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佛教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当代中国佛教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孙健灵普麟晏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佛教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一方面，经济发展给佛教文化传承带来了诸多机遇和挑战；另一方面，佛教文化可为经济发展提供“文化支撑”甚至“文化引导”。

若能强化其“文化支撑”作用，开发其“文化引导”功能，实现佛教文化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共生共荣，不仅有助于推进中华文明伟大复兴，而且有可能引领世界经济“和合发展”，这也是佛教经济学的“中国实验”与“中国拓展”。

【关键词】当代中国佛教文化经济发展良性互动佛教经济学
【作者】孙健灵，曲靖师范学院中国铜商文化研究院教授，民族学博士；普麟晏，曲靖行政学院哲学教研室副教授。

当代中国佛教是中国五大宗教中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广泛的宗教，以至有人称之为“一教独大”。

然而，当代中国佛教也是遭遇商业化围困最突出的宗教，以致需要国家多个部门先后联合发文制止寺庙“被承包”“被上市”行为。

①这些借教敛财行为在短期内有助于地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但它不仅损害佛教形象和佛教权益，也不利于真正的“经济发展”，从文化到经济都是一种“自毁长城”的行为。

因此,处理好佛教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不仅涉及中国佛教文化持续传承，而且关乎市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文化基因研究”（项目编号：18XJL003）阶段性成果。

①参见国家宗教事务局等十部委《关于处理涉及佛教寺庙、道教宫观管理有关问题的意见》（国宗发[2012]
41号）；国家宗教事务局等十二部委：《关于进一步治理佛教道教商业化问题的若干意见》（国宗发[2017] 8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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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济健康发展，是一个从实践层面到理论层面都应认真对待的问题。

一经济发展给佛教文化传承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经济发展”是从农业社会走向工商社会的世界性历史进程，无论中国以前的计划经济还是现在的市场经济，都是这个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经济发展包含着“经济增长”但不限于“经济增长”，它还包括经济结构变化、生活质量提高、社会结构改进乃至文化与经济相协调等内容。

当代中国佛教文化是在经济发展这个大背景下传承的，并且与经济发展存在互动关系。

这种关系首先是经济发展给佛教文化传承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经济发展给佛教文化传承带来的机遇
1.经济发展使社会财富增多，也使寺院财力得以增强
作为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变过程的“经济发展”，是在近代以来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推动下，使人类经济活动的重心从农业转向工业，并形成了不断增大的商业交易规模、日益扩大的商业交易网络，使社会财富空前增多，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度受到冲击的宗教信仰也走向复兴，社会为教团提供的财力支持也日益增多。

当今中国，佛教寺院不仅有普通民众的大量布施，而且获得了一些富商的捐赠。

如，香港有李嘉诚捐资逾15亿港元兴建慈山寺的行为，大陆也有王健林捐赠10亿元以重建南京金陵大报恩寺的举动。

台湾佛教团体具有强大的资金吸纳能力，则与20世纪60年代以后台湾经济快速发展紧密相关。

①如今大陆佛教名山名寺所在地区，也通过旅游业发展吸取了信众和游客的大量钱财，只不过很多收益并不归寺院所有。

但在总体上，中国佛教寺院财力都因经济发展而得以增强，使佛教界更有能力从事弘法活动，开展佛学研究，参与慈善事业等。

2.社会转型期的信仰需求增长，形成了佛教发展的“拉动力”
“经济发展”在使农业社会转向工商社会的过程中，也使“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其后果之一便是“社会转型”。

无论“经济发展”还是“社会转型”，
①参见麻尧宾《当代台湾佛教寺院经济的社会资源述略》，《宗教学研究》2004年第1期；张文彪《台湾佛教发
展中的经济因素》，《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4期；何绵山《试论当代台湾佛教界对资金的吸纳》，《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第4期。

当代中国佛教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27都是在“市场经济”中展开的。

而市场经济往往将“效率”置于“公平”之前，市场竞争必然使生活节奏加快、收入分化加剧、社会分层加速、社会矛盾加深，使社会不稳定因素大大增加、社会犯罪率急剧上升，并且最容易滋生官员腐败。

这些现象都难以在短期内缓解或消除，并且竞争激烈、疲于奔命成为一种常态，使现代人很容易产生不安全感、空虚感、忧虑感、孤独感、失落感乃至绝望感。

个体寻求精神慰藉的途径之一是宗教信仰，无论他（她）们选择何种宗教，也无论他（她）们怎样体悟信仰，客观形成的“信仰需求”拉动着宗教发展。

而中国佛教作为历史悠久、影响广泛的宗教之一，自然也得益于这种“需求拉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佛教徒不断增长。

