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成长小说研究综述

２０世纪成长小说研究综述
众所周知，“成长小说”这一小说类型乃是近代随着欧风美雨进入中国的文化舶来品。

不过与一度叱咤风云的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等等相比，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它都默默无闻，连公认的定义和评判标准都没有。

孟繁华、曹文轩们甚至认为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成长小说，只有类成长小说。

然而瓦片也有翻身日，成长小说近几年行情见涨：不仅有许多成名作家宣布自己写的是成长小说，而且有为数不少的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出现，大有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之势，相信与人们的“个体观念”、“自我意识”逐渐增强有关。

“成长小说”一词译自德语“Bildungsroman”或“Entwicklungsroman”，又译做“教育小说”、“修养小说”、“塑造小说”……在欧美是个源远流长、影响极为深远的小说传统，中国起步较晚，目前的研究成果大致分“定义介绍”、“主题探讨”、“理论研究”和“外部视野”四类。

一定义介绍：翻译家与理论家
1.翻译家：早在1909年，包天笑就有半译半作的《馨儿就学记》等“教育小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杂志》上连载，影响很大，还曾获得当时教育部的嘉奖。

①30年代前期，《申报·自由谈》上有过关于“教育小说”的专门讨论。

但真正有分量的介绍文章出自后来冯至、杨武能和刘半九等著名翻译家之
手。

同为“译序”，冯至1943年在为自己翻译歌德的经典教育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中文版序言》一文时使用“修养小说”或“发展小说”的名目，着眼于“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强调的是个人调整自己以融入社会的需要。

②而杨武能1999年重译之后的“代译序”中不仅说明以《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为代表的德国教育小说带有浓重的启蒙运动的时代特色，而且进而把整部名著归纳为“逃避庸俗”，明确指出“教育小说”并非只是在学校念书，而是指广义的“人生教育”，看重的是主人公对自己人生的自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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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至、杨武能师徒介绍的重点还是歌德小说的意义阐释，刘半九在为田德望译的《绿衣亨利》作序时则用了更多篇幅高屋建瓴地讨论“教育小说”这种小说类型的自身特点：
往往是以一个所谓“白纸状态”(tabula rasa)的青少年为主人公，通过他的毫不离奇的日常生活，通过他一生与其他人相处和交往的社会经历，通过他的思想感情在社会熔炉中的磨炼、变化和发展，描写他的能力、道德和精神的成熟过程、他的整个世界观的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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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强调主人公的最后命运既不能是明显的惨败，也不是虚假的胜利，以便读者自觉把生活当做严肃的课程而奋勉向上，不免画蛇添足——成长小说中同样有悲剧意味浓厚的作品。

2.理论家：艾布拉姆斯风行世界的《欧美文学术语词典》中专门有“Bildungsroman和Entwicklungsroman”的条目：
表示“主人公成长小说”或“教育小说”。

这类小说的主题是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叙述主人公从幼年开始经历的各种遭遇。

主人公通常要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危机，然后长大成人并认识到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和作用……“教育小说”的一个重要的分支是艺术家成长小说（Kunstlerroman），表现小说家或艺术家在成长过程中认识到自己的艺术使命，并把握他的艺术技巧的经历⑤
艾氏可贵在对“主人公的精神危机”的强调和“艺术家成长小说”这一亚类型的总结。

但成长小说未必始自幼年，托马斯·曼《魔山》写的就是青年主人公的精神历程。

莫迪凯·马科斯《什么是成长小说》一文综合诸多定义之后的最终理解是：
成长小说展示的是年轻主人公经历了某种切肤之痛的事件之后，或改变了原有的世界观，或改变了自己的性格，或两者兼有；这种改变使他摆脱了童年的天真，并最终把他引向了一个真实而复杂的成人世界。

