中,成功地实现了中西文化与诗学的沟通,变生疏为亲切,把西方文化资源,尤其是里尔克的诗风化为中国新诗的内在血脉,并使得曾被斥为“洋八股”的十四行体,“句句都切合中国语法,一读就感到亲切的中国气味”[4]。本文试图寻求冯至《十四行集》对里尔克诗歌的接受与转化,力图在似与不似之间找到两位诗人的交汇点。

一、寻求与应答

冯至九岁丧母,虽然继母对他很好,但对生命的飘忽和命运的惶惑却在这一阴影下占据了他幼小的心灵。他比同龄人更缺乏安全感,而且这种莫名的恐惧贯串了他一生。在遇到里尔克的诗作之前,他的诗歌便有着忧郁凄美的调子。冯至16岁时的成名作《绿衣人》就从人们司空见惯的阴沉北平巷子里的送信人,想到命运的叵测。“但他小小的手中,拿起梦中人的命运。”[5]之后,在北大求学期间,冯至顺着自己忧郁敏感的心,倾向于接受德国神秘主义诗歌风格。其早期诗作《昨日之歌》以凄美幽婉的意境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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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这种风格除了古典诗词的影响,很难说没有德国神秘主义诗歌风格的影响。二者都关注生命中神秘的本质。所以,《昨日之歌》中对永恒的生命意义的追问,对生命短暂的伤感占据了大量篇幅。“我的春夏是有限的几天,/我的严冬啊,/却是/却是那样的久远!”[6]70其中不乏“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的飘零感。《秋战》中“我的眼是这样的昏迷,我的心是这样的荒乱,/你是黄昏铺盖了家家的坟墓,/黑夜呀,/来自风涛的彼岸。”[6]78除了对秋———死亡之神的恐惧外,还透露出冯至内心的焦虑,生命是短暂的,只有来自风涛的彼岸的死神才是人间永恒的主宰。冯至选择诗歌便是寻求一种与生命虚无抗争的方式。这才是冯至被鲁迅称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7]的真正原因。就其本质而言,冯至的诗指向对永恒的生命意义的追问,对此岸世界的超越,它们触摸到生命本体复杂而沉痛的感受,它们本身就是诗性的。然而,选择诗歌艺术,并不能完全涤除冯至对生命的虚无感。相反,当冯至作为沉钟社的成员,在“为艺术而艺术”的旗帜下,在德国神秘主义诗歌中缓解着自我精神痛楚的同时,他不能在艺术的神秘之乡找到灵魂的安宁。他不时地渴望施展自我地人生抱负。作为一个有着诗人气质的冯至,他鄙视尘世的黑暗与物欲。而实现个体生命价值的焦灼感让他在自我意识的严格抑制下,不时流露出对世俗社会、国家民族命运的顾盼。冯至在他优美的抒情名篇《我是一条小河》、《蛇》中忘却了内心紧张,在另一些同样优美的叙事诗《吹萧人》中宣泄着自我内心紧张:交战的一方,是历历在目,触手可及的现世爱情,另一方是具有永恒生命价值的艺术。这种悲剧性的选择对冯至来说,是致命的伤痛,以致他在德国留学时,径直选择了存在主义哲学来“对症下药”,完成对自我命运抉择的勇毅。而这种对自我命运的承担与完成,也是里尔克式的抗争命运虚无的方式。所以,1926年,冯至对里尔克一见如故。1931年留学德国时给好友杨晦的信中长篇引述里尔克的著作,并直言他读里尔克的言论仿佛不是同另一个人的对话,而是从自我内心流露出的声音。这就更说明两人思想意识的契合。冯至还在信中说,:“自从读了R i l k e的书,使我对于植物谦虚,对于人类骄傲了。现在我再也没有那种没有出息`事事不如人'的感觉。同时R i l k e使我`看'植物不卑不亢,忍受风雪,享受日光,春天开它的花,秋天结它的朵,本固枝荣,既无夸张,也无所愧恧……”[6]121这种感觉证明冯至在接受里尔克思想以前,久久地不能在入世与出世之间找到一个决断。外在的浮华混杂着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对其心灵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诗人的清高与艺术的追求让他不能不抗拒诱惑,自幼敏感内向的冯至,在现实生活中更多地表现出怯弱,每每又以清高孤傲掩饰着怯弱。而其内心则一直无法消除道家式的清静无为与儒家式的建功立业的冲突。直到发现里尔克,冯至终于找到一条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在个体的人格价值建构中实现崇高的通道———走向自我内心。

上述的经历与个人精神气质使冯至在1926-1931年第一次选择了里尔克,第二次的选择则是处于民族意识。烽烟四起的40年代中国同里尔克所处的二战后一片废墟的欧洲面临同样严峻的生存状态。不仅物质匮乏,饱受颠沛流离之苦,而且整个民族价值体系崩溃,人心涣散,道德沦丧,空虚苦闷。如果说第一次与里尔克的精神相遇,里尔克帮助冯至构建了一个顽强自我人格;那么,第二次与里尔克的交汇,则全面实现了冯至的人生理想———个体精神人格的崇高与政治理想的的完美统一。

需要说明的是,冯至与里尔克精神气质的契合,部分源于俩人共同的丧母经历。不同的只是,里尔克的丧母是精神意义上的。里尔克九岁时双亲离异,跟随母亲生活。母亲是个有点神经质的女性,把儿子当女孩养。这种不正常的童年,使他成年后与许多女性交往,难免近乎对未曾充分享受的母爱的追寻。在他的诗作中也保留了许多对母爱的渴求。如《我们一起坐着》中令人感伤的怀念:“自从妈妈死了,怀念像一位/苍白的太太引我度过朦胧的日子。”[8]两人的差异更多基于各自的文化背景。冯至在寻求存在主义哲学;里尔克之后,返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的“同生死”、“道法自然”;与儒家的“逐鹿中原,舍我其谁?”的社会责任感。里尔克则同基督教文化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纠缠。

二、存在的荒诞与超越

《十四行集》中大量诗歌对人类生存的孤独,在灾难性命运的打击下不由自主的真实境遇作出描绘。《六,原野的哭声》中,苍凉的原野上是无语无情的晴空。空茫的背景下,孤独的人无休止地一任眼泪从古至今地流泻。换言之,宇宙中永恒的法则是人的渺小无助与痛苦。而且,这种荒谬的生命存在方式还是别无选择的:“在框子外/没有人生,也没有世界/”在《十八,我们有时度过一个亲密的夜》中,再一次出现“原野”意象,在时间的流逝中我们无法抓住任何一刻。而吉凶难测,生疏遥远的原野,就像留下我们足迹的人生,我们只是茫然地走着或走过,却始终无法认识自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二一,我们听着狂风暴雨》是冯至十四行诗中被讨论最多的一首,废名、李广田、司马长风、郑敏都作过解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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