虽然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准确的数据，但学术界的一个估算是“总数2亿人”，只不过“80%没有正式皈依”；佛教信众包括三类人群：“精英阶层”数十万人、“实力阶层”数百万人、“草根阶层”超亿万人。

①佛教徒“总数2亿人”，以及试图从佛教文化中吸取“精神营养”的更多的民众，必然拉动着中国佛教的发展。

3.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提供了佛教文化国际化的舞台
经济全球化是在近代工业革命推动下形成的商品、资金、人员等越来越多地突破国界的经济活动国际化趋势，“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向纵深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人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将以往相对隔绝的文化多样性（包括宗教多样性）也带向了全球。

本来，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从发源地走向全世界，就是一种比“经济全球化”更早的“文化全球化”现象。

但是，当今世界的文化全球化基于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宗教走向世界也比历史上的宗教文化全球化具有更强的动力、更大的规模，再次塑造着“世界宗教版图”，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就佛教而言，也不再只是分布于南亚、东南亚、中国、日本、韩国、蒙古国等亚洲国家，在作为基督教大本营的欧美国家也得以蓬勃发展。

这是中国佛教“走出去”的基础和契机，作为三大语系俱全的佛教文化大国，中国理当借助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在国际文化舞台上充分展示中国佛教文化的魅力。

这不仅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需要，也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需要。

①参见王志远《信众三类人群总数2亿80%没有正式皈依》，凤凰网-华人佛教，2011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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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科技革命和技术创新，提供了佛教创新发展的动力和手段
历史上的两次工业革命，以及正在开启的“第三次工业革命”，都是以科技革命和技术创新为支撑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向纵深发展的经济全球化，直接得益于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让曾经“远在天涯”的世界变得“近在咫尺”。

网络化的世界使宗教传播不再限于传统的面对面的讲经、布道活动，“网络宗教”成为宗教传播的新渠道，甚至今后还可能成为“主渠道”。

“当西方世界在国际互联网改变了教众有关上帝概念的同时，它也许更多地改变了宗教徒自己。

对许多人来说，加入网络讨论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行为。

……这样的信仰不依赖于伟大的、外在的力量来改变世界，而是依赖于普通的人们，他们组成一个整体，创造了一个将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和佛教徒等联结在一起的国际互联网。

靠彼此联系，人们或许开始找到一个他们以前无法想象的上帝。

”①佛教团体、佛教信徒也建立了大量网站和讨论群组，对于弘扬佛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这对于中小城市寺院，特别是乡村寺院无僧人住持、僧才严重不足的中国佛教界来说,更应思考如何借助网络弘法，在创新发展中让更多信众受益。

（二）经济发展给佛教文化传承带来的挑战
1.中国佛教如何适应工商社会
工商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人口城市化”，大量农民纷纷涌向城市，现有的、潜在的佛教信众也将越来越集中于城市。

而且，一项关于“中国信徒地图”的研究表明：“信众人数最多、增长最快的是基督教和佛教。

……从地理上看，越往西往南，佛教的优势越明显，而越往东往北，基督教优势越明显。

除此之外，两者在城乡的扩展也明显有别：基督教的复兴主要发生在农村，农村基督徒占基督徒总数80%左右，而佛教的复兴则更多在城市。

”②农村佛教信众以妇女和老人为主，而城市佛教信众男女皆有且都受过不同程度的学校教育，他（她）们对佛教的信仰需求也将有别于农村的妇女和老人。

能否把握他（她）们的信仰需求，并为之提供有效的宗教服务，中国佛教界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①姚南强：《新媒体网络宗教挑战还是机遇？》，凤凰网-佛教，2010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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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李晓璇、黄章晋：《中国信仰地图：佛教信众近2亿以城市居民为主》，凤凰网-佛教，2014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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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佛教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29佛教适应社会、服务社会，才能被社会所认可。

佛教服务社会的成效，取决于佛教社会功能的开拓与发挥。

佛教曾被称为“荐亡的死教”，乃在于很多僧尼以“赶经赴忏”为生计，丧失了灵性修为和精神引导的能力。

“20世纪挽救佛教危机的主要措施正如释慈航所概括：'要靠兴办教育、文化和慈善（事业）这三大救命环’”；而现代工商社会“更需要的是宗教主要功能的转换——从传统的心理安抚为主转向精神激励为主，从传统的强制的禁欲伦理为主转向积极的自愿的节欲伦理。