在成长小说中，仪式本身可有可无，但必须有证据显示这种变化对主人公会产生永久的影响。

⑥他还根据主人公经历事件后的心理和行为变化程度，把成长小说划分为三类：第一类，主人公获得尝试性经验，他所经历的事件只把他引导至成熟的门槛。

这一类故事往往强调事件对主人公的震撼效果。

第二类，主人公未完全成熟，只是被引入成熟之门，但却茫然不知所措。

第三类，主人公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跨入了成熟之门，这一类小说通常表现了主人公对人生的顿悟和自我意识的获得。

巴赫金在《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一文中认为：以往遵循纯结构原则（即把整个情节集中在主人公的教育过程上）和只要求小说中有主人公发展、成长的因素的这两种分类标准都没有抓住要点。

教育小说与其他小说最大的区别在于“人的成长”这个重要的因素。

大部分小说的情节、布局以及整个内部结构，都从属于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主人公形象的稳定不变性、他的统一体的静态性。

主人公在小说的公式里是一个常数；而所有其他因素，如空间环境、社会地位、命运都可能是变数。

而教育小说塑造的是成长中的人物形象。

主人公形象动态的统一体。

主人公本身、他的性格，在这一小说的公式中成了变数。

这种分析可谓鞭辟入里，但巴赫金此文主要是通过对长篇小说类型演变史的考察来阐释其小说整体观：小说的情节类型、布局结构总与作家时空观、世界观密切相关。

教育小说只是这位大师理论巡礼中的一站，虽然洞见迭出、精彩纷呈，但明显有从理念出发的痕迹。

⑦
二主题探讨：青年学者的大胆探索
中国成长小说出现虽早，研究工作开始却晚。

真正成规模还是近几年的事，主力军是一批年轻的博士硕士，他们的学位论文构成了第一批研究成果。

1.博士论文：樊国宾《主体的生成——50年成长小说研究》是填补空白的第一部，几乎也是迄今为止功力最深厚、哲学思辨性最强的一部。

⑧论文分两部分，分别对1949-1976、1977-1999这两个时段的成长小说进行考察。

作者采取现象学的研究方法，首先从众多成长小说中提取典型意象和普遍情节，进而分析它们的深层社会历史意义。

上篇选有：“新人”、精神之父、道德内指、命名仪式，下篇是：“那个个人”、肉身之父、欲望吸盘、归于庸常，不仅纲举目张，概括出了各自时段中成长小说的精神特质，而且两相对照之下，看得出时代变迁下社会思潮的衍变或流转。

大致说来，作者认为1949-1976年成长小说以革命为主题是新兴的革命意识形态对人们的规训和整合，而把1977-1999年成长小说中多元化倾向归结为消费时代价值观念碎片化的结果。

平心而论，樊著固然逻辑严密、立论精深，但大而化之，结论多少有些简单化。

这与论述过程中小说文本不太充实有关，但也有为保持理论构建的完整而有意识地忽略“不合理”文本之嫌。

同是博士论文，李学武《蝶与蛹——中国当代小说成长主题的文化考察》则视野开阔，⑨以大量文本分析为主：除“文革”十年之外，十七年小说、新潮小说和知青小说全被囊括在内，实际上成了“成长视角下的当代小说研究”。

开篇先从“成长”本身的心理、生理意义谈起，详细梳理了成长小说的西方文学脉络，从而在讨论中国当代成长小说时有了一个非常稳固的背景和参照系。

樊国宾以主题意象为论述中心，极少小说文本的完整分
析，而李学武采用心理学和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对小说文本的理解时有敏锐深切的闪光之处。

2．硕士论文：田广文《困惑的张望——新潮成长小说论》⑩认为传统的教育式成长小说的定义局限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狭窄范畴，无法概括20世纪以来成长小说对个人内部生命体验的开掘和表现，提出以题材为原则来界定新潮成长小说，认为反叛、漂泊、孤独、原欲是新潮成长小说中最基本的主题话语。

许美霞《论中国当代成长小说的内涵》[11]认为中国当代成长小说其实就是讲述了一个个体怎样通过生理和心理的种种挫折而成为走向理性成熟的主体的，革命、爱情、性、亲情和友情等主题是其重要内容。

