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俄三边关系

新形势下中美俄
三边关系研究
姓名：刘超
学号：15000705
一、中美俄三边关系发展脉络
冷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苏联解体，中国崛起，美苏两极对抗格局已不复存在，然而如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所预言的那样，中美俄仍然是世界舞台的主要棋手。

从新中国成立到今天，中美俄三国关系一直是国际上的三只重要力量，三国之间的关系也不断地变化，但是总体上的非对抗性和相互依存，模糊了中美俄三边关系结构，使三边关系中的每一边都是矛盾与合作的混合体，使任何两方都难以结成联盟或形成对抗，三边关系总体经过了以下阶段。

（1）五十年代：中美关系：中美爆发战争（朝战），有关朝鲜半岛之事，更是人尽皆知，两国主流关系降为冰点。

中苏关系：前期两国主流关系相对紧密，后期开始恶化。

美苏关系：两国早已互视对方为头号对手，冷战越演越烈。

（2）六十年代：中美关系：中国与美国半直接交手（越战），两国主流关系并无明显改观。

中苏关系：两国主流关系持续恶化，直至爆发举世侧目的“中苏边境战争”。

美苏关系：美苏冷战持续尖锐，且大有拖全世界下水之势。

（3）七十年代：中美关系：美国结束越战（惨败而归），中美主流关系开始逐步升温，大有抱团取暖之感。

中苏关系：中苏主流关系持续冰点，末期中越爆发战争，中国直接出手教育“苏联的心腹”。

美苏态势：美消苏长，苏联的“声势”攀至巅峰。

（5）八十年代：中美关系：主流关系或可称之为“蜜月期”，但中国在“蜜月期”吃下“蜜糖”的苦果，在末期显现无疑。

中苏关系：两国间开始逐步解冻，而中国依旧我行我素，持续教育“苏联的心腹”越南，不断地消耗着苏联的生命力。

美
苏态势：苏联“内外交困”，“声势”大不如前，美国再次“当仁不让”的契机，越来越明显。

（6）九十年代：中国：治病养体、韬光养晦。

美国：独孤求败。

俄国：死中求活。

中美关系：关键词：“演变”、“银河”、“使馆”等。

中俄关系：迅速升温，互有支持。

美俄关系：苏联解体，美国对其是“趁你病要你命”。

（7）2000年至今：中国：逐步崛起。

美国：予取予夺后，开始衰退。

俄国：总算缓过一口气，但无论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其实力依旧羸弱。

中美关系：中国已逐渐壮大为美国的头号对手，双方明争暗斗不知几何。

中俄关系：“互为盟友”。

美俄关系：两国依旧针锋相对，对美国而言，俄国的“对手地位”早已退居其次。

通过比对时段的划分已将“中美俄”三国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定性的主流关系”表述清楚了，上述概括重点是在于要呈现“中美俄”三国“多变关系”的一个客观事实！而这多变的关系就要从国与国之间的利益纷争说起。

二、中美俄三边关系实质
修昔底德说:“利益一致是国与国之间或个人与个人之间最牢靠的纽带。

”十九世纪,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也说,国与国之间“唯一持久的团结纽带”是“没有任何相互冲突的利益”。

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给全国的告别书中,在号召美国人奉行“与所有人和平与和谐相处”信条的同时,强调指出,“在贯彻这一原则时,
没有任何东西比排除长期而固执地仇视某个国家和热爱另一些国家的必要性更重要了。

如果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习惯性仇视或习惯性热爱,那么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奴隶。

它是自己仇视或热爱的奴隶。

这两种感情的任何一种,都足
以使这个国家丢掉自己的义务或利益”。

一句话,他要求继任国家领导人抛弃诸如互利、高尚等虚假感情的迷惑,根据实用的国家利益制定对外政策。

国家利益是一国对外政策的出发点与归宿点。

中美俄三边关系的实质在于:在综合实力对比失衡情况下,及在对国家利益认知、界定基础之上,中美俄为追求各自国家利益最大化而产生的关系互动。

一方面,两极解体和全球化造就了美国的一超独大,使得美国与中俄及其它国家的实力差距拉大,但同时又使美国变得异常脆弱,陷入安全困境。

美国在当今世界拥有占据支配地位的实力,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视作传统国际稳定的堡垒,在全球化浪潮中视己为世界各国的楷模。