”①此外,中国佛教“还欠缺一大社会功能——社会协调功能的开发”②。

面对日益集中于城市的现有的、潜在的佛教信众的需求，以及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中国佛教界是否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人才储备和经济实力？
2.中国佛教如何坚守信仰本色
信仰是宗教的根本，佛教当然也不例外。

佛陀创教的本怀是“利益众生”，是要求僧众和俗众在信仰实践中“了脱生死”。

作为佛教徒，尤其是出家人，必须以内在的修为和外在的形象去感染和影响世人，才能完成佛教“普度众生”的使命。

中国佛教历来有以身作则、续佛慧命的高僧大德，也不乏投机钻营、追名逐利的伪劣僧人。

明清以来，佛教衰微，甚至为社会所鄙视，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僧尼俗化、不守戒行”的现象相当严重。

而当前中国（大陆）佛教界，在内部有一些伪劣僧人腐化堕落，在外部有一些不良商家借佛敛财，都是损害佛教形象、毁灭民众信任的行为，都在挤占佛教本该拥有的发展空间。

无论佛门内部的腐败还是社会对佛教的侵蚀，都是“道德失灵”和“法律失灵”的一种表现，深层次原因则是全社会的“信仰危机”。

而在信仰重建过程中，佛教无疑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在商业化色彩越来越浓厚的时代，名闻利养不仅驱使着俗人，而且诱惑着僧人。

如果缺乏“正信”的引导和约束，以及对佛教寺院产权的有效保护，中国佛教就难以充分发挥“化世导俗”“救度众生”的作用。

因此，如何在物欲横流中坚守信仰本色，是中国佛教面临的又一大挑战。

3.中国佛教如何维护合法权益
工商社会是一个“经济冲动力”最旺盛的社会。

如果缺乏有效的社会约束，不
①陈兵、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民族出版社，2000,第190页。

②陈兵、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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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世俗活动中容易滋生假冒伪劣现象、坑蒙拐骗行为，而且“利润至上法则”也可能渗入信仰领域，从而形成“借教敛财”行为。

当前寺庙、宫观“被承包”“被上市”现象，就使中国佛道教饱受诟病。

尽管国家宗教事务局等十部门已经明确否定佛道教寺观“被承包”“被上市”的做法，并且着力清理一系列“借教敛财”行为，但由于现行宗教法律法规尚不完善，佛道教寺观的产权制度尚不明晰，加之现行管理体制的限制，地方政府和商家的行为，很容易抵消国家宗教事务局等部门的工作成效，使佛道教团体的权益保障更显得乏力。

工商社会还是一个“恶事传千里”最突出的社会。

工商社会的资讯发达、信息畅通，包括宗教团体在内的种种社会活动，都会迅速暴露于大众面前。

如果是来自宗教团体内部的败德行为、违法行为，这样的信息传播恰好起到了社会舆论监督的作用。

但基于“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的信息传递机制，负面的信息更容易广泛传播，来自宗教团体内外的侵害教团名誉的行为，很容易被大众当作整个中国佛教的形象，从而放大了这些侵害行为的负面影响。

近年来，一些不懂得尊重别人信仰，或者“以丑为美”的人，就炮制了多起“辱佛事件”。

龚琳娜演唱《法海你不懂爱》戏谑佛教禅师，以及“从延安街头悟空八戒烤卖唐僧肉，到惠州交警炮制'好色唐僧'，再到央视毕福剑公然辱佛”，中国佛教一再“遭遇践踏信仰的严冬”①。

佛教团体、佛教信众遭受了巨大伤害，中国佛教界却显得无能为力，也使一些不明就里的受众以为佛教本来如此。

面对“借教敛财”，面对“辱佛事件”，不仅需要中央从呵护传统文化、重塑民族精神的高度提供法律保护，而且需要佛教界认真思考“忍辱”与“维权”的关系，主动出来维护合法权益。

同时，“好事”应当宣传，“坏事”也需要说明或澄清,中国佛教协会的“新闻发言人”或许应该多出场一些。

4.中国佛教如何面对基督教的竞争
中国佛教也曾经是“外来文化”，但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早已成为中华文化主干“儒释道”的一部分，发挥着为个人提供信仰服务、为社会提供安定氛围的作用，因而在历史上多数时期都能得到民众的信赖和统治者的支持。