孙靖《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叙事学研究》[12]则是研究现代中国成长小说的惟一努力：认为中国现代成长小说以写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变迁为主，最能反映出时代发展的潮流和国家、民族前进的方向。

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发展脉络涵盖了整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是国家民族的成长寓言。

成长小说是舶来品，翻译家们最初的“译序”也是针对外国名著而作，上述学位论文把研究重点放在中国成长小说之上，且篇幅、深度皆有可观，这是非常难得的。

然而过于集中于“主题、思想”方面的探讨、缺乏本体研究是其不到之处。

三理论研究：外国文学研究者的努力
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有句名言：欧洲是“小说的社会”，欧洲人是“小说的儿子”。

小说在西方文化传统中
的地位可想而知，西方对小说的重视程度也可见一斑。

具体到成长小说，至少在17、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卢梭《爱弥儿》、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就已是相当完整的成长小说了。

数百年来，西方学者的成长小说研究早已非常成熟，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国内能见到的极少。

好在这种状况正在得到改善：外国文学研究者直接、强大的语言优势，更多对外学术交流的机会，使其不仅拥有相对完备的资料优势，还可以直接借鉴西方学者的经典论述，因此更容易在理论研究上做出成绩。

芮渝萍的专著《美国成长小说研究》全面考察了成长小说的欧洲传统以及美国成长小说的叙事结构、人物原型、叙事特征和文化透视，资料性极强。

孙胜忠《德国经典成长小说与美国成长小说之比较》大段引用西方学者的经典论述，从小说主题、主人公性格特征、人生遭际、行为方式和文本结构等方面，辨析德国经典成长小说和美国成长小说之间的联系和差异；从社会、文化、存在主义哲学和精神分析学等视角分析成长小说变异和发展的成因。

文章认为成长小说在18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兴起是因为当时德意志处于严重分裂的民族危机，而欧洲德语国家一批杰出的教育改革家要通过早期教育使孩子们成为自律的公民和开明社会中的有用成员，以便把德国构建成为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

而美国是个朝气蓬勃的年轻民族，一心向往的是“成长”而非“拯救”，所以James Hardin 指出：“‘大多数成长小说的定义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调和看做
是这类小说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些定义全然排除了现代小说，因为现代小说很少表现这种人为的结局，其‘结局是开放的’、不明朗的、相对的。

”[13]因此，经典成长小说强调反映客观现实，探讨人和社会如何统一；而美国成长小说在反映社会现实的同时，重墨描写的是主人公内心世界的痛苦和绝望。

谷裕《试论诺瓦利斯小说的宗教特征》从词源学角度入手：“Bildung”一词在启蒙运动前原意为“塑造”和“内在塑造”，在中世纪只应用于神学讨论中，在虔敬主义中“上帝塑造”演变为人之“内在塑造”，到18世纪时才有了世俗的“教育”、“教养”的意思，即从“内在塑造”转向“以外在知识塑造”。

这就揭示出成长小说长期被遮蔽的另一重要类型：即人物在外界触动下“内心自我”逐步显现，而不是一味为了迎合社会和时代纯粹妥协退让、放弃理想。

文章把诺瓦利斯宗教意味极浓的《海因里希·冯·奥夫特丁根》与歌德的经典《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相比较：
海因里希并没有与身外的社会接触，也没有从事任何社会实践活动。

……小说主人公的经历来自对理念本身的直观，最后达到的是精神上的成熟和完善。

他没有成为一个像迈斯特那样自然与理性、个人与社会和谐统一的艺术家，而是在内心达到了一个更高的精神境界。

[14]
同为成长发展小说，歌德追求的是艺术家个人与社会的融合统一，而诺瓦利斯笔下的诗人走的却是一条内在发展之路。

而王炎的博士论文《小说的时间性和现代性——以欧洲教育小说为中心》[15]对成长教育小说进行“谱系学”（genealogical）分析，将文学形式作为探讨现代性的一种中介方式，以揭示出现代性时间叙事如何重塑了文学对世界的想象；将小说形式的研究置于时间性现代性话语这一宽广的背景之中，来厘定现代性与欧洲成长教育小说的内在脉络和紧张关系。