美国的实力优势又增加了其对它国进行说教时的道德使命感。

在强大实力的魔棒引导下,为追逐全球利益,凭借巨大的世界影响力,美国对它国主权越来越不在乎,不断对它国传统的社会秩序进行解构。

一超独大诱使美国罔顾中俄国家利益。

为防止中俄对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构成挑战,美国不断蚕食中俄两国的国家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与安全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渗透,也因此而与中俄滋生更多的磨擦与纷争。

在美国达到权力巅峰的同时,信息时代带来的现代技术正在使地理距离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庇护作用变得越来越小,使毁伤手段变得多样化、破坏半径增大及远距离实施攻击变得更加容易,加之它国传统社会秩序的瓦解,美国的国家安全面临日趋多元化的威胁,面临前所未有的强大与脆弱并存的突出矛盾。

为摆脱安全脆弱的困境,美国需要中俄的合作与支持;但为了追求绝对的自身安全,美国又常常干预中俄两国的内部事务,并有计划、有目的地在中俄周边进行预防+威慑的战略部署。

另一方面,中俄两国的实际国情需要将处理好对美关系作为各自对外政策的重点。

无论是中国的和平崛起还是俄罗斯的大国复兴梦,都需要为本国的经济发展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安全的周边环境;两国均视以美国为首
的西方国家的资金、技术及其市场为各自经济发展所必需。

因此,中俄的国家利益促使两国尽可能主动避免与美国的摩擦与冲突,在出现争端时力求通过谈判与协商解决。

但中俄毕竟是世界重要大国,在涉及核心国家利益,特别是涉及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时绝不会迁就美国。

“当前国际社会的最不均衡态势在于独大的力量格局与缺乏国际体制支撑这两者之间的鲜明反差。

”由于与美国实力相比存在严重的级差,中俄在抗衡美国时必须相互依赖或相互借重。

中俄认为美国的一超独大不仅有损两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不利于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符合两国国家利益。

中俄在针对美国的大战略方面具有较多共同或相近的利益,但在涉及地缘政治利益方面却存在戒心与竞争。

由于中俄在国家利益、目标及实现手段方面存在差异,因而在制约美国的过程中彼此相互依赖与相互借重具有相当的局限性。

特别是对于中国的崛起,美俄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后一致认为,“中国问题”对它们内政外交政策的影响将越来越大。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发展与壮大,俄美对华潜在的戒备程度也不断提高。

为了弥补实力对比失衡,最大限度地追求并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中美俄三边关系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冷战后呈现四大特点。

首先是非零和性。

三方中任何两方的合作及任何一种名义的战略关系定位都不具有结盟性,即使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特定时期具有明显的针对并抗衡美国的因素,两国也不是以孤立美国为前提或为目标,而是在联合牵制美国的同时保护各自的国家利益免受或少受美国的侵犯。

其次是矛盾性。

中美俄三边关系中矛盾因子多:既有争执、竞争、冲突与对抗,又有对话、妥协、协调与合作。

在相互合作的同时又相互竞争,在相互防范的过程中合纵连横、相互制约。

三是非对称性。

中美俄
三边关系的发展不均衡,中美、中俄与美俄这三组双边关系在不同领域的发展程
度明显不同,而且面临的主要问题也存在很大差异。

中美关系在经济贸易领域发
展程度高,但在军事安全领域存在极大的相互猜疑与戒备心理。

中俄关系虽在政
治领域及军事安全领域有较高的互信度,但在经济合作方面存在严重滞后现象。

美俄关系在军事安全领域有较成熟的互信机制,但在民主改革进程及地缘政治方
面矛盾突出。

四是国家利益成为三边关系发展的唯一动力与外交政策指南。

国家利益至上是中美俄三国领导人执政的首要考量,意识形态几乎完全淡出各自对外
政策的主导位置。

中美俄三边关系的调整、变化与发展皆源于国家利益这个中心,国家利益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需求是导致三边关系起伏不定的主要原因。

