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

浅谈“清代思潮，以复古为解放”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说：“纵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以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我在大致阅读了《清代学术概论》及梁启超、钱穆两位学者所著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后，发现清代学术确实是循此轨迹发展的。以下就清代学术史的发展之路、复古之路作简要分析。

第一步，复宋之古，返于程朱。晚明心学衰落之后盛清考据学未盛之前，程朱理学可以说是社会主流。这种复古最先体现在清初大师们对王学的猛烈抨击，而极力提倡在经学、史学、哲学、科学等多个领域的求真务实的学风。就在明朝士子们无事袖手谈心性的时候，李自成已磨刀霍霍，以摧枯拉朽之势杀入北京。这使得这一帮八股先生们愕然，而更人们感到耻辱的是，满洲人竟野心勃勃，扼杀了农民政权，入主中原。昨天他们还满口讲着明心见性的道理，今日已成为阶下囚、亡国奴。学者们痛定思痛，认为这种空疏学风对亡天下实在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有责任改变这种现状，于是便开始了对经世致用的学问的探索。清学开山之祖顾炎武便是攻击晚明学风第一人。他在《与友人论学书》中谈到：“窃叹夫百余年以来之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余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

曰‘行己有耻’······”他反对向内的主观学问，而提倡向外的客观的学问。他对清朝学术发展的贡献就在于开学风，开治学方法，开学术门类。另一位学术大师王夫之对王学的抨击也是极有力的。他说：“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刑戮之民、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事理’之狂妄。”他喜言哲理，但反对主观玄谈，排斥虚无主义，建设实有主义，想要把程朱理学树为标杆。再有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它成为我国第一部完善的学术史；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证实千百年来的经典竟是造假，严厉抨击了盲目的信仰；颜习斋提出“必有事焉，学之要也”，以为离却事物无学问。清初大师们对空疏学风的愤慨，对经世致用之学的追求，促使王学的反动返于程朱。由于几百年来喜欢谈心谈性的学风不可能突然间就抹杀干净，而阳明学派末流的弊端，已为时代心理所厌恶，而程朱学派较之路数相近，毛病稍轻。所以有王学返于程朱是很自然的，也可以说是一种过渡。

第二步，复汉唐之古。此时已进入清学的全盛期，以考据学为中心，代表人物是惠栋和戴震。这个时期的复古就体现在颜元、胡渭、戴震等大师对宋学的非议。习斋（颜元）反对程朱的主静主义，认为它不但于身心无益处，反而坏身体，损神智。他认同宋儒的“明道”，“穷理”，却认为“道不远人”，反对宋儒以远人为道。他也反对宋儒唯穷理是务，离事言理，执理自是，治学粗糙武断的风气。戴震也说道“宋学以理杀人”，抨击的就是这种

读书的通病。由此观之，程朱理学不再能够成为一盏明灯指引学术发展了。而由于有了惠栋、戴震等学者，考据学已由初期不过占据一部分势力发展到全盛期占领全学界。初期的考据学，还是很不成熟的。如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当中插入了许多日记、信札类文章，体例芜杂。全盛期的考据学，称得上辉煌宏伟了。元和惠栋，世传经学。他著有《九经古义》、《易汉学》、《古文尚书考》、《后汉书补注》等。他的弟子以沈彤、江声、余萧客最为出名。余萧客的弟子江藩写了一部《汉学师承记》，推崇惠派为考据学正统。然而，惠派“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治学态度却是不可取的。这种稍显狭隘的学术态度会阻碍到考据学的发展。戴震过于惠栋之处，就在于他没有门户之见。他对于考据学，尤其求真求实。他常说：“知十而皆非真，不若知一为真知也。”“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仅是戴氏学术，也是考据学的重要精神。至此，清代学术发展已由程朱理学返于汉唐学，考据学反展到顶峰。

第三步，复西汉之古。此时期学术热点在于经学今古文之争，清学分裂的导火线也在于此。不妨让我们先关注一下清学为什么会分裂呢？这当中有清学本身的原因，也有环境变化的原因。清学本身的原因有三。一是考据学的方法虽十分精妙，研究研究范围稍显拘迂。在训诂、名物、典章制度等科，各经数大师既已充分发挥其才干，留给后人研究探索的空白部分就少了。二是考据学发展到彼时，已几乎停滞不前了。且此时思想界俨成一“汉学

专制”之局，加之学派本身的弊端它离衰落也就不远了。三是请学家既教人以尊古，又教人以善疑，二者之间难免产生冲突。再者本学派中异军突起，所以新思潮的产生也是势之必然。环境的变化也有三。一是清初经世致用学派的学风渐转为归纳的研究法，稍显空泛。嘉道以还，积威日驰，人心已渐获解放，而当文恬武嬉之即极，稍有识者，知大乱降临。追根溯源，归于学非所用。作为正统派的考据学，自然首当其冲。二是清学的发祥地在江浙。咸同之乱，江浙受祸最烈，文献荡然，所以考据学也开始走下坡路。三是。鸦片战争后，西学输入。学者们对国内现状感到痛心，渴望探索外面的世界。于是，他们想别树一派，向正统派发出挑战。这便是清学分裂的学术和环境背景了。

再来说说经学今古文之争是怎么回事。什么是今古文呢？早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六经就已经绝迹了。到了汉代的时候，各儒学大师开始以其所学经学知识来传授知识，今古文之争出现。伏生所传28篇叫”今文尚书”，孔安国所传16篇，叫“古文尚书”。到了东汉末，大师服虔、马融、郑玄都尊习古文，古文学大昌。南北朝以来，经说学派只争郑（玄）、王（肃），今古文之争遂熄。到了清代，节节复古，更有阎若璩所著《古文尚书疏证》，证实《古文尚书》为伪，那么经学今古文之争就不足为奇。今文派主要攻击古文为伪经，认为贾、马、许、郑，“殊不足以尽汉学”。这就进入了以复古为解放的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

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在今文学运动中，集大成者非康有为莫属。他著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巨作。他认为孔子的伟大之处在于建设了新学派，鼓舞了人类的创作精神。由于他所处的社会背景，康有为所谓的“改制”，有一种政治革命、社会改造的意味。他的这三部书对思想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从根本上动摇了清学正统派的立脚点。康有为的改制考宣示着进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锋芒所及且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

正如梁启超所说，人类理论思维的发展不是沿着一条直线进行，一种新思潮的产生也不能无依傍地凭空而起，而是往往将历史上留下来的资料作为研究的前提，并根据时代和阶级的要求对这些资料进行改造，从而成为一个新学派。“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卷而缱演之。如剥春笋，越剥而越近里；如啖甘蔗，越啖而越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现象也”。清代学术的发展正是以复古为解放，在此基础上取得学术进步。因此，对梁启超先生的观点——清代学术思想发展的总趋势是“以复古为解放”，我表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