作者认为从18世纪晚期欧洲“成长教育小说”的兴起开始，现代西方小说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学形式，始终承载着对现代性的时间观念和现代化进程中意识形态的反省。

论文对小说本体论研究极有启发性。

然而，如果一味沉溺于理论，一任外文资料在文章中跑马而不知自省，久而久之就会丧失起码的文学感受与自我立论的能力，甚至可能挟洋自重，靠夹生的西方术语大言欺世。

这同样是中国文学研究者需要警惕的问题。

四外部视野：来自教育界的声音
“Bildungsroman”或“Entwicklungsroman”又译为“教育小说”，顾名思义容易造成两种误解：一是当做简单的“教育题材”小说，二是理解为一般的“劝诫训喻”小说。

第一种误解由来已久，可以说成长小说能在晚清传入中国都是拜它所赐：当时政府痛感传统教育陈腐落后不足以应时局，大力进行教育改制、兴办新式教育，教育顿成社会热点。

最初的“教育小说”——包天笑的“三记”（即《苦儿流浪记》、《馨
儿就学记》和《埋石弃石记》），和后来叶绍钧的《倪焕之》都是在教育部直属的《教育杂志》上连载后出单行本的。

1974年夏志清写《教育小说家金溟若》一文时犹持此说。

[16]2001年，蔡世连在系列论文“现代教育小说简介”中对“教育小说”的理解也不过是文学与教育的联姻。

[17]因为的确有很多教育小说从主人公学龄时期写起，如卢梭的《爱弥儿》，有的甚至主要写读书生涯，如赫尔曼·黑塞的《在轮下》。

教育界人士在“成长小说/教育小说”中看到的是学校教育与自然教育、新旧教育制度的弊端、师生关系等等纯粹教育学的问题。

他们讨论最多的国外“教育小说”是卢梭的《爱弥儿》，国内的就是叶绍钧的《倪焕之》和早期以教师生涯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了。

解放前，阿英就已指出：《倪焕之》是一部很有力量的反封建势力的教育小说，此后直到20xx年才有人认为，“教育小说实际上是反映人在成长中接受各种教育，比如爱国教育、教学教育、学习教育、情感教育、社会教育、人生教育等等，从而造就人格的完善，体现人生的价值过程的作品。

”[18]
第二种误解与“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道德文章”的窠臼有关。

这一点从晚清小说中“家庭教育小说”、“历史教育小说”、“女子教育小说”等标示就可看出。

[19]当下的古典小说研究从《歧路灯》研究开始往外延伸，把古典小说中劝善惩恶的小说都划在“教育小说”之列。

其实除《歧路灯》之外，其余的短篇实属勉强。

[20]即便《歧路灯》研究，大多也是着眼于其中
的教育思想而非人物成长。

[21]这种生搬硬套只会造成概念混乱，对学术本身没有任何好处。

倒是教育界人士由于知识背景不同，在理论上有不少创见。

王兆璟在《教育小说：流变及省察》一文中认为：“对于教育学者与教育学科的诸多困境，教育小说的研究不仅在于‘解弊’，重要的是，它开辟了一条教育思想接受史的合理理路。

”[22]文章从德国的骑士史诗《帕尔齐伐尔》开始，对教育小说的源流详细考察之后认为：“作为教育思想的表述形式，教育小说中兴于卢梭与裴斯泰洛齐。

原因盖在于启蒙运动思想对人的心灵的冲击，人的心灵在这个阶段开始觉醒，并且需要一种新的人生哲学的指引……与其说世界接受了卢梭与裴斯泰洛齐，不如说接受了教育小说。

”潘一禾《文学家笔下的教育——外国教育小说一瞥》的归纳则是：“首先，小说家笔下的‘教育’总是与社会、人生构成三维的立体画卷……其次，小说家笔下的‘教育’在否认已有的‘教育’之后，总是歌颂大自然和人的自然本性……第三，小说家探讨教育总是从自己谈起，几乎所有的教育小说都有作家自传的成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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