三、“一带一路”下的中美俄三边关系
2014年，中国外交的最大变化无疑是中俄关系的走近和新提出的“一路一带”战略，而这两者之间也密切相关。

中国现在虽然倡导多边外交、全球外交和周边外交、对非外交，但大国外交依然是重中之重，这源于中国以崛起大国自许。

所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而在大国外交中，对美外交和对俄外交又是重中之重。

美国在金融危机重创下，虽然实力削弱，但依然是当今世界综合国力最强之国，俄罗斯则为中国近邻，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又是中国能源和尖端武器的来源国，故而在中国外交中，一向仅次于对美外交。

中美俄——这个在北京看来全球最重要的三角关系，过去一直维持着这种微妙的平衡。

从中国的角度看来，中俄关系的重要性要超过中美关系，外交呈现出一种亲俄疏美态势。

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的第一站就选择莫斯科，今年以来，习近平在国际场合已六次会见普京，总理李克强等其他中国领导人也多次同俄罗斯领导人
见面。

相反，对美关系则出现降温迹象，中国领导人自去年以来尚未对美进行正式访问(习近平去年的访美属于非正式访问)，在国际场合会见奥巴马的频率也不多。

尽管在APEC会议上及随后奥巴马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在中南海夜话，双方还达成了气候、军事、贸易和签证协议，改善了曾一度紧张的双边关系，但从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互动来看，两国的战略互信还显得非常脆弱。

这种亲俄疏美现象，与地缘政治的变化和美国对华政策有关。

中美关系对双方而言都是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为此，习近平去年在和奥巴马的庄园会见中提出了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但一年多来的表现说明，美国并不真正重视该建议，因为新型大国的真正含义是取得和美国的平等地位，要美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这自然和美国的期待相反，美国即使不把中国看作敌人，也尚未准备好将北京作为平等伙伴，因此，其重返亚洲的战略被中国认作主要针对自己。

此种情况在奥巴马最近对中国的访问中虽然有所改进，表示要同中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但美国能否视中国为真正平等伙伴，而不只是外交语言，看来很难。

然而，中俄关系的发展要顺利得多，在俄罗斯因乌克兰问题与西方闹翻后，更有同中国发展更紧密的全方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愿望与动力。

所以，中俄关系在这样一个大的战略背景下升温，也就很自然。

中国提升中俄关系，除了因为两国共同面临着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外，也有出于“一路一带”的考虑。

“一路一带”战略是北京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工具，同时也是输出中国过剩产能和资本的途径，所以，它又被称作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

一些中国学者辩解，“一路一带”战略是一个商业规划，没有政治意图，这实有点“掩耳盗铃”味道。

任何一项经济计划作为外交战略推出，都带有某种政治使命在内。

中国的“一路一带”战略使命，就是要用它构筑“亚洲命运共同体”。

“一路一带”分别指的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用中国外长王毅的话说，两大倡议是要以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快向西开放为契机，为自古以来的丝绸之路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与各国一道，为亚洲的整体振兴插上两支强劲的翅膀。

这就涉及到与俄罗斯的关系问题。

因为“一带”所涵盖的中亚国家，多数过去隶属于前苏联，苏联解体后，它们与俄罗斯有着特殊地缘关系，多半被后者视为自己的保护国。

尽管“一路一带”带有北京的战略使命，但它首先是一项经济战略构想，是作为经济外交的内容出现的，即以“一路一带”为中国的经贸先行注入新内容。

而这其中关键的因素还是要处理好同俄罗斯的关系，避免被俄绑架而最终走向结盟或准结盟地步以抗衡西方，如果这样，将会使全球沦为以中俄为一方，以美欧日为另一方，其他国家选边站的类似于冷战时期的冷和平格局，这对中国来说，是最坏的情况，预示着中国外交的失败，和崛起的夭折。

