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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诗学的文学翻译方法探微

一、从诗学到认知诗学

世上没有绝对完美、永恒的诗学，任何一种新兴诗学的崛起总是建立在对过去的继承、批判、突破和创新之上。作为文学体系中的一员，诗学也因循当下世界的发展定势从一元迈向多元。认知诗学在文学研究从“语言学取向”到“文化转向”，再到新世纪初的新趋势——“回归语言学”的“认知转向”这样一个大轮回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确切地说，过去近半个世纪以来认知科学的蓬勃发展催生了认知诗学的诞生。它的诞生标志着当代西方诗学理性主义和逻辑求真到人的感性回归，这是对理性主义和传统诗学的挑战。认知诗学在继承俄国的形式主义和捷克法国的结构主义的基础上，批判了印象主义批评家只谈文学语篇的效果却无法建立结构和效果之间的联系、结构主义批评家擅长描述文学语篇的结构却不能解释文学效果（Tsur，19XX年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ReuvenTsur教授首次提出的，19XX年他出版的《建构认知诗学理论》一书真正开启了认知诗学研究之端绪。虽然20世纪末并未见证认知诗学研究热潮的到来，但到了21世纪初，Stockwell20XX 年出版的《认知诗学导论》（CognitivePoetics:AnIntroduction）、Gavins&Steen主编、20XX年出版的《认知诗学实践》（CognitivePoeticsinPractice）、Semino&Culpeper20XX年出版的《认知文体学：语篇分析中的语言和认知》（CognitiveStylistics:LanguageandCognitioninTextAnalysis）等3部认知诗学标志性论著的相继问世，引起了语言学界和文学评论界的不同反

响，形成了认知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此将学术界对诗学的研究引上了认知的路径。

认知诗学将认知学科运用到诗学研究中，而文学观则是诗学的第一命题。Stockwell（20XX年来已经或开始关注认知诗学研究的学者队伍正在日益壮大。继我国学者（刘立华、刘世生，20XX年所著的《诗学——创作认识论与翻译诗学》一书中。梅肖尼克认为“诗学”是“关于作品价值与意蕴的理论”；“翻译理论当被包含在诗学之中”；梅肖尼克批判形式—内容二元对立的思想，否定传统的意义观，并对奈达、斯坦纳等人只注重意义而忽视话语连贯性的翻译观进行批判的同时，将“创作性”、“历史性”、“作品的整体性”概念引入到翻译诗学中。梅肖尼克的翻译诗学将文学翻译置于语言之上，但因缺乏可操作性的理论系统构建，所以为后人留下了更多研究空间。文化派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Lefevere）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将翻译诗学融入翻译“改写”理论中，提出“翻译就是文化改写、也就是操纵”（Bassnett&Lefevere，19XX年代初，ElzbietaTabakowska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认知语言学与翻译诗学》已经昭示了运用认知诗学基本原理来分析诗歌翻译的可行性。鉴于其跨学科属性，认知诗学能够成为文学翻译批评与阅读欣赏的一种新型的方法工具，在整合认知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可以有选择性地运用认知学科和文学的核心论题和概念，把认知、诗学和翻译真正地连通起来，从而更大地发挥其阐释潜力。

三、没有完结的结语

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和体验总是永无定论的。翻译研究的新旧范式在不断演进和交替中呈现多元、开放的态势。认知诗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其崛起迎合了新时代翻译研究跨学科领域合作的要求。虽然在不同的时期研究的重心不同，但其始终以认知原理诠释文学文本的宗旨没有改变。认知诗学的跨学科属性将使其与认知文体学、认知叙事学、认知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合作更加密切，因此具有很大的挖掘前景和延展空间。本文在追溯诗学和认知诗学的渊源、回顾翻译的诗学演进的基础上，尝试寻找一条认知诗学映照下文学翻译的新路径。这不仅是一条通往目标的探索途径，而且还是下一个进行大量实证研究的起源，对此，笔者将另文详述，同时期待更多同仁能开辟出更多条路径，为认知诗学的持续发展注入新鲜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