但是，在经济全球化、
①李哲：《为唐僧法海正名泱泱大国该回归人文时代了》，凤凰网-华人佛教，2014年2月1日，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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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佛教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31
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经历20世纪艰难复兴的中国佛教，虽然有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却也存在诸多积弊。

其中一大积弊是，僧尼坐等信众朝拜，缺乏基督教那种服务现实人生、主动劝人入教的精神，一些传统上信仰佛道教的地区，不同程度地插入了基督教的“据点”，甚至完全成为基督教的“地盘”。

由于经济全球化是由欧洲基督教世界引发的，基督教不仅在近代殖民扩张中率先走向全球化，而且在当代也依托欧美经济发展而继续向全世界传播。

近年来流行于中国的“宗教市场论”固然有其先天缺陷①，但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宗教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竞争，佛教“地盘”被基督教“抢占”，也反衬了佛教竞争力之不足。

尤其是与基督教强大的经济实力、积极的传教方式相比，中国佛教处于劣势。

“积极传教”类似于经济市场的“出色营销”，但若出发点不是“名闻利养”而是“利益众生”，竞争有何不可？而且，中国佛教面对基督教的竞争，并不仅仅是“地盘”问题，也是对社会的“贡献”问题。

更加积极的弘法利生，本来就是僧尼的职责，竞争又有何惧？
二佛教文化可为经济发展提供文化支撑和文化引导
文化对经济的支撑与引导，乃是“经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所说：“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的高效率运行依赖于强有力的价值观和规范系统”；“发展中国家必须不仅要重视审慎行为的优良品德，还要重视那些补充性价值观的作用。

”②“价值观”“规范系统”“优良品德”便是“文化”，它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

佛教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作为一种“非主流意识形态”，也可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文化支撑”，乃至“文化引导”。

(-)佛教文化可为经济发展提供“文化支撑”
1.经济发展需要“非正式约束”(意识形态)提供“文化支撑”
众所周知，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来之不易，经历了艰难的认
①参见范丽珠《现代宗教是理性选择的吗一质疑宗教的理性选择研究范式》，《社会》2008年第6期；王奇昌
《此市场非彼市场一对宗教市场论的再讨论》，《世界宗教文化》2014年第3期。

②〔印度〕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颐、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261、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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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过程和复杂的思想斗争。

为了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中央在行政体制改革、法制建设、意识形态教育等方面不断努力，“服务型政府”正在形成，“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也已取得明显成效。

而在这些改革背后，“新制度经济学”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需要制度保障，“制度”包括正式约束（正式制度）、非正式约束（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三个部分。

“正式约束”又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契约等；“非正式约束”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因素，其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实施机制”则是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彼此依存、有机结合、自动调节所形成的内在关联和运行方式。

健全的“经济发展”，需要在“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有机统一并有效实施的“制度”支撑下进行。

新制度经济学所谓“正式约束”乃是通过法律程序制定和实施的各种规则，也就是政治和法律，可统称为“法制”；所谓“非正式约束”是由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等）所统领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性等，其实也就是“文化”。

中国的“法制”正日益健全，“文化”却相对滞后。

中国还普遍存在“制度约束软化”现象，即便在法制越来越健全的今天，经济活动中的败德行为、违法行为乃至犯罪行为仍然屡见不鲜。

因此，比主流意识形态范围更广的“文化”及其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受到重视。

在“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中，后者为前者提供“经济支撑”的功能更为显眼，而前者为后者提供“文化支撑”的功能却往往被忽视。

但随着社会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深入，人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正如叶小文先生所说：“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当代中国，越来越期待这强有力的'文化支撑'”；“文化支撑从哪里来？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要从自己的土地上，从历史文化的积淀中，发掘、生长、繁衍出来”①。

中国佛教对经济发展的“文化支撑”，就是可“从历史文化的积淀中，发掘、生长、繁衍出来”的功能。

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包括佛教在内的传统文化是
①叶小文：《对“文化支撑”的新期待》，网易新闻中心，2011年10月18日，http:〃/11/1018/
09/7GKVOEQA00014AED.html o
当代中国佛教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33“断代”的，儒释道思想对当代中国人的影响不足。