因为中国崛起是在不改变现行国际秩序的前提下，如果中国在尚未最终崛起前就试图改变国际秩序，那么，现行国际秩序中那些有助于中国崛起的因素就会消失，至少会消减，尽管中国崛起后对国际秩序会产生影响，并提出自己的诉求，但这是一个自然投射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试图改变现状。

但目前有迹象表明中俄滑向这种结盟的可能性。

在中俄双方“相互给力借力，共同抵御外部风险和挑战”的同时，中国必须避免给外界尤其是美欧传递一种中俄结盟抗击西方的信号，小心被俄罗斯拉下水。

对中俄双方的合作，北京应该做到心中有数，切忌头脑发热，要避免受民间民粹情绪的影响，同时，对因此而带给“一路一带”战略的风险，也要有预案。

四、中美俄三边关系思考
中美俄三边关系是当今全球化条件下三国在追求国家利益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因综合国力对比失衡而造成彼此间政治、经济与军事关系非均衡发展,但深具发展潜力及非敌对冲突本质的、合作与竞争交织的复杂的新型战略关系。

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俄罗斯,都视与其它两国关系的改善、稳定与发展符合本国的核心国家利益,这就为三国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由于综合国力的失衡及国内政治演进的变化,三国在界定并追求国家利益时不断发生碰撞。

在历史与现实政治的作用下,中美俄一时难以摆脱对彼此行为和意图的猜疑,从而加剧了对彼此的戒心与防范。

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困境之中,中美俄三边关系既合作,又竞争;既斗争,又妥协;既戒备,又力避冲突;周而复始,螺旋发展。

(1)科学把握中美俄三边关系发展趋势
科学判断并正确把握中美俄关系在多元结构里合作是基础、竞争是常态、防范是必然的发展规律。

在多元结构发展过程中,尽管中美俄因国家利益相左而竞争不断,还是存在着变挑战为机遇,化竞争为合作的改善关系的广泛空间。

冷战期间,中美准结盟以共同对付苏联,乃是因为迫于苏联对外扩张的压力,中美意识形态的敌对矛盾让位于国家安全的矛盾;冷战结束后,中俄关系的迅速改善及抗衡美国因素的增长,乃是出于反对美国蚕食中俄国家利益的需要,中俄边界矛盾与领土纠纷让位于国家经济振兴的矛盾。

建立在综合实力基础上的现实国家利益,将促使中美俄三国在竞争中寻求更多、更大的合作领域,同时力避敌对冲突事件的发生,三国关系的这一发展趋势将不以任何一国的意志为转移。

因为各自的国家利益将使三国认识到,“单纯的多极抗争未必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前景,但多种文明背景下的多元发展理应是符合人类生存状态的一种将来。

(2)正确认识国家利益对三边关系的复杂作用
由于国家利益的界定受国际环境与国内政治的影响,因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国家利益会有轻重缓急之分。

只要实现国家利益的目标与手段发生变化或调整,就会对中美俄三边关系造成复杂的影响,美国的国家利益就是根据季节和时令的不同而不断变换着的叫卖与交易。

美国这种反复无常的叫卖与交易,无疑促使中国加强与北方邻国的关系,以便在与美打交道时获得更多的筹码。

正确认识国家利益的可变性与优先次序的不定性,就是要未雨绸缪,科学预见并及时把握中美俄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利益变量,提早制定政策应变方案,趋利避害,维护三边关系的健康发展。

(3)国家利益是外交关系的基础
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一这是美国立国后对外政策始终奉行的金科玉律,是新俄罗斯推崇备至的外交政策圭桌,也是中国开始逐步接受并奉行的外交政策方针。

因此,“国家利益第一”成为中美俄处理彼此关系的原则。

外交为政治服务,政治是国家利益的体现。

无论中美俄三国领导人如何更替,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掌政权,无论候选人在竞选时如何表态,在处理三国外交关系时他们都要回到一个元点,即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决定中美俄三边关系的基础。

在中美俄三边关系中,美国毫无疑问处于一个中心位置,在对华对俄关系方面占有更多的主动,这是因综合国力差异所致。

美国与中俄力量结构的严重失衡,促使后者必须相互借重才能达到与美国的某种平衡。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就是在当今国际格局出现力量失衡的情况下受结构性需求影响而诞生的自然产物,旨在
于打破美国一超独霸的世界力量格局,以确保中俄国家利益得到尊重或免受重大损失。

但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与美国的贸易依存度之高,使得“与美国经济关系的祛码将重于与俄罗斯政治关系的祛码”,因此不可能和俄罗斯“谈及建立某种具有相互保障义务的政治联盟”;而俄罗斯则“试图重新发挥东方和西方之间的纽带作用”,与中国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优先性质”,同时也是俄“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回答。

”由此可见,中俄存在的重大共同利益主要集中在政治领域和战略领域,如俄认为,要部分维持或尽快恢复俄罗斯世界大国地位,“中国是国际政治舞台上唯一可以信赖与依靠的大国”;而中国也认为,“国际舞台上任何反对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独断专行的努力都离不开俄罗斯的政治支持”。

因此,中俄成熟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多半是基于对方在现实及未来战略格局中地位与作用的清醒认知。

但是,在中俄当前首要关注的占据国家利益主导方面的经济发展领域,双方对美国的需求及重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彼此间的战略协作。

正是因为中俄均将发展经济当作最重要的国家利益,视作本国最大的政治,才将对美关系作为各自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才不会为了对方的利益而严重损害与美国的整体关系。

此外,“从中长期角度说,中俄综合国力不平衡发展在俄罗斯眼里则构成了更深层意义上的安全利益”。

中俄需要美国的合作与支持多于后者对前者的期望与需要,这是力量对比失衡之结果,也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制衡美国的局限性所在。

只有当美国对中俄两国国家利益造成危害与蚕食时,中俄抗衡美国的因素才会在一个较短的特定时期成为三边关系的主旋律。

从中长期看,中俄的国家利益不允许它们与美国对抗或冲突。

但这决不意味着,中俄在美国的国家利益棋盘上无足轻重。

相反,无论是解决地区问题还是全球问题,美国已经变得越来越离不开中俄两国的支持与合
作,如伊拉克问题、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反恐问题、经济全球化及联合国改革等。

特别是,一旦美国置身于中国发展事业之外,不仅将失去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庞大市场及可能获得的巨大经济利益,而且将失去对中国的影响力,这意味着在应对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的挑战面前,美国国家利益可能将面临难以估量的威胁。

随着中国的不断强大及俄罗斯的渐渐复兴,美国对中俄的关注也越来越大。

中美俄三国利益已经相互渗透、融合,纠缠在一起。

尽管美国与中俄在广泛的领域拥有共同利益,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还是要求促使俄罗斯不仅成为一个“民主的”、能够“接受美国和欧洲共有价值观”的国家,而且成为一个在营造“比较稳定与比较合作的欧亚大陆”过程中的“小伙伴”,防止俄罗斯迫使“新独立的前苏联各国重新归顺莫斯科”。

对于中国,美国认为它的崛起已经“造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缘战略问题”。

为防止中国与俄罗斯“结成大联盟”,美国的国家利益促使其同时“在欧亚大陆的西部、东部和南部边缘巧妙地施展地缘战略手段”,力图“把一个正在实现民主化和自由市场的中国纳入更广泛的亚洲区域合作框架”。

综上所述,国家利益要求中俄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同时也要求中俄尽最大努力扩大与美国的合作,缩小分歧,避免冲突或对抗,维持友好关系;国家利益促使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但同时也促使俄对东方巨邻的快速发展保持警惕。

国家利益要求美国高度关注中俄的发展趋势,防止中俄成为挑战其世界领导地位的敌对霸权国家,但同时也要求美国寻求与中俄的广泛合作,以维护美国的地区和全球利益。

合作、竞争、妥协、防范与牵制,构成了当今中美俄三边关系发展的鲜明特点,而这一特点的背后则是三国外交关系的基础——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