不用说儒家主要影响知识分子的“修齐治平”理想，即便是佛教更为深入民间的“因果业报”观念，或被遗忘，或被认为“虚幻”。

很多经济活动当事人只会盘算如何逃避法律的制裁，哪管它什么“因果”与“报应”。

但作为佛教徒或受过佛教文化熏陶的普通民众来说，从追求“福报”起步，到自觉自愿地诚实守信，再到秉承佛教精神、主动“利益众生”。

这样的人越多，经济社会活动中的败德现象、违法现象就会越少，经济发展就会健康而有序地推进。

目前“总数2亿人”的佛教徒，以及随佛教文化不断扩大影响而受到一些熏陶的其他民众，将使佛教文化能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2.佛教以“宗教对经济发展的文化力”来提供“文化支撑”
佛教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支撑”，是通过“宗教对经济发展的文化力”来实现的。

“宗教对经济发展的文化力”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激发力”、“导向力”和“感通力”。

①佛教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激发力”“导向力”和“感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激发力。

人是有目的的动物，都是在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指导下生活的，尽管不是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对受过佛教文化熏陶的民众，尤其是佛教徒来说，佛教信仰不仅提供了是非对错的标准，而且指明了人生奋斗的目标。

“上报四重恩，下济三涂苦”不仅是佛教徒“回向”的内容,也是佛教徒“修行”的责任。

无论圈子较小的“父母恩”“三宝恩(上师恩)”，还是范围更大的“众生恩”“国王恩(国土恩)”，都是“报恩无尽”。

以这样的境界做人做事，岂有不努力报效社会的。

落实到经济生活中，那就是努力创造财富，尽量俭约消费，并多做扶危济困、利益众生的事情。

(2)导向力。

每个人都在潜移默化中受过一定道德规范的影响，即便一些人从短斤少两、坑蒙拐骗等败德行为中获取眼前利益，也并不是公开挑战道德规范，只是“不知因果”或“不畏因果”。

但作为佛教徒以及受过“业报轮回”思想熏陶的大众，即便没有“上报四重恩，下济三涂苦”的情怀，也知道或担心自己的所作所为对“来世”或“现世”的影响。

这是具有普世性的“五戒”“十善”等佛教伦理具有约束力或导向力的社会基础。

“五戒”“十善”，连同“无我”“慈悲”，“四摄”
①贺汉魂、许银英：《宗教对经济发展的文化力》，《中国宗教》2003年第9期。

34中国佛学（总第四十四期）
“六度”，经过“创造性转换”，有可能造就太虚大师所倡导并为印顺法师所深化的“东方天职观”。

①
（3）感通力。

佛教是“修心”“治心”的宗教，“心”决定了人自身的未来，也决定着世界的面貌。

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就强调“和谐世界，从心开始”。

从“看得见的”社会功能来说，佛教若能积极参与文化、教育、慈善事业，并且充分发挥精神激励、社会协调的作用，自可“感通”世人之心。

从“看不见的”社会功能来说，佛教徒可念经祈福，国家宗教局前局长叶小文先生曾到一所寺院考察，谈到目前中国基尼系数比较高，社会不安定，“希望和尚们多念念经”，只是被一位记者将其逻辑误解为“和尚念经可以降低基尼系数”。

降低基尼系数依赖于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和尚念经的作用是“感通人心”、安定人心，从而安定社会。

（二）佛教文化还可为经济发展提供“文化引导”
如果说，佛教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支撑”作用还有相当的现实基础，那么，佛教对经济发展的“文化引导”功能似乎就是“天方夜谭”了。

这里面临的几个难题是：第一，经济发展需要“文化引导”吗？第二，佛教文化有能力对经济发展进行“文化引导”吗？第三，如果佛教文化有能力引导，中国佛教又该怎样发挥其作用呢？下面将做一些初步论证。

1.经济发展需要“文化引导”
虽然“经济发展”并不等于“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仍是“经济发展”的首要内容，因而国际社会普遍使用<<GNP>,（Gross National Product,国民生产总值）或"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来分析经济增长，中国公布每季度、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即是GDP增长率。

然而，无论“GNP”还是“GDP”，都存在一种严重缺陷，最大的缺陷是经济增长往往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为代价。

因此，有经济学家曾讽刺性地将“GNP”解读为“国民污染总值”（Gross National Pollution）o为了克服“GNP”和“GDP”的缺陷，经济学界做出了不懈努力，先后提出了“NEW”（Net Economic Welfare,经济净福利）、“绿色GDP”等概念。

这些新概念都很有意义，但始终未能取代“GNP”和“GDP”，原因在于它们只
①参见陈兵、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第170-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